技术与价值的理性交往：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传播

专业价值判断与智能推荐的理性算法，哪个更合理？哪个更科学？哪个更符合新闻专业的宗旨？智能化在信息传播领域盛行的时代，推荐算法是否体现了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的特质？如何理解科技的合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的合理性（价值理性）的关系？在新媒体传播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否可能平衡？

算法推荐 与科技理性

推荐算法是通过追踪用户的网络行为，运用一些数学算法计算出个人特征、环境特征等相关信息，并推测出用户可能喜欢的内容。其类型包括基于内容的、基于用户协同过滤的、基于关联规则的等数种常用的和数十种在用的算法。

仅就 信息分发 的角度而言，算法要了解并匹配三方面的特征：一是用户特征，包括兴趣、年龄、职业、手机型号、阅读历史等；二是环境特征，算法会根据时间、地理位置、网络情况、天气情况等环境特征，因时因地地给用户做推荐；三是通过算法去分析文章的内容和特征，包括关键词、主题词、标签、热度、时效性等。

三项特征相匹配后，用户就获得了智能平台推送的个人化推荐信息流。算法媒介平台上，每个用户都有一个高维的向量表，每篇文章（包括文字新闻、图片、视频、直播、问答等）也都有一个高维向量表，用向量计算加加减减就知道图像里面是什么，加加减减就知道它的内容能产生什么样的情感——悲伤、快乐、害怕……机器知道用户在什么时候想看什么，平台对信息进行过滤、审核、个性化分发，之后还有互动、交流和二次传播。

算法推荐不只是参与信息分发，还参与创作、审核、互动。传统媒体时代，创作、审核、分发都需要人工完成，如今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更多地通过智能算法来进行。智能算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可以做到信息的个人化——对每一个用户做精准计算并形成个人的信息流。

智能算法推荐已经具备了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条件和特点。在智能算法中，目前新媒体平台最常用的包括基于内容的推荐、基于用户协同过滤的推荐、基于关系的推荐等等，尤其是被Facebook、Amazon等广泛应用的秘诀神器——基于用户协同过滤的推荐，可以通过人与人、物与物的距离的算法，通过降维式的算法，极大地增强精准性、有效性、预测性。

工具理性行为即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是根据目的、手段和后果作为其行为的取向，是把手段与目的、目的与后果、各种可能的目的进行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目的和后果之间可能是相互竞争和冲突的。它不同于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是目的至上的行为，而价值理性行为是人根据自己的信念和要求所做出的行为，是价值观至上的行为。

作为工具理性范畴的科技理性，有其特质： 具有精确性，它用数字符号定量化地阐释事物；是一种对象性思维，一种主体、客体再分的思维方式；具有无限扩张性。但是，科技理性的无限性追求与科学技术知识的相对有限性却存在着矛盾。 科技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或负面的影响，那要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来消除这种结局或影响；有些问题如果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因为科技还不发达。

科技具有复杂性，正如赫拉利所说： 人工智能 以及其他技术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还将会对社会经济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它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与思考：人类依靠人工智能的同时，是否还认同一些应有的价值观或者专业的信念？是否如赫拉利所说的那样——依靠人工智能的决定越多，就越会失去自主决定的能力，并且我们越来越信任计算机？就如同我们使用了GPS和手机地图后，丧失了认路的能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否能协同平衡？

工具理性及其理论批判

工具理性理论的源头是韦伯。韦伯以“合理性”（理性）概念作为他的出发点，把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理性的稳步增长，所以合理性在他的理论中起了核心作用。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重要特征是人的社会行为越来越符合合理性要求，社会结构越来越合理化，社会日益理性、可控，现代科层制就是合理化的实现。

韦伯在论述“社会行为”时，认为“社会行为”包括四种，前两种是“目的合乎理性的，人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另两种是情绪的和传统的。

工具理性的最高合理性是包括对行为目的以及对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的自觉思考和选择——一个人可能有几种目的，但其根据某种标准，选择了其中的目的，然后根据其对效率、效果的判断，选择一定的手段来实现。价值理性则将手段作为自觉思考的对象，目的被赋予了终极价值——信奉了这些价值观，则使用、效果的合理思考都是无关的了，个人不必衡量哪种价值更可取，只考虑其信奉的价值要通过什么手段来实现。价值理性是始终如一、有计划地以信奉的价值为取向。

技术理性的发展，使理性越来越工具化，霍克海默批判说：如今理性不仅成为商业工具，而且理性的主要职能在于找到通过目标的工具以适应任何既定的时代。马尔库塞认为“技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作为工具、装置和器械的总体性，标示着机器时代，它同时也是组织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它体现了主导性的思考和行为模式，是控制和支配的工具”。

技术越来越成为获得利益的主要方式，当人成为机器的附庸之后，理性也就越来越成为经济利益的工具——以数学理性为模型的启蒙，最终把人的思想变成了利益与权力的工具。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纯洁性已经消失，社会的一切行为都变成了技术行为，政治也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先导目标。

在这个理性工具化的时代，传统思想中的价值思维消失了，人越来越异化。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批判性继承了韦伯的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理论。

人工智能等科技，是十分符合目的合理性的载体，其手段的有效性可以做到精确、量化，达到功利性、利益最大化。但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最受诟病的，就是其目的至上、本身被当作了谋利谋权的工具，忽略了价值理性中那些思想意识、义务、尊严、美、规训等信念。

智能算法应用于新媒体传播，是从信息分发开始的。如上文所说，它以用户的特征（包括需求、兴趣、环境因素等）为导向，追求信息与用户的精准匹配、个人化分发。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升级换代（从内容网升级到关系网）、智能学习的不断深入，算法已经不只是参与信息分发、推荐，它还参与到信息的创作、审核、互动等整个过程中。

当算法自动算出热点信息的内容、标签、主题词、表述结构后，它可以指导创作者如何创作出能成为热点的信息，也因此，英美媒体正在兴起使用数据分析工具，以变革信息生产模式、驱动记者与用户新型互动融合。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效应：内容写什么、怎么写？用户数据告诉你；用户什么样，用户数据告诉你；如何成热点，用户数据引导你。

也就是说，由用户说了算。 这就带来了问题： 过度依赖智能化的工具理性，是否会影响新闻从业者和我们每类作者的价值判断？如何避免记者编辑、信息创作者以点击率、访问量为唯一诉求，进而一味迎合用户、导致内容品质下降？

人机交互、情理共融

由于工具理性的效用性及功利性，科学技术及其运用从一开始就将人的理性限制在解决技术问题的层面上，忽视了在科学技术活动的运用中人的本质发展以及人的存在感，科技逐渐形成了一种霸权，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随着技术力量的逐渐强大，工具理性的作用也被无限地放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

在操作层面，传播的价值理性包含哪些信念？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和形势下，传播的价值观却并不是一致的，甚至也并不十分清晰。在资本主义的欧美等西方国家，传媒以商业利益为目标，以专业性为手段，宣称传播目标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政府更好地为民众服务，运用的手段是努力做客观报道，信奉自由的传播价值观；而在社会主义中国，传媒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目标是要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必须服从于社会效益。

因此，在当代中国，新闻业传播业的价值追求应当是社会效益取向，按照价值理性的信条，这是不可动摇的信念。

智能算法的运用，极大地服务了人民，这一点毋庸置疑。在传播导向方面，中国的智能算法也在服务于党和国家。通过这些服务，新媒体公司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当然，如韦伯所言：从目的合乎理性（工具理性）出发，价值合乎理性总是非理性的，而且越是把信奉的价值上升为绝对的价值，就越是非理性的。不过，他也指出：社会行为仅仅是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为取向，是极为罕见的。现实的行为可能只是接近这些类型，经常会有一些混合型的。如果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作应有的平衡，智能算法的应用仍然是有着价值追求的。

当然，确实也有不少非价值理性的运用，导致行为上迎合用户的兴趣最低点、用低俗猎奇甚至虚假的信息赚取注意力从而获得经济利益。如何在两者之间加以平衡或者进行优化呢？

哈贝马斯的理论也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他提出了一个比工具理性范围更广的理性概念，即交往理性——内在于交往行动的理性结构。交往行动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语言理解和沟通过程、通过这种理解和沟通来协调他们各自的行动计划的过程，区别于“目的性行动”等。

他认为，工具理性体现了交往者对于客观世界而不是社会世界和自我世界的一种态度，是在社会系统中产生影响的。工具理性是交往理性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环节，要让它回到其合法范围内——用以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用以提高社会行动的效率。

交往理性是从社会系统的角度去看待科技的行动和功能的。能自觉地在社会系统中确定自己的定位和行为，可以有效地克服科技理性的问题，提升科技的合理性。目前一些重视价值追求的新媒体公司，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人机交互也成为目前智能算法中加强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手段。通过人+机器、机器帮人、不断迭代的 大数据 闭环，能够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体现人的主导性和价值观。

（作者陈昌凤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石泽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