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移动支付悄然串出“数字丝路”

当印度人在用Paytm打突突车时，孟加拉人正在用bKash收助学贷款，而马来西亚的车主可能在用TnGD“无现金”过高速公路。当中国香港的菲律宾家政服务通过GCash向家乡亲人汇款时，在马来西亚的巴基斯坦打工者也用上了Easypaisa的跨境 支付 服务……

据第三方粗略统计，目前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尚有超过20亿人没有银行账户，但正如几年前的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出现基于数字技术创新的积极变化。这种变化的驱动因素之一，即来自中国 金融科技 企业的“走出去”的推动——自2015年 蚂蚁金服 选择印度作为出海第一站开始，五年来，随着中国工程师将技术带往“一带一路”，移动支付正在成为“数字丝路”上的普遍选择 。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支付宝及其协助“复制”的9个本地钱包，已服务到全球12亿人。 这背后，是“合作伙伴+技术输出”模式探索的逐步成熟。这一技术主导的出海路径，不仅让“一带一路”倡议有望在移动支付领域率先成形，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案例库提供了创新的模式参考。

中国方案出海“造船”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出海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近年来，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中国金融科技公司由于实现国际范围内技术和模式的“弯道超车”，在产业规模和应用模式已经做到全球领先。

从应对国内市场增量趋缓和企业“走出去”的双重需要看，“出海”是必选项。2016年10月，在蚂蚁金服成立两周年的年会上， CEO井贤栋宣布了公司未来发展的三大战略，国际化作为其中之一被明确提出—— “未来四年内，蚂蚁金服的用户50%在海外，50%在国内；未来九年，可以服务全球20亿消费者”。

此后，蚂蚁金服国际化布局节奏明显加快，“两条腿”走路的模式也逐渐明确——一方面随中国游客“走出去”提供相应跨境支付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入股等方式对当地支付机构进行“本土化”改造，服务当地用户，并派出团队进行技术、运营等方面支持。

虽然在海外布局上，蚂蚁金服目前已经搭建起一条较为明确的路径—— 基于中国游客出境游的扫码付款、全球收全球付的跨境支付系统以及全球范围内分享先进技术经验的普惠金融实践。 但在彼时，“技术出海”的路径和细节并未一开始就那么清晰。

2015年，支付宝在资本层面对印度支付公司Paytm开启战略投资， 一开始蚂蚁金服是在理念、业务逻辑上帮忙，并没有想到技术。

但海外复制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印度手机号码不是实名制，曾有用户“钻空子”套取转账奖励金，导致公司险些关闭这一功能。Paytm创始人维贾伊曾反思，这是由于当时公司风险控制能力太弱，团队不到10人，审核用户行为数据时，采用的还是线下纯手动方式。

从2015年8月开始，蚂蚁金服的技术团队开始频繁飞往印度，从系统架构改造，到风控体系搭建，再到数据分析、运营方式，全面帮助Paytm提升平台能力。由于技术不能直接挪用，需要做大量本地化工作， 最多的时候，其向印度Paytm派出了100多名工程师，而Paytm也会派出技术团队到杭州学习。

在这种“贴身式”教学中，蚂蚁金服自主研发的反欺诈、反洗钱等技术开始系统输出， Paytm建设起了一套远程开户系统。不仅可以通过挖掘用户交易行为大数据，实现预判交易风险，还将服务范围扩张到了农村偏远地区。

在蚂蚁金服全球本地化钱包技术负责人熊务真看来，支付宝在中国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以支付宝踩出来的一些经验帮助全球合作伙伴，可以让他们少踩一点坑。

具体到移动支付的这种技术输出，由于各国法律、市场成熟度以及市场需求的区别，也并不能简单标准化复制，而是更多需要采取因地制宜、一地一策的打法。

而在海外选择合作方时，也更注重“优势互补” 。比如在投资韩国社交平台Kakao旗下的支付公司时，由于支付宝金融属性和业务加构更清晰，但社交属性弱，因此双方合作中约定：支付由支付宝做、社交由Kakao来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Kakao在此前虽然接受过腾讯投资，但在Pay业务端仍就选择了蚂蚁金服。

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国际金融合作均是敏感问题。因此，在与海外机构的合作原则上，支付宝基本上采取的是相对低调的战略投资方式——通过占较小的股份实现既保持双方战略目标一致又符合当地监管要求，然后尽可能提供技术辅助。

这其实也回答了出海造船之所以成为一种新阶段下的新模式的核心差异——更注重本土化、经验和技术分享以及本地伙伴的培育。

从数字中国到数字丝路

在Paytm的样本取得成功后，蚂蚁金服开始逐步将“技术分享+合作伙伴”模式在亚洲多国复制： 2016年起，其陆续投资泰国支付企业Ascend Money；菲律宾最大数字金融公司Mynt（旗下拥有菲律宾最大电子钱包Gcash）；韩国互联网银行K-BANK、支付公司KakaoPay；巴基斯坦小微金融银行Telenor Microfinance Bank（TMB）；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银行（CIMB）旗下的Touch‘n Go；孟加拉国移动支付公司bKash，并与印尼Emtek集团合作通过聊天平台BBM提供移动支付服务……

据蚂蚁金服方面统计，在印度，Paytm的用户数量从2015年初开始合作时的2000多万，发展到如今全球第四大电子钱包；印尼的DANA从2018年底上线从零起步，在9个月内增长到2000万，成为当地增速最快的电子钱包；在马来西亚，同样新生电子钱包 TnGD只用10个月即在当地49个电子钱包中排名第一，并率先提出“你敢付我敢赔”的安全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支付宝在海外的“本地伙伴”并不是孤立和零散的。

2018年6月，两个本地版“支付宝”——从香港的AlipayHK到菲律宾的GCash，首次实现了全球首个跨境电子钱包区块链汇款服务的打通，在港务工二十多年的菲律宾务工者Grace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原本需要周末请假出门去汇款点排队三小时，现在只用不到3秒钟。这也真正让技术赋能爆发出了激活区域协同的价值。

事实上，在出海之初，东南亚和南亚的金融欠发达市场就是重要目标，而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密切这些沿线伙伴国家的区域合作就变得更为重要，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恰恰成为了一条重要纽带。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在今年年初发布的《亚洲四国金融科技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和南亚的金融体系并不发达，正规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但另一方面，这些地区人口众多，人口结构非常年轻（东南亚 70%的人小于 40 岁），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强。加之当地一系列 4G 网络等数字基础“硬件工程”的配套上马，金融科技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也急需成熟的先行者“带一带”。

这种需求的一致性也成为“一带一路”金融科技合作的重要基础。

以巴基斯坦为例，今年1月8日，巴基斯坦中央银行行长在伊斯兰堡宣布该国首个区块链跨境汇款项目上线。其技术解决方案由支付宝提供，从项目计划到落地仅用时 168天，“为了引入支付宝的技术，当地政府专门为支付宝开了监管沙箱”。

上述《报告》即认为，中国金融科技公司的国际合作，基本上都是在企业层面自发推动、形成的，而且立竿见影。政府不直接介入而能达成国际合作，可以减少其他国家不必要的疑虑。

从业务模式上来看，目前面向这些地区的技术和模式输出基本停留在支付业务，但在未来，目前在国内通过支付发展到贷款业务、保险业务、理财业务甚至公益、互助计划等成熟模式都可以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参考范本。

据熊务真透露，在过去的几年支付宝9个本地钱包的逐步落地过程中，模式的优化一直在持续进行。最开始，中国团队和当地团队分得比较清楚、有一些界限，开始我们主要集中在推动技术赋能；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看到，其实不单单是技术赋能，还有运营赋能、商业赋能甚至生态赋能，都值得和当地伙伴一起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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