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顾问田涛：中国需要长期坚持实业立国战略

【田涛按语】中美贸易战正酣，华为这家中国公司成为两个大球碰撞、磨擦、挤压的焦点之一，华为和任正非也从而成为全球媒体、政要、学术和科技界、企业界乃至于普通大众持续关注的焦点。何因？根本点在于它在全球通信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和无可争议的技术、产品话语权。

华为是中国科技制造业的经典标杆，华为对制造业的长期坚守、对工程创新和基础研究的不懈投入，对全球的经济与企业管理也不无借鉴意义。

美国今天的诸多问题是过往40年的过度金融创新，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主义扬弃了美国强大的根基：工业资本主义，而硅谷的华尔街化、金融化，使得华尔街+硅谷正在加速度地改变美国传统价值观，改变美国的财富创造模式和财富分配模式，“制造业重返美国”从奥巴马时代就被响亮提起，川普更是疾声大呼并采取了诸多行动，但去制造业几乎成为美国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中国在过去20年左右也经历了制造业被资本化、虚拟经济、房地产浪潮严重冲击的过程，制造业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总体上生存艰难，在一些地方甚至被边缘化，资本、人才等纷纷涌入所谓热门产业，创新大多在风险资本牵引下朝着“短平快”的轻产业、流通业倾斜，社会與论长期冷落、看衰制造业等等，使得我们今天面临的经济与社会挑战、尤其是就业挑战变得复杂而严竣。美国的挑战要从自身找原因，而非其它国家造成的，中国同样如此。

对美国来说“制造业重返美国”至为重要 ，对我们国家来说最紧迫的现实是，如何形成制造业对越南等周边国家的竞争优势，留住制造企业，让工业家们以从事工业制造为荣、为使命，而不是灰头土脸；让制造企业轻负轻装，有信心有能力有决心长期聚焦实业，而不是度日唯艰，转而成为所谓“企投家”或机会主义者。

我们要格外珍惜中国几十年来形成的多种所有制、多门类、多梯次的制造业基础，以未来20年、30年的时间夯实并不断实现转型升级，若干年后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将会大为不同。

华为总裁任正非在多次讲话中倡导向德国、日本、瑞士学习，脚踏实地，几十年如一日瞄准一个方向，做大做强制造业，这是一个放眼世界、并且有30年成功实践的企业家的深谋远虑的观点，很值得今天的中国企业家、社会精英、决策者们研究和思考。

本文作者田涛是华为公司管理顾问，2010年赴丹麦考察制造业和丹麦的劳工制度之后写出此文，首发于《第一财经报》，《华为人报》以整版篇幅全文转载。9年之后重读此文，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泡沫化”和“去实业化”现象种种

发端于上世纪 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的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机遇，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涌现出了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知名企业，如联想、海尔、华为、奇瑞等。特别是一大批中小企业的成长，向国内和世界提供丰富的价廉物美的产品，向世界输出了“中国制造”的新概念，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充沛的活力。这是我国商业史上最为辉煌的黄金时期。

然而，近年来，“去实业化”现象开始急剧蔓延。以高速膨胀发展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正在严重冲击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以房地产业为例。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企业，在过去的10年左右，普遍获得了超常规的扩张。截至2008年底，全国注册的房地产企业达到21.4万家，1986年不足2000家，2000年约为 2.7万家，企业数量和增速堪称世界之最。一批地产商人以神奇的速度进入中国富豪榜，亦堪称世界之最。

房地产成为远远超越实体经济的暴利行业，其引领效应是，从中央到县市，国内稍具规模的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多数，几乎都涉足到地产开发和经营。一些曾经备受大众尊重的知名实业企业，如联想、海尔、国美、雅戈尔、新希望等，也都从主业分兵房地产和资本经营，并赚取了高额利润。

近年来虚拟经济的快速膨胀，已经或正在严重冲击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特别是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普遍恶化，曾经以实业为主体的浙商群体、以资源开发为主体的晋商群体以及许许多多的民营企业，纷纷投身房地产、股票、艺术品等领域。

更为严重的是，众多大型中央企业都曾经是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在国资委近期推动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业计划之后，目前依然还有16家央企被定义为房地产主业公司。

近年来，境外资本尤其是香港资本，也通过各种渠道，纷纷涌入内地房地产业，香港一批知名上市公司其主要利润来自于在内地常年囤积的土地增值和房产交易。同样内地众多上市公司，包括实业型企业，其利润的相当部分来自于地产收益。

中国到处都是大工地，大大小小的城市处处高楼林立，然而，相当多的楼盘空置化，相当比例的楼盘被掌控在投机客手中。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确积累了相当一批高收入人群，但是，在房地产高速发展的前些年，这些多年形成的财富人群的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已经得到了充分释放。所谓中高端住房“需大于供”的现象，其实可能是一个虚幻的假象，在节节攀升的高房价背后，却是相对贫困人群的蔓延，一些潜在的中高档住房需求者的收入水平与购买能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房地产市场的贪婪和投机，在去年以来已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所谓“一套房子消灭一个白领”的现象正在严重腐蚀我国经济的健康肌体，也给社会稳定带来隐忧。

再以资本市场为例，我国有上亿股民，企业家、政府官员、影视体育明星、退休工人、公司白领，乃至于大中小学老师和大学生都加入到了股民行列，整个社会弥漫着赚快钱的财富赌博风气。

在企业界，短期行为成为普遍现象，企业的目标和思维方式也越来越资本化，一些成功上市后的企业，创业家转瞬之间进入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等投资家的行列。而我国最短缺最珍贵的企业家人才，在虚拟化、资本化的大潮下，许多人魔术般地快速成长但亦急速变身，创业、奋斗的文化在企业界变得越来越“落伍”，这已经对我国实业经济的长远发展构成根本性威胁。

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躁动，各个阶层都在被欲望和焦虑所困扰。即便是富裕阶层，也在竞相赶超的资本赌博和虚拟经济的游戏中变得焦灼不安，以至于整体出现价值观的迷失，快乐和幸福感似乎正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社会。

问题在于，在这种财富竞相追比、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真正的竞争力到底是在增强还是在减弱呢？

奥巴马新政：美国启动“再工业化”

对于全球经济格局而言，此次危机最大的改变，现在看来并不是金融监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而是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思路的改变——从“产业空心化”到“再工业化”的回归。对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而言，这意味着全球投资市场、全球贸易市场、全球消费市场格局的重大改变。

2010年1月底，法国总统萨科齐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言犹在耳：“此次危机不是全球化中的危机，而是全球化本身的危机。”

危机之前走向过度虚拟化的美国经济，已经启动了“再工业化”的华丽转身。 2009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发出了向实体经济回归的强烈信号。这意味着，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已充分认识到不能依赖于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拉动经济，开始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再工业化” 成为美国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

要知道，在2007年，美国制造业占国内GDP的比重只有11.68%，对美国GDP贡献最大的行业是金融、房地产业。在次贷危机之前，美国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利润总额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40%以上；美国标普500强企业的总利润中也有约30%是由金融和房地产业产生。经济过度虚拟化、“产业空心化”是美国经济危机的最大根源。

美国“再工业化”不是简单的制造业回归，而是包含高科技引领在内。以智慧地球、智能电网、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等为代表，美国试图引领新一轮新兴产业革命，构建长期经济竞争力。美国还推出了未来5年的“出口倍增计划”。经济危机之下相对较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价格，为美国经济“再工业化”创造了相对较好的基础。

必须意识到，美国的制造业过去和今天依然具备强大的竞争力，“轮子上的国家”一旦回归到“实业立国”的传统财富增长轨道，再加上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美国实体经济非常有可能迎来复苏。在此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和产业保护主义也会变得越发严重。

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思考而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工业化”，是最大的外部环境转换。类似于中国加入WTO之后2001年到2008年的全球贸易环境，很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实业立国”重在国家政策导向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从根本上讲，就是一部中国如何走向工业现代化的历史。

自晚清以来，无数先贤在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面前，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实业救国。然而，迟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终于出现了一次重要的工业化运动，屡遭波折之后，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实业经济才真正迎来宽松发展的黄金时期，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分工又为之提供了千年难遇的重要机遇。

然而，近几年来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虚拟资产市场的急剧发展，非常有可能中断这个重要机遇和黄金时期。要明晰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从过去的实业救国到今天和平时期的实业立国，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家方略。

实业立国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荷兰、英国、日本、美国的财富发展史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荷、英、日经济地位的下降乃至于衰落，无不缘于金融、地产经济的勃兴和实业经济地位的下降，当今美国经济的种种危机也皆缘于此。中国应对此保持足够的警觉。而事实上，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基本国情，更加决定了不能重蹈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重振实业经济的大背景下，我们更需明确提出和长期坚持“实业立国”的基本思路。

怎样做到实业立国？这需要我们明确，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本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处于从属地位。但这两年来，这一本质似乎被颠倒了，众多财经媒体和大大小小的工商论坛几乎无不被所谓的“资本英雄”和“地产新贵”所蛊惑，真正的实业家阶层则普遍被遗忘了。再比如，在许多国家，房地产业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自住房的需求，但在我们国家却成了最大的财富赌场。所以，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实业至上乃国家立国之本，投机盛行是国家的灾难。

实业立国，重在国家的政策导向。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形成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多种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是绝对必要的，但是，除了一些事关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核心领域，政府不应成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运营者。

此外，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特征的中小企业和农业，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方向。保就业、促就业应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最大目标。必须清楚，只有在灵活用工制度的基础上，企业才能得到良性发展，就业才能得到最大满足。其次，所谓的产业结构转型，也必须建立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任何人为的拔苗助长行为和一窝蜂的被动的产业升级，都不利于企业的正常发展，企业说到底是市场化的产物。

创造就业和缴纳税收是企业对经济最重要的贡献。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在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中，企业贡献了我国税收的大部分。创造税负水平合理、企业负担透明的机制，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保障。但令人忧虑的是，我国企业通常还要承担太多就业和税收之外的其他责任。企业，尤其是实业型企业，代表着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要提升国家竞争力，就必须致力于为企业创造平等、宽松、透明的发展环境。

他山之石，可资借鉴。举例来说，丹麦是一个北欧小国，但丹麦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适宜经商的国家”，丹麦自2007年起曾连续两年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位列全球第三。这缘于丹麦灵活的劳工制度、对企业家的重视、教育科技创新领域的高水平，以及较轻的企业税负水平。与当下一些人认为的经济发达、金融市场也一定发达不同，丹麦等北欧国家虽有股票市场但并不发达，房地产业发展也更为稳健，此次危机中，丹麦就几乎没有次贷问题，借贷者的偿付能力相对较好，抵押贷款市场运行稳定。

丹麦是公认的高福利国家，但丹麦拥有极为灵活的企业用工制度，企业可以自由裁员。灵活的就业机制创造了丹麦4%左右失业水平的近似充分就业状态。一旦有人失业，政府会承担起保障机制。但是探究高福利的成本，并不是由企业承担，丹麦企业税率实际上只有25%及以下的所得税，除此之外不承担任何社保等其他支出，高福利主要是由个人通过高比例的个人社会保障税（8%）和个人所得税来支撑。

现代化不等于美国化，当然也不等于欧洲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英美自由资本主义过度发展虚拟经济的做法不适合中国，丹麦等福利资本主义的高福利也不适合中国。事实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丹麦未来经济竞争力的担忧，最大一条就是高福利能否持续的问题。近期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背后的问题就是财政体系无法承担高福利支出。在我国，应该建立普遍基本的比如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大力发展教育，应该成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

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极低的国家，从人均来看依然是一个较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警惕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滋长的乐观和自负，要充分意识到国家和个人财富的增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推崇挣快钱，还是要强调全社会各阶层普遍的实业精神，和以奋斗为本的价值观。

法国总统萨科齐先生今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深刻批评了“金融资本主义”。他指出，危机之前的全球化首先是利润的全球化，所有的结余资产全球化，把一切的资金都给了全球金融业，而没有用于企业和劳工，创业者往往被置于投机者之后，而那些靠利息生活的人超过了靠劳动谋生的人。

萨科齐认为，有一些行为是不能够再得到公众的宽容和容忍的，比如过分的获利，这不能够再被接受，因为它和创造财富、创造就业是不成比例的。这样的一些收入也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和成绩毫无关系。经济应该为人服务，经济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很显然，萨科齐将实体经济的创业者、劳动、就业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上，而金融资产投机则受到抨击。这是清醒的。中国显然也需要这种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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