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劫长歌：中国的历史性挑战远不止眼前的贸易战（上）

2018年春夏以来，中美贸易战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似乎有意考验一下中原百姓的家传战略绝学还剩几成内功。

依当年伟人“十亿人民八亿兵”语式，如今是十四亿人民十亿战略家，还有四亿是高参，估计经过一年多的贸易战沙盘推演，我们的民科们早就把美帝研究透了，是上甘岭还是论持久战，纸老虎你任选一个，勤劳勇敢的伟大人民悉听尊便。

但这样的联想，过于想当然了。今非昔比，昔非今比。贸易战不是上甘岭，历史也不是简单的类比。还须从长程历史视角，看看不同时代的大事件对于生长一个现代大国意味着什么。

若把一个现代大国比喻为修成正果，那么六度劫难就是中国必不可少的修行。

而中国面临的历史性的根本挑战，也远不是眼前的贸易战。

即使仅仅以当年的那场朝鲜战争而言，它在一个大国长程历史的生长周期中，也远不止是“保家卫国”那么简单。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生政权确立后，平定边患、保家卫国只是常规操作。例如秦汉王朝统一天下后都曾逐灭匈奴；唐朝建立政权不久，至李世民时便北击突厥、平定西域；大明王朝前期也曾驱逐蒙元、抗击瓦剌；清朝前期同样用兵西北、平定了大小噶尔丹。即使当年不那么强大的宋，开国的宋太祖、宋太宗也曾经尝试过收复燕云十六州。

顺着这样的历史轨迹，新中国出兵边境、消除外患，本来就是大概率发生的事件。

朝鲜战争又能跟历史上的“保家卫国”有什么不同呢？大不相同。历史上的中原历代新生王朝都是传统文明下的帝国社会，而1949年10月后的中国则可看作为一个现代型社会。

传统文明下的王朝帝国从诞生那一刻起，它就代表了天下先进。而作为一个现代型国家，当它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必然要以工业为根基。但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新中国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工业就无从何谈起。

所谓工业之类，基本只有一穷二白，差不多都要一砖一瓦从零开始。

本来从清末洋务运动到民国，中国也多少累积了一些纺织厂、面粉厂、机器机械厂、兵工厂之类的工业，但它们中的多数不是毁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就是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前给拆走了、销毁了，剩下的烂摊子差不多就是聊胜于无。其实就算民国的全部工业完整地在大陆保留下来，那也只是起一点勉强养家糊口的作用，离支撑起一个大国的现代工业体系还远得很。

新中国所以能够在第一代领导人时期基本建成现代工业体系，除了伟大人民自己艰苦奋斗、海外科学家归来报效祖国之外，“朝鲜战争”正是关键要素之一。正是朝鲜战争之后，苏联核心工业技术才对华开放、苏联技术专家才大批入华支援新社会建设。

为什么苏联技术的对华开放是在朝鲜战争之后，而不是在之前呢？

中苏本是一个阵营的兄弟，友好互助不是应有之义吗？道理上是没错。但斯大林首先是现实的地缘政治主义者。1945年，苏联以外蒙独立、获得库页岛与旅顺港海军基地等为攻打日本关东军条件；击溃关东军后，他们并不顾及兄弟情面，把中国东北能带走的物资都带走了。其后国共内战期间，斯大林支持的是国共两党“划江而治”方案，而非中国统一。

对此，两次普利策奖得主、战地记者哈伯斯塔姆在其名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的朝鲜战争》一书中有过老练的分析。

“内战期间曾多次向苏联请求军事援助，但用毛自己的话说，连个屁都没有得到……他认为斯大林以前喜欢蒋介石，那是因为后者软弱无力，因而苏联肯定可以主宰一个软弱无力的中国。”

“随着他越来越接近于领导整个中国，斯大林与他个人以及两国关系日益紧张。斯大林绝不会拿苏联人的资源、国家利益或是鲜血，去追求所谓某种主义大家庭的事业。”

另一方面，与之相反的是，当时包括苏联在内的西方人潜意识里仍旧将东方看作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地方，更不必谈什么国际尊严与价值了。

朝鲜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西方人第一次发现，原来他们印象中一直懦弱的贫瘠大国也可以这样勇敢无畏、富有牺牲精神——最主要的是，还十分善战。

从那时起，苏联才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斯大林意识到，如果对中国的友谊仍旧是一种虚情假意的、言不由衷的、不冷不热而不拿出真诚态度的话，那么苏联很可能要为一再犯下的战略冷漠感到担忧了。

“他们之间的早期裂痕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至少从表面上看，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斯大林意识到，如果美国人有机可乘、甚至进一步发展到中美两国尝试建立友谊的话，即使是远未达到盟友的程度，那也将让苏联寝食难安。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早自1944年7月起，在罗斯福四次要求下，蒋介石同意美军军事观察组18人先后入驻延安近两年。期间他们与延安方面多次洽谈，其中就涉及“中国新力量”在战后怎样与美国在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合作。

所以，大卫·哈伯斯塔姆写道：“在朝鲜战争期间唯一坐收渔利的似乎就是斯大林。他既担心（南斯拉夫独立自主的）铁托主义对毛产生影响，又担心中国成为美国盟友，因此当毛决定和美国人战斗到底时，斯大林不会不高兴的。”

是朝鲜战争，让苏联这个当时的超级大国意识到中国的战略价值已非从前可比；是朝鲜战争，消解了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对当时中国“一边倒”政策抱有的犹疑之心。

不管当时世界情势如何变幻莫测、实际历史进程演变如何曲折、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两任苏联领导人出于何种国际国内动机，无论如何，作为朝鲜战争影响的重大结果之一，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感激当年苏联大规模的对华技术援助的。

闻名一时的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不仅包含钢铁、电力、煤炭、化工等奠定工业基础的项目，还包括当时先进的战机、坦克、导弹样品与技术图纸，甚至在核基地、原子弹制造等重大国防建设上也助了中国一臂之力。

回首那段曾经的“中苏蜜月期”，它对一个现代大国的工业内容的形成意义重大。

顺便说一句，从先进国家输入技术没什么可丢人的。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现代强国，无一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如果当年俄罗斯不曾在彼得大帝的主导下从欧洲引进技术，如果当年大陆之国德国不曾从海峡那边的英国获得过技术，如果当年美国不曾想方设法从它的宗主国大英帝国或引进、或截留、或窃取先进技术，那么它们又凭什么平地崛起、后来居上呢？

谁也没见过凭空创世的神，学习、借鉴、融合作为人类集体的知识与经验，本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普遍现象。

何况这种引进与学习，可以说都是当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用血肉换来的机会。

朝鲜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可以把它称为生长一个现代大国的“第四劫”。但中国在这一劫难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赢得的历史机缘，如果缺乏一个前提的话，那么到头来也可能是白费功夫。什么前提呢？

一个社会的现代民族意识。

1

族的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但那只是血缘意义上的家族、宗族、氏族，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

我们常说“炎黄子孙”，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把自己看作黄炎子孙呢？昔日的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女真，这些名词都已消失在了历史大潮中，这些族人哪里去了呢？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演变成了后来的中国人，但他们的祖先并不是炎帝黄帝；再极端一点例子，大唐时有数千外国人在唐朝做官，其中有波斯王子，有日本人、高丽人，一些人还担任了宰相，他们后来都融入了中华民族，但也没有炎黄的血脉。

很显然，如果以血缘论，“炎黄子孙”只是古代社会的“族”的观念，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现代民族概念意义上的“炎黄子孙”已演变成了一个文明上的符号，泛指所有中国人。

现代民族观念，是从西方经由日本传入我国的，而代表全体中国人的“中华民族”只到清末时才由梁启超先生最早提出。孙中山又进一步提炼为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中华民族，五族共和”，新中国又进一步统计划分为56个民族大家庭，包括俄罗斯族、哈萨克族等。

但这样的现代民族观念，最初还只存在于知识分子讨论中，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只是总人口中的少数。清末民国时，国民十之八九是文盲，对于人、家、族、国的理解，大多数人都还停留在“天下、朝廷、百姓、子民、华夷之辨”的古老观念里。因此才有孙中山“一盘散沙”的感叹，也才有1931年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一次侵华动员会上狂妄宣称：“不要看中国是个现代的国家，好像有现代国家的一切特征，实际上它是个分散的部落……对一般民众来说，顶多就是给谁交税的问题，它没有形成现代国家这种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甚至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非常松散。”

有个历史误会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人们常以为中国人多，因此“二战”时中国兵力也应该比日本多，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当时实行的是“征兵制”，18岁到40岁的日本男子都必须义务服兵役，不到一亿国民的日本，训练有素的现役与后备役兵源就有近一千万人。而中国当时人口虽多，但国军还是“抓壮丁”的模式，兵力有多少呢？陈诚晚年就回忆说：“国军……如经核实整编，能有300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半数以上军费开支不实不尽。”而八路军则刚进入敌后进行战争动员。

虽然“二战”时日本入侵中国的兵力并非其全部，但一方是经过充分动员与组织的法西斯军队，一方是缺乏动员能力的半现代军队，战争实不在一个维度。

怎样获得现代动员能力呢？其中一个基础前提是：全体民众具有现代民族意识。只有平民百姓都有了现代民族意识，他们才能明白国家已不再是哪一个帝姓的“王土”，不再是哪个将相官吏的势力组合，也不再是各种士族、宗族、家族的松散聚集。而是一个属于他们自己和所有人的共同体。只有民众具备了这样的意识，他们才能舍弃当兵吃粮、拿军饷打仗的旧时观念，才能意识到参军是为了捍卫整个民族的生存、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命运，因此才能接受被动员的召唤，才能被组织有素。

要不，旧时总共不过十几万的八旗兵又怎么能打败拥有两亿人口的大明王朝呢？那根本是因为这两亿人口是分散的，无法动员的。

这种情形很有点像今天中日足球之间的差距。许多人常自嘲说咱堂堂14亿人找不出11个会踢球的，这种逻辑是“想当然”。人多是不假，但你知道具体到“足球人口”有多少人吗？国际足联2015年统计数据是日本110万人，中国2.5万人，不及日本的1/40。日本早就将专业足球训练融入进了小学到高中的免费义务教育中，球踢不出来就分道去考大学。中国足球呢？多数都是收费不菲的社会体校，没多少义务教育不谈，这种散兵游勇式的社会体校情形特别像当年国军的“抓壮丁”模式，那怎么去跟他国一个全民充分动员的系统比拼呢？又有多少家长肯花钱还赌上孩子前途能“踢出来”呢？

人多力量大是一回事，实际能不能动员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人就不能被普遍动员起来，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凝聚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现代国家。

相反的例子，是当初北美13个殖民地之所以要同管辖它的大英帝国打一仗，正是因为那些最早由欧洲各国移民组成的人们开始有了一个叫“美利坚”的共同的现代民族观念。正是为了一个叫“民族”的东西争取自己的独立权力与利益，13个殖民地才联合起来，才甘愿付出他们的鲜血。

在古老的东方大陆，完成这个程序的是同样是对外抗争。正是回应日寇的残酷杀戮，正是寸寸河山寸寸血的苦难奋争，在大江南北催醒了每一个人的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自1935年起，伴随着《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在华夏大地上的迅速传播，那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震撼悲歌让“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深深地根植入了亿万民众的心灵之中。

十四年的浴血抗战，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凝聚起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意识，并将它普及到各个四分五裂的政党、军阀、地方宗族、边陲生民直至华夏大地上每一个人的信念之中。

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形成了，“我是中国人”的现代民族观念普及了。

十四年抗战难以承受之重的巨大牺牲，既是培育“中华民族”观念的苦难摇篮，也是生长一个现代大国无法避开的第二劫。

但是，当历史的脚步行之至此，要建成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还必须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做出一件三千年未有的无情巨变。这就是获得现代动员能力的另一个条件：

取消地主阶层。

2

谈及“消灭地主阶层”这个历史事件，有多少人赞美过它，就有多少人责难过它。无论是赞美也好，责难也好，那都不能否认“取消地主阶层”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无可回避的理性一环。

帝国社会运行的核心秘密并不是帝王将相，而是儒家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科举考试胜出者，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官集团，管理着朝廷各部与地方郡县政府；科举落第者与告老还乡的退休官员，则构成了地方乡绅及宗族族长，他们既非朝廷委派，也不拿朝廷俸禄，却自然而隐形地管理起县以下的广大乡村社会，这就是乡间的地主阶层。

这两批儒家知识分子实质性地控制着帝国社会的运行，一般来说可以维系个两三百年。等到他们腐化到一定程度，土地兼并、官僚系统的膨胀与僵化就会特别严重，民不聊生之下，便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重新遴选出新的儒家知识分子群体。新的儒家知识分子群体于是又像毛细血管一样重新延伸入一个新生王朝肌体内的枝枝叶叶，再次启动帝国社会。如此循环不息。

地主阶层，才是真正掌控帝国的隐形朝廷。他们统治着帝国社会的主要人口，收割着帝国土地出产的主要财富，成为横亘在王朝政府与社会躯体之间的中介层。

但要获得现代动员能力，就必须使得社会的最小构成单位是个体的人，而不是阶层、宗族、家庭。在现代社会与个人之间不应当有任何中介，这正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

实际控制广大乡村的地主们不但是获得现代动员能力的障碍，也造成了现代社会启动工业化的最大困扰。

这就是黄仁宇的发现。他看到国民党之所以失败，首先在于财政上的枯竭。在抗战之前，国民党的财政收入主要靠沿海关税、盐税、消费税等，但随着抗战深入、国民党政府被迫迁往内地后，所有财政收入顿时化为乌有。国民政府不得不采用实物方式征税，过程混乱不堪。更麻烦的是，由于之前国民党并没有实质性地统治到乡村，所以征来的土地税从一开始就微薄得可怜。等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政府财政已经在事实上油尽灯枯，根本无力承担一场新的战争。

黄仁宇由此得出一个极重要的发现：孙中山以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其实只是徒具一个现代国家上层结构的外壳而已。它就像是舞台模特亮相的一件衣裳，而社会主体还是从前那个穿长袍马褂的身体，还是类似于黄仁宇说的那种“明朝与清朝并不是我们今日所公认的一个国家，实际上这是一个由无数农村拼成的大集团。”

经过地主阶层这个中介，国家的税赋就永远被局限住了。平时连应付社会运行都吃力，一旦遇到大的战争，就不得不设法增税，增税时再被层层贪扣一番，往往就免不了农民破产、社会衰败。更糟的是，大清亡后，北洋与民国政府并没有能力进入乡村，地主大爷们又不鸟它们，所以连原来并不充足的田赋都收不到了，而当时现代税种又不多，导致北洋政、民国政府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始终伴笼罩在“行将破产”的阴影下。

这也不能怪地主老爷们。因为没了朝廷与天命之子，信仰传统伦理的地主阶层凭什么支持现代政府的洋玩意呢？何况省了税赋还能更多地囤积地主们的私人财富。

所以不取消地主阶层，国家税收就没法大规模增长。据黄仁宇先生统计，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人均田赋是大清康熙时的8倍；有商业等其它税种的威尼斯，人均税赋竟然达到了同时期的大明王朝的200至300倍。 

一个农耕大国要转型现代社会，初时若不依赖土地税发展工业的话，路就很难走了。

黄仁宇先生举例说，即便是海洋国家的“英国、日本在现代化的早期，其田赋收入之大宗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功效”。他说：“大凡一个待开发国家……一是初期存积资本艰难。几个世纪之前，先进国家尚可用向海外发展，用开拓殖民地、贩卖奴隶、发动战争、勒索赔款的方式存积资本，此等方式至今都不适用，而且大陆尚得不到国际援助。”

事实上，直到21世纪初，当工业化规模已经相当大时，我国才有史以来第一次取消了农业税。

无能从获取现代动员能力来说，还是启动一个社会工业化所需原始资金积累来说，“取消地主阶层”都是历史演化内在动力。

顺着这样的思路，黄仁宇同时就发现毛先生领导的“土改”革命，实质是完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下层结构建设。黄仁宇感叹说：“虽无法精确统计，但估计土地改革过程中有数以百万地主丧生”，但他又认为那是不得不如此的历史选择，只能“请命运来承担我们良知的重担”。而国民党既没能力将触角伸入乡村，本身运行也离不开地方军阀、地主乡绅支持，它自然就不是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合适人选。

这就是隐藏在“土改”革命、国共内战背后的历史逻辑。

“土改”革命与“国共内战”导致的千百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也就成为了生长一个现代大国必然发生的第三劫。

在惊醒两千多年的老大帝国之后。

3

在生长一个现代中国的条件相继具备之前，它需要一个热启动。

这个热启动，必须让分分合合循环两千多年的帝国社会上下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改朝换代”的古老历史叙事里继续循环下去了。

与许多人在学校课本里学到的认知不同，这个热启动既不是西方文明碰撞下的两次鸦片战争，也不是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还不足以真正动摇到彼时社会精英的精神信念。朝廷还在，儒学依旧福泽绵长，打开区区几个港口又算啥大事？毕竟历朝历代由“海禁”引发的华夷纠纷又不是第一次。就算是京师陷落、咸丰帝跑到了热河，圆明园等皇家三山五园被大肆焚烧，那也仅仅是蛮夷祸乱中原又一历史事件而已。这种事是可以在历史里找到类似解释的，魏晋之后的“五胡乱华”就不说了，大明崇祯帝不也是在内忧外患中自挂于煤山吗？

鸦片战争，仅仅只是让天朝的运营阶层——儒家知识分子群体认识到了“坚船利炮”的厉害而已，它依然属于器物层面。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流社会主张背后，仍然是对儒家礼制仁政的骄傲与坚持。

而另一个作为历史分水岭事件的“辛亥革命”呢？那其实仅仅是一个热启动之下顺势发生的必然结果呈现而已。

真正惊醒天朝儒家知识分子阶层的、让他们意识到华夏文化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对于中国当时社会精英阶层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从昔日的“遣唐使”，到大明时的倭寇，扶桑人民一直被定义为跟在天朝后边讨饭吃的流浪汉，一向不被“天朝上国”放在眼里。然而就是这些昔日看不上眼的蕞尔小国穷学生、穷邻居，居然一举覆没了堂堂天朝的整个北洋水师。巨额的赔款，割地求和的耻辱，深深刺激了华夏大地上的儒家知识分子。

本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大清洋务运动开始，中日两国差不多同时引入作为西方器物的“坚船利炮”，何以会有这种做梦都想不到的荒诞局面呢？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世间无处抵春愁，合向苍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这样激愤的诗，是当时整个社会知识精英的普遍情绪。

于是大批大批的儒家知识分子先后东渡扶桑，考察日本社会。而深入考察、分析、思考的结果，更加震惊了大清王朝的知识精英阶层：日本整个社会的上下学习对象，从朝廷体制到民间教育科目，都早已就不在“天朝上国”的儒家礼仁宗法了。日本业已摇身一变，成了西方学徒数十年。

在无情而冷酷的事实面前，天朝上国的残梦再也做不下去了。

天朝需要作出的选择已经不再是洋务运动，不再是形而下的物质，而是整个儒家信仰、祖宗宗法体制、社会形态都难以为继了。

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现代国家的种子开始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萌芽了。

甲午战争，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劫。

4

集齐一个又一个条件，艰难跋涉在现代大国之路的中国在踏上平坦通途之前，还面临着一个天堑。

如果以1970年代为中点，向前后各延伸十年，这个天堑就可以被我们清晰地看到。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犹未解冻，中苏交恶导致的中苏关系越趋严峻。苏联不但此前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销毁技术图纸，终止双方所有经济合同，后来更是陈兵边境，驻兵蒙古，直接威胁中国华北。随着乌苏里江珍宝岛、新疆铁列克提先后发生大规模武装，中苏爆发全面战争的浓重乌云一度笼罩人们心头。

之后苏联推动的亚洲隐形体系，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不言而喻。

北部，苏联亲自出马，以50个师庞大兵力列阵中苏边境；南部，一心吞并整个中南半岛、称霸东南亚的越南开始与苏联结盟，形成了对中国的挑衅；再加上藉由阿富汗政变、伊朗革命，苏联势力进入西部，从而隐隐完成了对华战略合围。

比有形的安全战略困境更急迫的是，从大清王朝主动闭关自守、错过世界工业革命的机遇期之后，中国再次面临着被孤立于外部世界的巨大历史风险。如果不能打破孤立窘境，尽快融入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也许之前为了建成一个现代大国所付出的所有艰苦卓绝的奋斗、牺牲与赢得的一切条件，都可能在旦夕之间付之东流。

“在所有这些事态发展中，邓小平认为苏联、越南结盟对中国威胁最大。”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美国作者傅高义写道。1977年7月，越南已占领老挝；在苏联和越南不断加强合作的背景下，1978年底，随着旱季的到来，越南12万大军大举入侵柬埔寨，随后很快占领金边，毫不掩饰地展示了它企图吞并整个中南半岛的企图，并进一步将这种威胁推至中国边境。不听劝阻的越南再次陷入战争泥潭。

十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成功地解除了苏越结盟对中国形成的战略威胁，也打破了再次孤立于外部世界的历史风险。

也正是在这期间，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时期。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第三阶段：第一次是洋务运动，第二次是新中国建国后对苏联的“一边倒”，第三次则是融入全球化。

换成类似于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就是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已经于上世纪80年代完成，那之后的中国已经能够“在数目字上管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也就是说，从甲午战争引发的心灵震撼开始，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才真正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成功！才真正能够以经营性质上的管理技术治理国家，能够以理性、数字化、货币化、详细的统计实现社会管理，而不再是以道德情感或宗教去模糊地维持一个社会体系运转。

这是一部真正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歌。

其中隐藏的无尽悲欢、屈辱、忍耐、奋斗、智慧、牺牲、等待，都是为了这个伟大文明能够在一个突然遭遇的全球化时代存亡继绝，继往开来。

这绝不是能够轻易就能做到的。因为即便时至今日，印度、中东、非洲、东南亚及南亚等地区仍然有很多社会无法实现“在数目字上管理”国家，那也就意味着无法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国家。

回头看，十年中越战争的国际大背景是“美苏冷战”。“对越自卫反击战”不但成功解除了苏越结盟对中国的威胁，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国际形势的变化，西方资本、产业与市场也在那个时期开始加快了对华开放。

又过了十年，2001年这一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因此可以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破了当时中国被孤立的战略窘境，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对外开放进程、融入全球化的作用。

它于是就成了生长一个现代大国的第五劫。

在加入WTO十八年后，又一座大山横亘在中国面前。这就是中美贸易战背后的美国社会对华情绪的历史性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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