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5G上“后发制人”，此类技术应用目前体制性障碍最少

本文转载自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作者杨秦，原标题《李铁：什么才是激活一个城市的关键？》。亿欧智慧城市对文章进行二次编辑，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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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能激活一个城市吗？科技能激活一个城市吗？

7月1日，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9新领军者年会现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专访时说：“教育和科技，至少不是激活一个城市的最关键所在。”

那么，什么是激活一个城市的关键所在，经济学家李铁为我们娓娓道来。

中国经济导报：刚刚过去的高考，在北京市各区，海淀区的高分区人数遥遥领先，有网友说，这样会吸引更多的重视教育的人士到海淀区购房。从教育资源对人流的吸引力而言，这会否影响海淀区的人才类型、产业变化、空间布局等，进而为海淀带来新的活力和动能？

李铁：并无直接影响。海淀区优质学校门槛是很高的。现在无论是海淀的小学还是中学，包括西城的中学，它每年的招生名额有限，比如一年一个中学每届也就七、八百个。面对着北京这么多的人口，优质校的学生名额肯定是杯水车薪。在海淀的所有的中关村科技园和高新技术区里的工作生活的，绝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其子女没有机会去上这样的学校，也不可能在北京高考。这两个在空间上不是绝对吻合。

中国经济导报：那说到教学资源，海淀或者说北京是高校集中的，这应该会对这个城市会有所助力吧？

李铁：从北京来看，北京的高校优秀学生，尤其是清华北大的学生，毕业以后第一选择还是出国留学，特别是理工科。第二选择是考公务员，这样更容易拿到户口留在北京。现在留在北京很难，既限制年龄，又限制学历。

同时，现在我们的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人才的竞争也很激烈。大的企业、好的企业，比如华为、BAT等等最好的企业，他的选择性很强的，优先选择北大、清华等的毕业生。这样的话，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大学毕业以后，特别是研究生、博士生毕业以后，他的就业选择更多的还是看未来的发展机会，也不是完全绝对会选择考虑留在北京。我们还可以来看看深圳的例子。深圳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它是创新发展最活跃的地方，但是深圳的教育在全国城市排名，至少在千万人口以上城市排名是最低的，它甚至不如一些二线城市，但深圳却聚集了最好的科技人才和创新人才。

中国经济导报：您说到科技，那我们由教育延伸到科技。在深圳，华为到东莞建立松山湖基地是个热议的话题，当地人认为，是因为深圳用地紧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华为可以说是科技创新的代表企业了，这个是否算是标志性的事件，对深圳、对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城市群的格局改变是否会有影响？

李铁：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发展规律。企业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当这个企业刚开始创新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成本低的空间，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当地政策优惠等给予的一个好的生长空间。等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它就需要向成本高的地方转移，尤其是它的研发、市场等核心部门，以寻找最好的消费空间。随着再发展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它会实行产业的空间分离，就是研发、创新、市场更倾向于在大城市或者说城市中心，而低端的如制造生产基地，以及基础研发部门，则逐渐的向城市边缘地带转移，以降低企业的整个成本。国际上也如此，你看看微软、波音，无不如是。

再看硅谷，起初为什么不是在旧金山市，而是在斯坦福周边的硅谷形成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创新空间，就是因为那时候它的成本低。而随着高技术、高水平人才聚集以后，成本才逐渐高了起来。在成本高以后，硅谷就一定会形成企业的最核心的创新研发空间，而同时低端的还得向成本低的空间去转移。所以华为向东莞转移产业，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追求成本低的一个自然规律性现象。

中国经济导报：教育和科技似乎都难说是为一个城市注入新力量的根本所在！从您的观察看，什么是最关键的呢？

李铁：我先来举个例子吧。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城市已经真正地实现了移动支付。我国现在有5.8亿移动支付人口。这是什么概念？我国的城市人口是8.2亿，网民也是8亿多，刨去老人孩子也就6亿。那就是有支付能力的人全部都不用现金，可以说基本都用手机支付。

我刚刚从日本回国。这次在日本G20期间，举办的活动主要一个展览和一个会议，即数字展览会和主题为 “超级城市未来城市” 的会议。我是参加了会议并做了主旨发言。日方发言的时候，他讲到建立智慧社会，并提出很多设想，包括无现金支付。而我们的城市，已经是这样了，这是很了不得的，就日本来讲，这就是 “智慧城市” 了，它的远景目标我们已经实现。

在我们的城市，很多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按理说，我们的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在世界排名上远远落后于美国、落后于日本、落后于欧洲。可是为什么新的技术能在中国应用普及？有这么多创意能在中国实践？我认为，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很多传统形成的制度法律与社会利益结构固化以后形成的约束。

中国经济导报：是不是，可以说“不成熟”造就了这样的活力。

李铁：可以再举举例子。比如网约车，在日本，想要推行，但城市政府决定不了，要由议会来决定。还有，日本有出租车工会法，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会影响议会的选举，他们是反对网约车的。移动支付在那里为什么推行不了，因为银行反对。在日本，相关的一些制度过于完善，过于完善的制度法律要修改，往往要通过一种漫长的过程中才发生，要过各种各样的关，新技术面对的是一些个强大的利益群体。中国的优势在哪里？当我们一个新生事物走向社会、新技术的应用于社会的时候，虽然也遇到利益群体，但在中国这种强大的政府决策机制下，它的作用有限，并没有影响这些新技术迅速推广，而且成为社会应用的主流。

还有，我国的城市化刚刚处在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它最终的利益格局没有完全形成， 此时的新技术就能很快跨越式渗透到社会应用之中 ，最后带动这个社会一下子无论从共享经济、从无现金支付、从人工智能，到包括基于5G的应用场景如 智慧交通 和 智慧城市管理 ，整个地一下子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件事情就说明，我们后发城市化国家，没有完全抄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已经找到了最新的一个发展方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新技术研发和教育资源储备，甚至包括可以利用美国的教育资源。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华为、BAT，包括我们所有的现在好的公司，它的研发团队都有从美国来的。反过来美国却没有看到这一点，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窃取的技术？其实，技术是相互借鉴的。而且他们忽视另一条，就是中国市场对这种技术应用，目前所存在的体制性障碍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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