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六劫长歌：中国的历史性挑战远不是眼前的贸易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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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只是一种主要的征兆，在它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美国社会上下已经把中国定义为“美国的首要敌人”。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敌人有很多，但“首要敌人”在其每一历史时期都有且只有一个。一旦美国设定好“首要敌人”，它就会动员全部资源进行进攻，不择手段。
按历史时间顺序，我们来看看先后成为美国“首要敌人”的国家有哪些。争取独立期间，它面临的“首要敌人”自然是作为13个殖民地宗主国的大英帝国；扩张疆土期间，它设定的“首要敌人”是北美洲的殖民者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进入国际权力角逐时期，它设定的“首要敌人”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当时全球霸主大英帝国；走向全球霸主时期，它设定的“首要敌人”是欧洲的纳粹德国与亚洲的日本帝国；成为超级帝国期间，它设定的“首要敌人”是与之争霸的前苏联；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帝国期间，它设定的“首要敌人”是经济上急速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政治上试图统一起来的欧盟；主宰全球事务期间，它面临的“首要敌人”一度是极端穆斯林组织的恐怖主义。
一个只有200来年历史的国家怎么先后会有这么多“首要敌人”呢？这是因为，美国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它一定需要一个“首要敌人”。
关于美国的国家文化基因，在早前的文章里我曾详细地分析过。简而言之，美国这个国家的内核起源于早期的欧洲清教徒移民，清教徒精神与意识深植于这些北美移民的记忆深处，并塑造了美利坚民族的集体人格，体现在他们行为中。
与早前的基督教徒否定现实世界、一心只想去“天国”的出世观念不同，宗教改革后诞生的“清教精神”是入世的，它主张改造、主导乃至统治现实世界。清教徒认为，上帝弃人间而去，莽莽荒野，人类孤独无助，艰难求生，撒旦化作了人的模样不断作恶，这个世界没有最后的守夜人，没有一个公正的力量可以主持人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生存还是毁灭几乎全靠自己，人类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与意志去战胜邪恶，上帝的惩罚才能得到体现。相反，如果无法战胜邪恶的话，那么人类就要承受邪恶施加的一切后果。
所以，在美利坚民族内心深处，他们坚信一定有一个主要的“邪恶力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深藏于清教徒精神中的信念是：“上帝的选民”要去战胜它。
这就是为什么在好莱坞电影里，类似超级英雄打败邪恶、一次次拯救家园的剧情泛滥的原因所在。那其实正是清教徒与撒旦作战的幻想曲。
正是在这样的自我幻想与自我期许之下，不论是大英帝国、德国、日本，还是苏联、中国或者哪怕是想象中的外星球异类，清教徒的剧本不给自己找到一个“邪恶敌人”是不会罢休的。
最终，借助于一战、二战时的后发制人以及冷战时对苏联的釜底抽薪，由一条清教徒的美国寻找“首要敌人”、统治并改造世界的历史隐线就跃然纸上。20世纪的所有主要序曲、高潮、尾声，无数大大小小的关键冲突与事件大多是围绕着它发展剧情的。
清教徒美国也确实改造出一个它主导下的秩序星球：国际贸易规则WTO、国际流通货币美元、国际最多债券、国际能源基地中东、国际唯一超级军事集团北约、国际最强航母编队、国际社会秩序组织联合国，这些林林总总改造与统治现实世界的武器相继出现，且全都置于美国掌控或制约之下。
当大英帝国被拉下马、法西斯德国与日本在二战中崩溃、前苏联在冷战中败下阵来，当中东强人萨达姆与卡扎菲相继被推翻、最后一个可以印证清教徒对“撒旦”剧本设想的塔利班组织也在“9.11”事件后被荡平，当21世纪上半叶的美国逐渐失去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而转变为主要大国之一时，为维护其全球统治地位，清教徒美国到哪里去寻找下一个“首要敌人”呢？
所以到了今天，当全球又有一个大国被它设定与瞄准，实属必然要发生的历史事件。
对此，我们大可不必惊讶。
正因为中美文化基因对世界的认知逻辑完全不同，自我期许迥异，双方对中国的定位就必然形成一个心理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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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教徒的文化基因支配下，美国的自我期许是维持全球唯一领导者的角色，因此它对中国的定位就只会是一个下游产业转移承接国、一个在西方文化与制度影响下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次要传统大国。
但中国的自我期许是独立自主，是恢复并享有作为全球主要传统大国的尊严。
这就在二者间天然埋下了隐性冲突的矛盾。
在这种心理错位下，清教文化在20世纪种种实践所赢得的美国记忆，中国为恢复全球传统大国尊严所取得的成就，必然会强化这种矛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政外交的核心目标就是全力保障稳定的发展环境，尽力把握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因此在所有涉及中美关系的重大外交事件中，中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温和的化解之术，微妙而小心翼翼地避免中美面对面的直接对抗。即使在1994年“银河号”事件、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大使馆被炸、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南海领土争端、钓鱼岛事件、中印边境对峙等复杂局势面前，中国每次都被逼到墙角了，坚持“斗而不破”的对美策略也仍然是所有洞悉时事者的普遍共识。
中国只有用战略上的隐忍，才能换取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时间。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对。我们已经错过了太多次了。”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公就如是说道，他也因此留下了“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等24字的对外策略遗产。
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点都不意外，中国身边的东亚、南亚格局也深受美国左右。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明白无误地表明，为了确保美国霸权不过早衰落，日本投入大中华圈怀抱的远景是被严重忌讳的。事实上，若不是美国利用钓鱼岛等事件从中阻挠，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曾一度接近洽谈完成。
但中国终究还是守住了阵脚。
同时，外部世界的变化也间接地缓冲了很大一部分美国对华压力，延缓了中美直接面对的时间，这包括两次海湾战争、“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美俄在中东及乌克兰的角逐等等。
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深度与广度不断推进，随着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相继撤兵，心理错位下的潜藏矛盾在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清教徒文化基因下的对华猜忌情绪在一日一日加深。
大约在2010年，即便是被称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基辛格也如是写道：“即便完全坦诚地阐明中国下一阶段的政策，我们仍然很难确信这是中国世界角色的最终定论，也难以想象该论断会否继续面临考验。更年轻的新一代领导人和崛起的精英……会把自己的经历注入世界观和国家发展愿景中。”
美国逐渐相信，中国已经在科学技术、工业制造方面快速地缩小了与西方差距。他们也发现，比那些拥有某方面先进科技与制造能力更难让他们接受的是，中国大大小小的密集的工业门类还十分齐全。从一般的民用轻工业类，到关系未来的生物、信息、工程、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行业门类，中国工业几乎是无所不参与。
这与日韩、印度、甚至是俄罗斯带给他们的心理与现实情绪完全不同。日韩几乎没有航天科技、尖端武器制造能力，印度也差不多。俄罗斯则基本偏重于军事上的重工业，民用工业很薄弱。中国就不同了。我们不但能生产打火机、球鞋、衬衫、咖啡、洗发水、家具、玩具等廉价的生活用品，还能制造出高质量的空调、冰箱、电脑、手机等高端电器，甚至是汽车、高铁、飞机、坦克、航母、卫星、火箭、太空飞船、核弹、发动机等多种重工业产品也统统能生产无碍。
而且我们中国人工作还特别勤奋，效率还特别高，速度还快到不可思议。比如说印度人在规划边境修条公路，磨磨蹭蹭地规划了三年、动工三年还没见个影子；而中国人在环境更恶劣的喜马拉雅山脉下修路，几个月就能通车了。
这个时候，西方世界的工会可是正在忙着不断强调个人权利与享受、不断争取更长假期、不断提升工人福利呢。
与此同时，中国的块头还特别大。中国疆域面积是整个欧盟总和的两倍。并且还人多势众，人口达到了惊人的14亿，连美国、欧盟整个西方世界加起来也抵不上啊。
照这样勤劳地忙碌下去，西方人估计会思考他们如何定位自己吧？所以即便中国一再努力设法矫正这种心理错位、一再软化与缓和这种潜在矛盾，那也只是推迟中美面对面到来的时间而已。
早在贸易战之前，美国就已频繁地释放对华猜忌情绪了。但美国在背后推动的“周边国家”作用一直没发挥出来，尤其是印度这个猴精，它在中印对峙中几乎是演了个空城计，将美国承诺并输送的高额利益榨取到连汁都不剩了一滴，然后就把事情荒废在一边了；菲律宾则见风使舵，一碰就退；韩国有倾向中国的意图，而日本虽然表面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紧跟着它跑前跑后的，背后实则是在期待着坐收渔翁之利。
面对美国投放过来的战略压力，中国则通过多样化的应对策略予以一一化解了它们。美国所期待的中国周边“有事”一直没有真正地化为现实。
最终，美国选择自己亲自出牌。
至于说什么人种肤色、文化、宗教与制度差异、贸易逆差等等，那只是个借口罢了，好比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人说有个士兵丢了。如果真是那样，它以前又为什么非要把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拉下马来呢？它们不是同文同宗的亲戚吗？以此观之，无论中国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都是改变不了眼前矛盾的。
大象无法隐藏，狮子难以低语。中国仅仅由于自身长得什么样、自我期许如何、来到了哪里，就已经天然地无法回避中美双方心理错位带来的现实挑战了。
贸易战背后的美国社会情绪质变，是清教文化基因设定“首要敌人”的现实逻辑，也是一个现代大国成长至今日必然遇到的第六劫。
那么，中国累积至今的社会内容质量，能否抵挡住世界头号强国施与的超强压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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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分别约是美国的8%、欧盟的9%；而到了2017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奇迹般的跃居为美国的约66%、欧盟的100%。因此从“富强”的这个“富”字上来说，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大，只要这样发展下去，在货币资产上迟早会超过美国的。
但是，块头和总量可以超过别人是一回事，是不是“三高”附身的虚胖又是另外一回事，清朝乾隆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曾经名列世界前茅。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功课之一，也是面临的最现实的历史任务：掌握关键工业的核心制造技术，逐步形成核心创造能力，将一个现代大国工业化命运握在自己手中。
通俗地说，就是不再甘心只做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个“代工国家”，辛辛苦苦地赚取微薄的血汗钱，而是在积累了一定的技术、资本、人力资源、市场基础之后，开始尝试从中下游工业社会向中上游攀登，努力转型为具备核心创造、制造能力的源头工业国家，并去跟主要的发达国家竞争。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在这个地球上，一户劳力很多的大家庭不想一直做长工，而是尝试做自己的“地主”，拥有那些只有“地主”才能拥有的“肥沃土地”——关键专利、核心技术、品牌资产、主要销售利润以及遍布全球的市场等等。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何况是地球村的一户家里劳力最多的“长工”想变成“地主”这种事儿呢？不付出代价不可能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转型同样是一场巨大的隐形革命。
虽然中国在走向一个现代大国的路上，经历过的劫难、尝受过的苦楚、付出过的代价都已经足够多，但这并不代表着轻舟已过万重山，也不意味着现在就不会再遭劫难。
一个江湖剑客要修炼一套高明的内功，修炼的层级越向上越难。在郭靖上华山论剑之前，在张无忌上光明顶力战六大门派之前，在令狐冲并肩任我行、向问天上黑木崖之前，他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中国科学院于2019年初援引《韩国国家战略技术水平评估》的报告显示，在10大领域、120项国家战略技术水平方面，除了在航空航天领域达到追赶美国、接近持平欧盟、领先日韩之外，中国在其他9个关键领域仍然全部处于“追赶”的阶段。
这10大领域是：电子、信息、通信；医疗；生物技术；机械、制造、工程；能源、资源、极限技术；航空、航天；环境、地球、海洋；纳米、材料；建设、交通；灾难、灾害、安全。
报告的结论是从2017年算起，按照中国现在发展速度，中国要在这120项技术上达到美国现有技术水平，尚需33年——前提条件是美国原地踏步，停在那里等中国。
美国当然不会停下来，所以中美之间这33年的“技术落差”可能会保持很久。可以想见的是，中国要在核心技术上追赶上美国，这个“很久”不会低于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看起来很长，不过以大历史视角来说，数百年时间也不过只属于一个阶段，这点时间其实也算不得什么。以中国的十数亿的人力资源、庞大的经济总量、巨大的市场规模、儒家文化基因下的聪慧大脑、勤劳进取的民族性格，当它们聚合起来合力驱动中国向前时，它千军万马般呼啸而起的巨大加速度惯性，是足以追平技术上的鸿沟的。
前提是，内部保持足够长时间的社会稳定，外部没有大的战争。只要不动荡，中国就能追赶上这个核心制造、创新创造的关键落差。
赶路遇上风轻云淡的好天气？这样的好运气当然并不总是有。因为正如在中国国内再度开始兴起研究《论持久战》一文的热潮一样，美国这次对华采用的策略也是“消耗战”。
“诱导性的消耗策略”一直被美国娴熟地运用，可谓屡试不爽。在一战中，美国曾经在等待欧洲拖衰当时最强大的大英帝国之际才出手；在二战中，它一样是等到欧洲大量消耗纳粹德国、亚洲大量消耗法西斯日本之后才加入，那时战争双方都已经筋疲力竭、而世界大战也步入尾声阶段；在冷战中，美国更是将这种诱导性的消耗策略发挥到了极致，用高投入的“星球大战”、局部“代理热战”拖垮了前苏联。
所以，中国今天要赢得这次贸易战背后的美国社会情绪质变，必须要有极大的战略隐忍耐性。
而忍耐，恰好是中华民族显著特点之一。在忍耐中同时努力更开放地与全球主要国家合作，更深入地在科技、经济、文化上交流互动。
虽然困难重重，但在度过了艰难的前五劫之后，相信只要全社会上下不骄傲自满、不麻痹大意，一直这样团结与奋发图强，就一定可以渡过这个因美国清教文化惯性及其现实记忆而起的第六劫。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但艰难地渡过第六劫的考验，却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赢得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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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一个传统王朝社会向一个现代大国转型，中国面临的真正历史性的根本挑战并不来自于外部。
而是生长于内部。当然化解起来也远比外部挑战要难上数倍。这种挑战，也绝不是仅仅凭着整个社会上下只争朝夕的拼劲、几代人的奋发图强就能够解决的。
它由两大因素造成。
第一个因素，是深植于传统社会体内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基因。
想必任何一位真正熟透华夏文化与中国历史的人，都会隐隐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一切来自中国外部的挑战也好、敌人也好、竞争者也好，其实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打垮我们。如果看中国的历史与地理，就会发现从古至今，中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内外冲击，在忧患之间起起落落，但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大致相同且外延不断放大的文化与疆域，依然能够一次次自我崛起，朝气蓬勃。
真正能使我们沦陷的，从来都是我们自己。
自秦汉帝国起，二十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都是在自身的内部危机中衰落，随后又在巨大生存危机中再次崛起、繁荣，然后又在自身危机中再度衰落。其反反复复的程度，有人称之为“历史周期律”，有人则认为那是中华文明自身挥之不去的“宿命”。现在的疑问是：这种过往历史一再循环呈现的文明本身的“宿命”，是否已经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而画上休止符了呢？
可能是。也可能没有。
社会本身还在演化，历史还在行进，身在其中的我们很难给出“是”或者“否”的回答。但我们必须对大历史可能隐含的连续性保持足够的警惕，必须对过往历史呈现出的清晰逻辑保持足够的敬畏。因为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文明内容与表现方式固然天差地别，但文明的内容与形式毕竟只是一个社会的“身体”，而历史与文化传统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你所知，灵魂常常深入骨髓。
当中国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王朝转型为一个现代社会，即便从甲午战争觉醒之时算起，至今也不过120多年，近现代中国的现有时间仅为古代中国的1/20，谁能肯定就已经切断了我们民族历史与文化基因中那种兴衰的连续性了呢？
何况历史演进本身就是谜一样的山重水复，若要寻找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模糊相似的身影，又何尝不能像“梦回大唐”一样仿佛在哪里见过她呢？
我们可以看到，从前中国是幅员辽阔的统一封建农业帝国，如今则是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工业共和国；从前中国是由信仰“大一统”儒学意识形态的儒生群体治理社会，如今则是由信仰同一意识形态的党员群体担当社会治理者；从前造成社会繁荣的一般是新王朝开始阶段的社会清明、前几代人的励精图治，如今的繁荣富强则是来自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平等、革旧布新与几代人以来的步履不停的奋斗。
形式虽是大不同，历史的身影却有熟悉感。因此对于中华文明中挥之不去的昔日宿命，就不能对之视而不见。
研究历史的人多多少少都能看到，古代传统社会一到王朝中期就必定骤然衰落的原因，至少在表面上可知来自三重危机：民间土地大量兼并（财富集中）、官僚系统急剧膨胀、吏治系统性僵化与腐败。
在传统社会，这三重危机总是在大致类似的时间长度内定期出现，周而复始。这种病变根植于文明体内，在历史与文化的巨大惯性下不断潜伏、生长、循环，每一个王朝社会除了被逼破产重来之外，别无它药可救。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必定伴随着长期的社会动荡与超高的平民死亡率为巨大代价。
至于触发这三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有人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解释它，有人用“儒家道德”的空谈误国来解释它，有人用数代之后的帝王将相逐渐“纨绔化”来解释它……然而至今为止，不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有明显缺陷，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如果历史确实隐含着未知的内在逻辑，那么现代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内生出了一种对付传统社会病变的自我免疫能力了呢？在继承伟大文明的优秀文化传统时，我们是否业已从中涅槃新生出一种新的文化特质，从而可以从根本上避开那曾经不断循环出现的历史危机征兆了呢？
这已经不是本文所能承载的内容。
这是中国历史性根本挑战的第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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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则来自于一个现代社会本身必然具有的属性。
中国近现代史已经用广泛的实践深刻地证明过了，只有普遍释放人性中的欲望，调动起人们对自身利益、对美好物质生活的追逐，才能获得经济蓬勃发展的持续动力，才能更好地配置社会资源，也才可能造就一个繁荣的现代社会。
然而，当潜伏在人性中的欲望一旦被普遍释放出来，也就意味着同时激活了人心中蛰伏的无数大大小小的“魔鬼”。
蓬勃的经济生活必然隐含着人心之恶的四处开花。逐利者不断越过人性良知底线的事件就会层出不穷，资本与权力的腐败以及它们的结合就会频繁发生。前者例如假疫苗案例、幼儿园虐童案、某搜索网的假医院案、产品严重注水的公司恶意上市套现等，后者如这些年来触目惊心的大小腐败案例。
这是人类社会的通病。它其实也早已为马克思所洞悉与抨击：“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可是在收获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富足人民物质生活的诸多利好之后，也不能把一切问题全都赖在资本、市场经济与权力的头上。不可能既要马儿跑，又嫌弃它屎尿骚。
因为在这种人类社会通病背后，本身就隐含着了一个哲学问题。按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当一个人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他的生命就必须要去实现某种价值，他的心灵世界要得到一种终极价值的支配，使他的生命活得充实而饱满。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支配人们心灵的这种精神价值，曾经是革命与乌托邦年代的“道德理想上的纯情”。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这种革命与乌托邦年代“道德理想上的纯情”被消解后，社会逐渐在事实上普遍默认：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几何以及他在社会关系中的影响力大小，常常来自于他拥有财富的多少。
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精英群体内心深处否定以权谋私的正当理由就会模糊，一般逐利者作恶的约束力就会松散。
须知推动一个社会人生价值评判标准扩散的，是现实世界里的大规模行动实践、而非教科书上的主张约定。于是，那些革命与乌托邦年代曾经极力反对的不少东西就容易换个面具卷土重来。
要约束这种现象，肯定不是回到一些老前辈念念不忘的“那个清白年代”，曲折的近现代史已经证明了没有回头路可走。有且唯有的方法，除了社会法律与组织制度上的建设，就是在用释放人性欲望作为现代社会的“硬驱”之外，同时给它安装上一套杀毒与安全防护的“软驱”作为支撑。
其它现代国家是如何应对这种情形的呢？
支撑欧美社会的“软驱”是基督教。若是依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现代资本主义本身是诞生于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过程中的。那么作为资本主义的母体，基督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一些资本主义的恶，或者说这个母体能够给予它一定的免疫能力——这就像家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管好小孩一样。
宗教不可能制止所有恶的发生。但它还是能够对人心之中的恶一定程度上有所抑制、有所化解。而“有所”二字，已经是人类这种生物迄今为止所能做到的极限。
但欧美国家这种制约现代社会之恶的“软驱”，对中国并没有多少参考性。两三千年来，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是一种崇尚道德的儒家文化，讲究的是入世的修身，孔子自己就“不语怪力乱神”，谈及生死问题就说“不知生，焉知死”，基本可以说是一种“无神论”，鲜有“有神论”的文化基因。不要说未曾广泛引入基督教，哪怕基督教像从前的佛教一样在中国遍地开花，也不可能真正进入知识阶层的普遍心灵。
佛教在中国的命运早就揭示了这一点。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虽然一度“南朝四百八十寺”，但只有被改造成儒家化的“禅宗”后，它才被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接纳。那已经与原生的印度佛教迥然不同。
所以作为一种“软驱”，西方社会对付资本与市场之恶的基督教，不具备在中国生长的历史与文化土壤。
出发点还得回到中华文化圈，从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基因来思考这个问题。以儒家文化可不可以直接作为制约现代社会资本与市场之恶的“软驱”呢？
黄仁宇先生曾浮光掠影地以几段文字简略提过这个问题，虽未具体深入，但他的答案就是儒学。他并且以新加坡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成功作为他这个判断的依据。
我不能同意或者否定黄仁宇老先生的答案。以血缘伦理、家庭家族、礼义纲常为根本的儒教，如果以它作为制约现代社会欲望之恶的“软驱”，很大可能会重新造成一个现代社会的反面内容——权力家族化与门阀化。
事实上，新加坡就有这个模糊的影子。且不论事实如何，作为一个面积仅相当于中国一般中等城市例如无锡的1/6、一般省会城市例如成都1/20的迷你国家，新加坡小城市式的社会内容本身是可控的，它产生的任何社会危机及问题都尚在触觉之类，鞭长可及，完全不可与中国之大同日而语。学习新加坡的“硬驱”在中国取得良好效果，并不代表复制新加坡的“软驱”在中国就一样可行。
如果一定以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国家做比较，日韩倒是比新加坡更适合的参照物。有一种说法是“唐宋在日本，明清在韩国”，这话不无道理。韩国对“宋明理学”继承的非常好，其深入韩国社会的程度绝对不是历经“五四运动”、“文革”的中国大陆所能比的。“宋明理学”最讲“三纲五常”，所以韩国也是东亚社会里最论资排辈的国家，比如在韩国足球运动员中，年长一点的大哥对年轻小弟伸手一巴掌、抬腿一脚很常见，小弟也会欣然接受，视之为当然，这在平等观念已深入人心的中国很难被接受。
因此可是说，与新加坡一样，韩国现代社会的“软驱”也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
这样的韩国社会，“软驱”效果怎么样呢？很糟糕。韩国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财阀社会”，几近凝固。各大财阀家族形成的特权阶层，几乎掌控了韩国社会的一切，不但凌驾于一般人之上，而且凌驾于法律之上，深层次的社会气压几令平民透不过气来，自杀与丑闻事件层出不穷，从多任总统、众多明星到一般工薪阶层。这很像中国封建王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系统性僵化与腐败的情形。
建立在“宋明理学”基础上的“软驱”，不但没有真正起到制约资本与市场之恶的作用，反而在韩国造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那就是社会公权力被资本吞噬，形成了特殊的家族财阀阶层。
这是必然结果。先秦之后，经过汉代的董仲舒、宋代的朱熹等人不断修改，儒学逐渐沦为一种强调帝命天赋、尊卑有序、三纲五常的统治工具。韩国家族财阀化的社会尊卑秩序就吻合了这一特点。
这绝对是我们社会未来要避免的歧途。
日本呢？日本几乎全盘引进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政治制度的“硬驱”，却对西方宗教完全无动于衷；同时日本虽属儒学影响之下的东亚国家，表面上似乎也注重忠孝、义理、人情、礼，然而也不像韩国、新加坡那样以儒学精义为社会“内驱”。
在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里常常自相矛盾的日本人，其实可以在另一个西方裔日本人小泉八云的笔下找到解释，那就是日本的神道教：“无论是人的灵或神的灵，都分为几种的灵，各灵都有不同的性质。”
日本社会的“软驱”，正是它本土的神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一个“上帝”不同，日本神道教大大小小的各种神据说有1500万种之多，从对祖先、英雄的崇拜，到山、水、花草、树木、鸟、兽、风声、雨声、流云、雾、雪之灵的景仰，再到饭茶、锅台、庭院、桥、道甚至是厕所的敬畏，人生与生活中的一切事物，神道教可谓是无所不包，而且不同的神还分为不同种类的灵。总而言之，举凡生老病死、嫁娶生子、上学考试、工作晋升，一切都有各种各样的神灵可以祈祷。
神道教之于日本，犹如儒教之于中国传统社会，而且它确实吸收了儒学与禅宗的精神，又非常不同于儒家与禅宗。它是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根，也是构成日本人各种行为背后的逻辑基础。
支撑日本现代社会的这种“软驱”，它之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参考价值远远大于欧美、新加坡与韩国。
在经过疾风骤雨的多次革命之后，在五四、文革否定了儒家文化之后，在引入了德俄组织制度、英美资本与市场制度等“硬驱”之后，究竟什么是安放中国人心灵、制约现代社会之恶的“驱核”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无论如何，只有找到我们自己的“软驱”，找到安放我们心灵的家园，才能真正比较普遍地对那些越过良知底线的逐利、资本与权力的腐化等行为有所约束——虽然它也不可能被完全化解掉。否则，曾经数次上演的繁华故事就可能无法摆脱历史与文化惯性及现代社会本身阴影的威胁。
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历史性的根本挑战。
在生长一个现代大国的漫漫征程中，中国需要战胜的是外部挑战呢，还是自我的文明命运呢？也许更好的答案是：战胜了自身文明命运的之后，外部挑战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那些真正懂得中华文明基因的知识分子，都会在历史的长歌之外、在现实的忧喜之间、在诚实的观察与长长的凝视可爱的家园之后，想起黄仁宇先生所说：“我相信中国的前途。”
虽然，大历史里的现实从来没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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