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异在深圳“两会”上质疑深铁372亿收购万科：钱从何来？人大如何监督？下跌怎么办？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不一样的卡梅利多，原标题为《 金心异说 | 我在深圳“两会”上的发言 》，转载请联系原作者。说起深圳，你可以看到中心城那里摩天大楼直入云霄，但是那都是面子。金心异的话很显然不会被上面的人听进去，甚至就像金心异自己说的，连记录会议的人员都只是把这段内容缩减成“100字”。都说深圳要发展，那怎么发展？都说深圳要搞建设，拿什么去建设？金心异发言的最后连续问了多个问题，然而我知道，这些问题答案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明了的。

1月12－17日，老金作为深圳市人大代表，参加深圳市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到14日为止，老金只在分组讨论会上作过一次发言，这里把发言的主旨跟朋友们作一个分享。
13日上午，许勤在大会开幕式之后作《政府工作报告》.下午我所在的宝安代表团有一个联组讨论，由于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丘海参加，所以许多人抢麦。 我这个人从来不抢麦，因为我认为人大会议要代表抢麦，是程序设计上的缺失，更是政治权力对人大代表法定权力的一种戏弄，而代表个人只在大领导在场时抢麦发言，则是一种献媚和投机。我不屑为之。
14日下午宝安一组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没有任何市领导参加，所以大家发言的积极性就低了很多，为了不至于冷场，我悠悠而幽幽地发言。
当然，我还是真心对《政府工作报告》持总体上的肯定态度——别忘了我是一个深圳主义者。我发言的大概如下：
“《报告》的主题非常清晰，那就是四个字：深圳质量。回想起2010年许勤同志上任深圳市长，第一次提出来‘深圳质量’这个概念，并不为全国所关注（ 事实上，连市委书记都不太关注，当时许这样提，其实在官场上是有点犯忌讳的，因为从来只有党委书记有资格提一种执政理念，二把手提，严重犯忌——老金注 ）。因为当时全国还沉浸在2008年四万亿之后的政府投资狂热中，全国的增长数字都一派大好，个别城市甚至增幅达到16%或更多，大家都高增长下，深圳当时11－13%左右的增长并不显眼。 泥沙俱下，也分不出谁是有质量的增长，谁是低效的增长，谁是真正转变了增长方式。”
“当退潮时，才能看出谁没有穿底裤。 这两年全国陷入某种意义上的经济衰退，许多省份和城市增长乏力，这时大家才看到，全国穿着底裤的城市并不多，而深圳是其中底裤最性感的一个。 这两年，在全国乏善可沉的背景衬托下，深圳经济增长成绩单十分亮丽，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均保持高增长，科技创新模式和环境在全国一枝独秀，尤其是华为、腾讯等企业业绩骄人，很给深圳长脸。唐杰教授（ 前深圳市副市长 ）前两天说，全国只有三个半城市（ 3个是北京、上海、深圳，半个是广州 ）真正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认为他是给北上广三个城市留面子，同时也不想表现得深圳很骄傲。苛刻一点来说的话，全国可能只有深圳一个城市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不再由要素投资驱动，而是由创新驱动。由创新驱动，所以深圳经济的质量毫无疑问在全国最好。”
“深圳为什么在全国率先实现这种转型？我其实早在2009年所写的《深圳转型》一书中就给予了揭示。核心的原因其实就两条。一是，深圳真的没有地了。中国的地方政府这十几年，全都沉浸在土地经济之中，乐之不疲，而深圳早在2005年李鸿忠同志就喊出了‘四个难以为继’，其中最核心的是没有地了。没有地了，所以被逼无奈之下，告别土地经济，在既有的一亩三分地上做质量文章，所以必须靠科技创新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二是，深圳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真正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城市。政府不介入市场竞争领域，企业不找市长找市场。几年前有北京媒体采访我，问深圳最核心的城市竞争力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最主要成就是什么，深圳为什么能够搞科技创新。 我就说了这四个字：市场经济。 关键有两步：第一步是，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刚建立一个城市的管理框架时，许多中央和内地所设置的微观和中观经济管理部门，深圳一概没有设立政府部门，而是以设立国有企业代之，比如用深圳纺织集团代替纺织工业局，深圳赛格集团来代替电子工业局。”
“第二步，是过去20年进行了至少两轮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小规模的也有多次。第一轮是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死的死，卖的卖，地方国资主力集中在垄断性的公共服务领域；第二轮则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国企也几乎全部变身为公众上市公司（ 上市是最好的混改 ），并且大部分此类国企上市公司都引入了外资。国资退出竞争性领域，使得政府在市场竞争中可以持中立立场，只做好公共服务环境，制订产业政策时才会不被绑架，才不会把大量的财政资源砸在国企的无底洞中去。 大部分国内城市政府都一屁股坐在国企立场上，结果根本不可能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驱动。”
“好了，现在进入我要说的主题。《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国企改革的部分是这样表述的：‘实施市属国企改革1 12政策措施，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资源整合和并购重组，做强做优做大一批国企集团’。在我的印象中，深圳过去从没有提过‘做强做优做大’，这不是深圳一贯的价值观，这种转变，对深圳来说是个危险的信号。 深圳可能由此会背离自己一贯的国企改革原则，而且会由此摧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我不得不说，深圳这两年国企改革有所倒退。主要表现在，新增设了许多国有企业，市属和区属都有，当然这可能由于财政大丰收，出于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把过剩的资金注入国企的考量，但是新设国企确实悖离了深圳的改革价值观。尤其是大量进入高度市场竞争的领域。将大量地方财政资源投入到高风险的领域，赚了钱当然没有问题，亏了钱谁对此负责？一亏就是几十亿上百亿的话，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另外就是，深圳这些年并未能建立一个完美的国企监管体制。 因为这是一个悖论，监管很完善的话，企业就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就不可能搞好；但是监管缺失的话，就会将公共资源置于高度风险的状态。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体制之下，国企已成为一个腐败重灾区。”
“在我们的国资监管体系里面，人大的监督如何体现？目前并没有一个真正可落实的体制机制。目前只有一个，就是全口径预算公开里面，包括了国有资本的年度预算。但这只是一个很笼统的宏观汇总。具体到重大的高风险的国企投资项目，需不需要经过人大的批准并接受人大的监督或质询？”
“我想说的就是深圳地铁集团出资372亿收购万科股份这件事。372亿，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0%， 这么大的投资，深铁钱从何来？是否在预算中体现？人大如何监督之？毕竟这是一笔高风险的投资，22元每股，这个价格很高，只要宝能或恒大从二级市场出货，股价就会断崖式下跌，如果深铁持股万科的市值跌去100个亿，谁对这100亿的国资损失负责？我希望市人大关注此事，并需要检讨如何落实人大的监督功能。我的发言完了。 ”
我知道我的发言过于犀利，个人要承担所谓的被批评的风险。但是说实话，我发言的影响力仅限于这个会议室内。我知道媒体，无论是市属媒体还是省属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不可能报道我的发言，因为萱萱都已把它们管得老老实实的了。再说了，我们这个没有任何市领导参加的分组讨论，他们来的人本来就很少。
连会议简报都不可能把我的发言登上去。每个分组讨论都有专门的简报记录整理人员，在我发完言半小时后，他们拿出一份整理稿给我看，要我在上面签字确认。我一看，真是啼笑皆非，我的发言被“精简”到100字以内，主要的观点都被过滤了。小姑娘说，字数有要求；我说，随你们，我能做的就是拒绝签字。
我把这个发言发在我的公众号里，只是留下一份记录。作为市人大代表，我能做的有限，但我该说的都说了，听不听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