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尔蒙、90后蓝领、危险金矿:为1000元高息借款的年轻人
本文 转自腾讯财经旗下微信公众号“棱镜”(ID:lengjing_qqfinance),作者:周纯,编辑:暴剑光、刘利平。
2015年,在决定成立一家小额现金贷平台之前,方成(化名)怂恿手下的两位年轻职员应聘到富士康担任流水线上的工人,以调研中国蓝领工人这个群体的金融需求。虽然一周之后这两位“卧底”职员均被开除,但并不是一无所获。
方成被告知,对小额现金贷有迫切需求的群体不仅限于蓝领工人,这个市场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大,而且大很多。
两年之后的这个秋天,刚刚成立仅三年的趣店在大洋彼岸的纽交所上市当天即获得高达636亿元的市值,要知道,这家小额现金贷平台创办仅三年多、直到2016年才开始大规模投入做现金贷业务。636亿元的市值一举超过中国18家已上市城(农)商行的市值总和。
在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90后蓝领每天在手机上耗费大把时间娱乐、消费,以让工作之外的生活变得有趣,他们需要短期借款,并用未来的工资收入去偿还本金及利息。两三年前,像方成一样嗅觉敏锐的创业者开始筹划针对这个市场提供金融服务。
在过去的一个月,我们在深圳、东莞、北京等地访谈了数量不少的现金贷用户,他们都是90后,从事着制造业、美发、餐厅服务等工作。在这些用户中,有人收入偏低,只有三四千元;也有人收入尚可,达到七八千元;还有受访者的家庭有营收数百万的生意,但这些人同样热衷于为了几千元通过互联网付息借钱。
他们愿意分享他们的故事,但都要求匿名,他们只愿意公布自己的网名。
小额现金贷,这个比照美国Payday Loan(发薪日贷款)而生的行业,即使是保守的投资者们也相信,这个行业会成为继P2P之后,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又一大“风口”。甚至被不少P2P从业者评价为代表了互联网金融领域“最先进的生产力”。因其强大的盈利能力,在登陆资本市场时备受资本追捧。
下载一个手机app,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简单信息,就可获得两三千元钱的借款额度,并有长达半个月至几个月的借款周期。这样并不复杂的模式,让长期被排斥在主流金融体系的年轻人,第一次离钱这么近。而动辄年化100%以上的高额利息,也让小额现金贷一面世即饱受质疑与批判。
多位现金贷创业公司的从业者告诉腾讯《正片》,小额现金贷用户规模目前在3000万左右,仅几家头部平台公开的注册用户数均超过了2000万。这意味着,即使忽略不上网的老年人和儿童,剩下的约10亿人当中,小额现金贷的渗透率也达到了3%。
而随着更多资本涌入、推动,现金贷用户规模正以几何级速度膨胀。 据Trustdata的统计,在2017年9月这一个月,现金贷领域APP的新增用户就达1240万;去年同期的数字只有344万。
制作:腾讯信息可视化实验室
消费明天
9月下旬,初秋的深圳依然燥热沉闷,午后四时,正是上班时间,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内的一家手机销售门店里,只有高仔(微信名)和我两位顾客。
几分钟前,高仔分期购买了一台售价2999元的vivo X20手机,一种名为“富宝贷”的分期付款产品为他一次性提前支付了购买手机的全部资金,而此时销售这一金融产品的工作人员正在为高仔讲解手机还款的步骤,告诉他分期的日利息为“万七”(折算年化利息为25%左右),等到3个月后才可提前还款,否则要收取提前还款费用。
在富士康园区,“富宝贷”的广告被印在楼栋间的横幅上,以及宣传栏的海报上。随处可见的宣传资料显示,富宝贷是富士康旗下首款消费金融产品,定位为“富士康人的信用钱包”。
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随处可见富宝贷的横幅广告
这是高仔第一次接触“富宝贷”,他获得了8000元人民币的额度,除了手机分期掉的近3000元外,还剩余5000元可以自由消费、提现。在此之前,他一直在用的是国内一家最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产品,从2008年分期第一个手机开始,一用就是9年。
离开这家手机店左转100米,高仔径直来到转角的露天吸烟区,几棵遮天蔽日的榕树下坐(蹲)满了休息的年轻人,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一手夹着烟,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或看视频,或玩游戏。王者荣耀和开心消消乐是这里最受欢迎的两款游戏。
玩游戏的富士康工人
高仔不玩游戏,他喜欢看视频。每天晚上8点下班之后,至少要看上两个小时,休息日的话则可以看一整天。“刚刚分期的这个手机唯一不好的就是内存太小,才64G。”他琢磨着,过一段时间就去把内存扩张到256G,这样才能装下更多的电视剧和电影。
高仔其实并不高,穿一件浅粉丝竖纹短袖衬衫,其中一粒扣子掉了。他从蓝色裤兜里掏出一根双喜烟点上,开始絮絮叨叨地向我讲述他的经历。
今年25岁的他,已经在富士康进进出出8个年头,底薪也由刚进来那会儿的1800元,涨到了现在的2550元,算上加班费,他目前一个月能挣到3800元—4000元。
而就在五分钟之前,他花了超过自己三分之二的月薪分期付款购买了一部手机。
他觉得很值。“自己用就要尽量用好一点的”,因为手机是用得时间长的东西。一周前,他在淘宝上花900元买了个杂牌手机,“现在已经变成一块砖,没法用了,就当丢了”。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要买就买好的”。
在此之前,他还分期过三台手机,一台iPad。其中2014年上市的一款iPad售价6888元——相当于他两个月工资,“一出来我就直接拿下了”。他前后花了5个月的时间才还清借款。
可惜的是,这台iPad用了不到一年,就在出租屋里被人偷了。
每天工厂、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让高仔平时的开销并不多。他盘算了一下,扣除给公司的110元住宿费,400元充饭卡,自己一个月的花销在800块钱左右,这意味着他每个月能存下2000元—2500元。
但也有特殊的时候,比如上个周末,他和同事一起去了趟香港玩。吃喝逛加门票,两天花了4000多块钱。“空着手过去,空着手回来,啥都没买,钱就没了。”他说道。但他觉得既然要玩,又何必在乎这点钱,“大不了后面这半个月抠点”。
由于多次分期积累下来的信用,高仔在这家消费金融平台的授信额度逐步提高,几乎每分期一次,就有客服打电话过来征询他要不要提升额度。到2015年已经提升到了5万元。当时他农村老家正好在盖房子,需要用钱。于是,他一口气全部借出来,借款周期为5年,每月定期还款。
他并没有算过这笔现金贷款的利息是多少,当初签的借款合同也早就被他扔了。他只知道现在每个月要还1237.5元。按照这个数字,这笔借款的年化利息在17%左右。
“如果是资金充足,我不太会办分期和借款。”高仔说。他也深知,这些借款说贵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
在高仔看来,在富士康上班其实挺悠闲的,“就是有点无聊”。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看机器,机器有故障就处理一下,没故障就坐在那里发呆,从早上8点坐到晚上8点,日复一日。
而厂区外的那条油富商城步行街,几乎能够满足他们的全部生活需求。在这条长约50米的街道上,有两家理发店,4家彩妆和护肤品店,一家手机店,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摊位,剩下的都是主打各地特色小吃的饮食店。
这家手机店的店员告诉腾讯《正片》,店里最火的那款手机上个月卖了50多台,其中一半以上的顾客选择了分期付款,光店里合作的分期平台就有五家。“随便你选哪一家,利息都差不多。”他说。
下午5点,人群开始从对面巨大的白色厂房中如潮水般涌出,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高仔感慨,十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十年他存的15万元,加上借来的5万,已经悉数用来在老家盖了新房子。下一步就要考虑结婚的事情了,现在他老家那边的彩礼至少要10万起。
“我现在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了。”他把烟头狠狠地踩灭在地上。
又爱又恨,无法摆脱
方成告诉腾讯《正片》,相对富士康封闭的园区型工人而言,园区之外形形色色的职业,如公司销售员、房产中介、美发师、装修工人、餐厅服务员等,他们的消费场景更丰富,借贷需求也更旺盛。
距离高仔上班的地方4公里开外,已至午夜,一家美发店内仍然灯火通明,十几位身着门店统一工作服的年轻人站成一排,面前的总监正在给他们开这一周的例会。小峰是其中的一员,黄头发蓬松而张扬,在他看来,那是身份的象征。
正值十一前夕,美发店的生意格外忙碌,上午10点就开始上班的小峰显然已经有点撑不住了,哈欠连连,这更加坚定了他辞职的决心。
“现在发型师行业工资不到四千,而且还不稳定,物价上涨了,提成没涨,现在深圳每年都有几万名发型师转行。”小峰说。
小峰是一名活跃的小额现金贷用户,在两家平台上频繁借钱。其中一家给的额度是1500元;另一家也是1000元出头,借来的钱都用于日常消费了,无外乎就是吃饭、抽烟、娱乐。
“建议不要搞网贷,那是个坑,会越陷越深。”他告诫。这两家年化利息均超过100%的借款,让他又爱又恨,却无法摆脱。
他没有存下一分钱。“理发师是个动不动就要进修的行当,学习一次1万多元,哪有钱存?”他反问道。
他决定重新回富士康打工去——没错,他也曾在富士康呆过三年,月薪3000多元。后来由于在富士康被记了大过,三年之内不能加工资,于是才有了改行当理发师的经历。
一个星期之后,他告诉我,面试富士康被淘汰了。他原本以为过了这么久不良记录已经消除了。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告诉我,自己已经离开深圳,回到了家乡所在的省会城市。
脱胎于清华大学与密歇根州立大学成立的Net Ranking项目组的清研智库,近两年也开始对90后青年务工群体做了一系列调研,去研究他们的群体特征和消费行为。他们发现,正如小峰这样,这一群体的流动性很大,“通常是访谈期还没结束,受访对象就已经辞职了。”清研智库的研究总监张洪云说道。
这些调研团队还发现,90后青年务工群体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消费水平相对较高。
具体来说,近四成(38.7%)90后务工群体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但近六成(59.1%)的月消费在1000元—3000元之间;此外,90后青年务工群体整体储蓄水平普遍偏低,六成(60.0%)储蓄额在1000元以下。
制作:腾讯信息可视化实验室
“花出去才是财富”
和方成一样,不少小额现金贷平台,尤其是几家头部公司,会定期进行用户调研、访谈,以便更精准的进行用户画像。
在和多家小额现金贷平台交流之后,腾讯《正片》大致获得了这一群体的画像: 男性为主(占到8成以上),22岁—35岁,居住在一二线城市的外地人口,大专及以下学历,月薪在3000元—8000元。
制作:腾讯信息可视化实验室
在智融集团CEO焦可看来,小额现金贷的用户群体,跟职业、收入没多大关系,因为不管你是月赚八千还是月赚三千,都有可能成为月光族。真正最相关的,还是年龄,是一群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智融集团旗下拥有小额现金贷产品用钱宝,从公开数据来看,其注册用户超过1500万。
焦可提到,年轻人有两个最大的特点: 一是他未来的收入会比现在高,因此敢于消费;二是未来的人生还很长,会更加看重自己的信用价值,因此是相对健康的人群。
上述提及的高仔告诉我,他周围的同事9成以上都是“90后”,年纪最小的一位是98年的,年纪最大的是87年,今年也不过30岁。
前述清研智库的报告指出,“90后”生长于娱乐时代,并养成了独特的娱乐习惯与方式,重视娱乐消费是90后务工群体显著的消费特征之一。在“90 后”务工群体,1000元-3000元、3000元-5000、8000元以上这三个收入层次,休闲娱乐(包括旅游、上网、电影等)的支出占比分别为59%、57.4%、63.6%。
这意味着,这个年轻群体愿意拿出超过一半的月收入花在娱乐上。同时,收入3000元以下的群体,娱乐性消费占比并不比高收入群体低。在他们眼中,娱乐已经成为一种必要消费。
1992年出生的阿健在娱乐上的消费比重,显然要高出平均水平。
他家在南方沿海小城开的冻肉厂,一年收入几百万元。他给家里打工,每天负责给这座城市的所有高档酒店送货,一个月工资6000元钱。即便如此,还是经常不够花,“随便吃吃喝喝就没了”。
在游戏世界里,他是一名资深的玩家,玩过的游戏“不下十种也有八种”,且每一种都会充钱。“连最简单的手机捕鱼也花过钱,一天几百几百地充,经常开一个外挂让它自己在那打(鱼)。”他说道。
他算了一下,这些年前后花在游戏上面的钱应该不下五万元,外加“玩跑了三个女朋友”。在女朋友和游戏谁更重要的世纪难题面前,每次都是游戏胜出了。他也反思过,是自己的自控能力太差。
“游戏好像可以填满你的空虚感,或者寂寞,会给你带来快乐,你会在游戏里得到那种在生活中得不到的感觉。”我问他,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停顿半天回答我,“说不清楚”。
阿健是两年前开始接触小额现金贷的,他借钱买了一台1万多块钱的苹果台式电脑玩游戏,因为“它外观好看,简洁大方”。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游戏体验跟三四千块的组装机差不多,“也就那么回事”。
随后他又陆续借了三四次,每次都是几千块钱,并且都按时还款。一个家里每年能赚几百万的人,为什么要去高息借这几千块钱?
“几百万又不是你的,他也不会给你。”阿健回答,他深深地感叹自己和父辈的消费观念已经完全不一样,“他们一个月连500块钱都花不完”。
我问他的消费观是什么,电话那头的他哈哈大笑地说:“你跟一个初中学历的人谈消费观,那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消费观。”
在得到详细的解释之后,他顿了顿说:“钱必须要花完,说不定哪天出门就被车撞死了怎么办?不要留着当遗产,花出去才是财富。”
腾讯《正片》获得了一份详实的用户调研总结报告,在随机受访的50名用户中,有20名用户玩游戏,且多数人会进行大额充值,总计花销从上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此外,熊猫TV、映客、斗鱼、YY等直播平台的名字也频繁出现中他们的兴趣爱好栏,而且在直播平台打赏的用户也不在少数。 借钱打赏,这种任性的人竟然也存在。
已经在互联网行业工作9年、运营过不同产品的的焦可总结,互联网的第一波红利是人口的红利,人们从不上网到上网;第二波红利则是从无消费到有消费,反映了整个年轻群体的消费观,他们开始习惯在手机上打车、叫外卖;在直播中打赏;为游戏充值,甚至线上公益募捐等等。
更重要的,当他们囊中羞涩的时候,也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轻而易举地能在网上借到钱。
诱人的金矿
一家现金贷平台在用户调研中总结说,“ 大部分用户面临着与收入水平不相匹配的经济压力及消费欲望,常常需要借钱来度过余额不足的窘境 ”。
在这家平台深度访谈的用户当中,有看视频直播十余天打赏五万元的个体户老板,有花3000元为自己买一双篮球鞋的地产中介职员,有要借钱回家过年的出租车司机,也有一年出游十几次的创业者。
没有社保,无法提供有效的资产证明,没有央行个人征信记录或者就是“白户”,这让他们长期被排除在传统金融的审美之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曾提到,金融机构通常只愿意服务最上层20%的客户,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但在中国,由于存在诸如产权歧视、利率管制和僵化的不良考核等因素,对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尤其突出。
“比如,我们之前在浙江的调查发现,只有20%的小微企业曾经获得过银行信贷。再比如,央行的征信系统包含8.8亿人的信息,其中只有3.8亿人有过信贷记录。”他说。
在做小额现金贷平台之前,2013年,焦可和他的合伙人做过一段时间的信贷搜索引擎,想解决借贷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做了一年多时间发现走错路了。”他们很快发现,中国彼时的信贷问题不是信息不对称,而是供需不平衡,做出的信贷搜索引擎上面没有多少产品可供搜索。
他们给传统金融机构导流100个用户,但最终做成的只有5个。传统金融机构不喜欢这类人群,按传统征信系统也确实无法向这个人群放贷。
“中国的信贷服务渗透率只有15%-20%,而欧美可以达到70%-80%。考虑到中国的信用环境相对落后,就算渗透率只能提高到50%,那也意味着这一用户群体至少在一亿到两亿。”焦可这样分析道。
如此庞大的一个潜在规模,让现阶段的小额现金贷平台,甚至不用在获客方面费多少心思。因为当一个需求是百分之几的时候,渠道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现在全网到处都是现金贷的广告,大家都在投,只存在一个性价比高低的问题。”某小额现金贷平台负责人如是说。
他们的策略是,寻找年轻人喜欢的、下载量大的APP作为广告投放的主渠道,社交类和游戏类的效果最佳。
当然,对于90后这一“互联网原住民”群体来说,用户体验至关重要。贷款审批通过率、审批速度和到账时间、授信额度,是当前小额现金贷用户最为敏感的三点,排名难分先后。
例如,在用户注册申请的过程中,需要填写的都是些用户手里有的数据,如身份证号,平台绝对不会让用户去银行打印工资的流水证明;审批速度都必须是以秒计,再长用户就会受不了;此外,注册十分钟,批贷几百块的“抠门”平台,在用户看来显然“诚意”不够。
相比之下,由于小额、短期的特点,他们对利息反而没有那么敏感。“同样是年化100%的利息,借100还200,与借1万还2万相比,显然前者更让人容易接受。”上述平台负责人如此解释。
这也导致, 在目前尚处于蓝海的小额现金贷行业,平台并无多大的动力去主动降低利息。 在这名负责人看来,降息是等市场充分竞争之后的下一阶段才需要去考虑的事情。
在一位中型网贷平台创始人看来,小额现金贷模式代表了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里“最先进的生产力”。因为其获客成本低、风控成本低、客户基础庞大,更主要的是,现金贷的盈利能力非常强。
从趣店的IPO文件数据来看,在2016年前后推出小额现金贷业务后,平台迅速扭亏为盈,由亏损2.33亿元到盈利5.77亿元,仅2017年上半年净利润就达9.74亿元。
此外,在利息方面设计的一些“小心机”,也能降低用户对利息的敏感度。
一家小额现金贷平台产品总监提到, 一般平台会将整体利息拆分成利率(给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部分)、平台服务费、通道费、风险准备金等多个部分,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符合收费透明的监管要求;另一方面,从用户感知来说,平台确实提供了这么多服务,用户对整体费用的接受程度也更高。
至于此前行业通行的“砍头息”(如用户申请借3000元,但到账的只有2800,200元作为服务费提前收取),由于受到重点监管,加之影响用户体验,现在已经被许多平台弃用。
谁在意这是不是高利贷?
小额现金贷最受争议的,正是其高利息,甚至从一出现就被冠以“高利贷”之名。
上述产品总监告诉我,目前行业的平均年化收益率约在150%—200%。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几家头部小额现金贷平台的利率,其中,商品分期的年化利息普遍在50%左右;小额现金贷的年化利息普遍在120%左右,最低也超过了80%。
两家小额现金贷平台的利息详情,左图算下来年化利息109.5%,右图算下来年化利息116.45%
在“现金巴士”CEO唐阳看来,小额借款都是短周期,因此折算出的年化利息对用户是无效的,用户并没有发生这么长久的交易。“只是名义的而不是用户实际承担的利息。”他说道。
小额现金贷用户的征信成本更高,风险也更大,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定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偏差如此之大,也反映出这一新生市场初期的杂乱无序与野蛮生长。
而腾讯《正片》更关心的是,这些年轻人非刚需的消费需求,需要以这样不菲的代价去满足吗?一旦形成过度借贷,对他们、对社会又将产生什么样的负担与影响?
类似的话题甚至引起了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的兴趣,他在一次非公开场合中提到,目前中国的居民加杠杆大部分集中在90后,未来消费信贷是一篇蓝海,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居民杠杆率低,消费可以加杠杆。但在他看来,消费加杠杆仍存在结构问题,究竟怎么走,还有待观察。
耶鲁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在其《金融的逻辑》一书中提到,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原来靠亲情、友情实现的隐性金融交易(实则具备投资、保险或信贷的经济功能),正在由金融市场以显性金融交易的形式取而代之。
制作:腾讯信息可视化实验室
也就是,类似的资金周转需求早已有之,只是由以前向亲戚朋友借钱,转向现在的小额现金贷平台。在他看来,年轻人的贷款需求不应被禁止,而应该通过改革体制环境、发展个人征信系统,来减少借贷欺诈与违约,降低借贷利率。
经济学博士张洪云则坚持认为,人都是“经济人”,“经济人”做出的决策都是理性的,只不过这个理性的标准不一样,一些过分的超前消费毕竟不是常态,大部分人的消费都是有度的,因此不必过于担心。
但她仍提醒,有些欲望是被创造出来的,年轻人基于经验主义的判断仍然有限,有时候并不清楚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什么后果,国家也不知道这个群体有多大,以及带来的超前消费规模有多大,再经过K倍的乘数会放大到多少倍。她说:“这方方面面就像一个黑洞一样,需要在社会准则之下,引导其良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腾讯《正片》访谈的这些用户,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小额现金贷的利息太高了,自己已经开始减少使用的频次,或者干脆不再用了。这一现象,或许就是行业自我净化和洗牌的过程,倒逼目前还没有动力去降息的平台,提前开始考虑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