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网红面包店的突然死亡，和 6 个人糟糕的夏天

Farine在烘焙行业里从标杆、榜样到关停倒闭，中间隔了5年时间。

Farine 由法国人 Franck Pecol 于 2012 年创立，在上海有四家分店。今年3月20日之前，这还是一家不论何时到店购物，都需要排队的网红面包房。而前员工举报其“使用过期面粉”后，一切都改变了。

本文首发于 好奇心日报 ，虎嗅获授权转载。

文 | 温欣语

Laurent Fortin，Farine 前生产总监；David Fortin，Laurent 的弟弟

Laurent Fortin 在 LinkedIn 上建了个账号。对于这个来自法国厄尔省 （L’Eure） 的面包师来说，这个举动应该不是那么迫切——他已经 49 岁了；从爷爷那一辈开始就是面包师，只服务于本地；除了法国，他对世界也没有很多了解……

但这个可能是多此一举的行为，彻底让他的生活失控了。

远在上海的法国人 Franck Pecol 的生意越做越好，他在上海的面包店 Farine 是大牌的网红店，他需要一个能深谙法式面包制作精髓的人来替他管理面包生产业务。LinkedIn 上的 Laurent Fortin 进入到他的视野。

2016 年 12 月 Laurent Fortin 离开法国来到上海。这是他第一次到中国，Franck Pecol 给了他一个蓬勃的事业起点：中央厨房，监督 5 个 Farine 店的生产，负责研发新的菜单，训练员工，质量过程检测……他有很多责任，“他曾告诉他的家人很多次他想离职，因为他一个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的一个同事说。但不管是大展宏图，还是辞职，这些都没来得及。3 个月后，他和另外 7 个人就因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品罪 （主要涉及使用过期面粉） 被刑事拘留。

2017 年 3 月 22 日到现在，Laurent 已经被囚禁了 181 天。他在看守所里待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他真正在上海生活的时间。

Laurent Fortin 41 岁的弟弟，同样也是面包师的 David Fortin 这个夏天里只剩下了一件事：营救兄长。

这可不是一个轻松活，对于连“中国”和“亚洲”概念都分不清的 David 来说更是如此。他面对的是两个庞大到无影无形的政府。

“他们一家人完全不了解中国复杂的法律，你能想像他们现在面临的压力和无助，”采访过他们的法国《世界报》 （Le Monde） 记者 Simon Leplâtre 说。

David Fortin 被禁止和哥哥通电话或者邮件，半年时间里只通过法国领事馆收到过 3 封 Laurent 的信件。7 月 17 日在家人收到的信件中，Laurent 提到自己被关在牢房里，每天睡地板，不能按时吃药，并提到了自己“可怕的背痛”，但信的最后他决定继续忍耐，“尽管这极不公正，但我的头脑里终于开始接受了这一现状。” 之后，法国领事馆为 Laurent 在牢房里争取到了一把椅子。

本来这一新闻仅局限在中国。一部分原因是 David 一家人收到法国领事馆的“指示”: “领事馆告诉我们不要和任何媒体接触，小心低调一点，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毕竟中国政府并不喜欢媒体，不想让此事上升成外交事件。

6 个月过去，David 收到的回复永远是“一切还在调查中”，他这才意识到沉默和等待无法救出Laurent。

8 月 8 日，David 在线上发起了签名请愿，呼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营救被困在中国的哥哥，截至目前请愿书收到了 65000 人的支持。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 Farine 老板跑了，以及，还有人被关着。

在请愿书中，David 提到 Laurent 曾就卫生方面向他的上司 Marion Cambronnet——Farine 的第二大股东，也是闵行中央工厂的所有人——提过建议，但 Marion 让他忽略卫生问题，专心加大生产。

Marion 也是最初入狱的 8 人之一，但以自己有 2 个小孩为由申请保释成功。而负责面包生产的总监 Damien Hortal 也获得了保释。唯有这个进入公司时间最短，且只有一年合同期限的法国人还被困在狱中，“大家都抛弃了 Laurent，他成了替罪羊。”

线上请愿迅速引起了法国最大通讯社法新社的报道关注，此后法国数十家媒体以及其他英文媒体都进行了跟踪报道。请愿书也让 David 在给法国总统马克龙写了十封信后，得到了总统秘书长的回复“法国领事馆知晓这件事了，正在尝试解决。”

不过法国政府玩起了踢皮球的游戏。当 David 传达这一信息给上海法国领事馆时，得到的回答是：“ 你联系的这个人是谁？谁告诉你这个信息的？” 到头来也没有给出进一步回应。

David 也尝试联系过 Farine 的老板 Franck，而 Franck 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没事的，就只是罚款而已。” 据 David 了解，Franck 目前已安全地将自己的财产和品牌从中国转移到欧洲，“他只是把自己和此事的关系处理得一干二净，不会再回中国了。但他从来没有出来承担过任何责任，也没有向我们施予过任何帮助，” David 说。

现在 David 已经放弃和 Franck 对话，他甚至怀疑就算 Franck 回到中国也未必能改变现状，毕竟“他也没有任何权利，没有大的话语权。”

在 9 月 3 日最近的一封信中 Laurent 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他通知家人从 9 月 17 日开始自己将在监狱里绝食抗议，David 为了表示对哥哥的支持，决定在地球的另一端和 Laurent 一起绝食。

Farine 武康路门店关店当天 图/好奇心日报

与此同时，David 也在寻找厉害的中国律师，并且计划未来两周内到上海探望 Laurent。法国驻沪领事馆给予了一次家人探访 Laurent 的机会，David 声称会带法国记者全程报道，“等着，我们真正的发声是下周，下周开始我们的声音将更大，” 他接着补充道，“我不是想和中国对着干，我只是想救我的兄弟，一个被无辜囚禁了 181 天的人。我想对抗的是不公正。”

今年年初 David 全家曾计划一起搬到上海和 Laurent 一起生活，“现在？抛在脑后吧，我们现在只剩下害怕和绝望。”

陈琪瑞，前 Farine 面包师

陈琪瑞今年 28 岁，从事了 8 年烘焙业务，此前他在杭州做面包师的时候就听说外地人都会到上海一家叫做 Farine 的店买面包，“ 当时在这个行业里 Farine 是个标杆，是个榜样。”

他此前尝试做过了日式和台式面包， 2016 年 8 月他决定加入 Farine，因为“我想知道法式面包是什么样子的，我要把最好的面包做给别人吃。”

这份活比他想的要辛苦，有时候需要夜里 12 点或者凌晨 3 点上班。Farine 不包吃住，每月的工资 4000，在闵行的房租 1200，有的月份陈琪瑞甚至还需要往里贴钱，但他很有干劲。

3 月 22 日当天，陈琪瑞刚好轮休，他只是听同事提到了查封的事情，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一天几乎宣告了他面包师职业的终结。第二天他还收到了公司总监的群发邮件，“这批面粉没有问题，大家不要担心，会保护好大家的。”

但此后证明并没有什么人来保护大家，撑了一周没活干没收入的日子，要交下一轮房租之前，他终于还是决定先回老家江苏。

离开上海后，Farine 人事部曾通知所有员工到华山路 888 号签离职协议，并承诺会补发 3 月份的工资，那时陈琪瑞已经在江苏，他在离职文件上签字后寄回了上海，此后便石沉大海。“签了离职合同什么消息都没有了，人事不见了，都解散了，除了这些员工，任何人都联系不到，找谁都没有用了。”

Farine 的 100 多个员工在微信上组建了小组，以便随时更新案件进展。过去半年，这群人成了公安局和劳动局的常客，但事情看上去总是在原地打转。“有关部门让我们去找徐汇，徐汇说不归他们管，让我们去找黄浦，黄浦说不归他们管，让我们找闵行，闵行说让我们找徐汇…就这样推来推去，大家觉得很累很累，不知道该怎么办。”

Farine 武康路店内 图/amazonaws

到现在员工们也没有拿到一分钱，但事情在 9 月终于有了进展，9 月 14 日和 21 日两批人分别请求劳动仲裁，终于得到明确答复——公司罚款完后如果有剩余就发工资，没有则不发。这说不上是好消息，但也总比半年来杳无音讯的好。

现在回过头来看，陈琪瑞认为自己就像掉入了一个圈套。至少在他去年 8 月刚进入公司时，他确定面粉没有过期，而后他被调到了半成品部门，就一直被蒙在鼓里。“公司对员工有隐瞒，它把一些东西的日期搞掉，这是新的还是替换品，谁也不知道。大家是因为相信老板才会这样做，老板欺骗了大家，我们所有人都被欺骗了。”

而现在在看守所里的人在陈琪瑞看来都是替罪羊，他们是他熟知的同事，“大家连再见都没有说，就分开了”，而“真正做事的都在外面，里面都是没有什么权力的普通员工。”其中一名员工因为入狱期间经常生病，几次被送进医院，最后就被释放了。

他现在也没有跟父母坦白自己回江苏的原因，只是说上海的工厂在装修，但“其实根本就没人要你啊”。

Farine 的前员工里和陈琪瑞有类似经历的不止一个，如今那个 100 多人的微信群里除了更新案件的消息，也成了大家互通工作机会的地方。

Camille，前 Farine 市场营销总监

Franck 旗下的 WIYF 冰激凌店，图/Flickr@Shioulin Kao

Camille 在上海生活的时间几乎就是她为 Farine 工作的时间，2014 年加入 Farine， Camille 从一名市场经理，变成公司的市场营销总监。这一过程中，她也把一个无人问津的品牌塑造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网红”面包店。

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上海餐饮业水深火热的竞争，这不是一个可以随意糊弄人的市场。在上海的几年时间，她已经习惯每个月看到新概念出炉的同时，又有新概念被淘汰。

这一市场的客户太“刁钻”了。“上海本地人和外国人都旅行过很多地方，他们可以分得出来一个质量好的产品和一个平均水平的产品，” Camille 说。她认为“中等质量但卖很贵的价格”这套逻辑在上海是行不通的。

而 Farine 最初就是奔着行业里最好的产品努力，Camille 称他们进口的面粉原料是有机谷物制成的石磨面粉，这些是“质量很高，也是从最贵的原料中选的。” Camille 经历过几次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常规检查，包括所有的资质、卫生和质量抽查。就在中央厨房开始运营前，公司本来还计划实施更严格的规定，但就在这个时间点上，事情发生了。

3 月 20 日星期一，举报者向食品和药品监管局告发过期面粉当天，Camille 记得整个公司都陷入了恐慌，老板 Franck 配合食品和药品监管局在现场做了调查，紧接着第二天举报者就在微博上发帖并上传了 3 条视频，Farine 四家店相继关闭，100 多人当天失业。星期三，Camille 的 8 位同事被捕，Farine 从大众点评上撤离。

事件发生后的一周是让 Camille 无法合眼的一周，她和同事不断收到客户甚至是非客户言语激烈的控告和指责。

一夜之间这些言语像猛兽一样撕裂着她过去的价值观，她甚至不知道这些指控正确与否，但有一件事情她确信无比——“在我们长达 5 年的经营中，没有一个客户有食物中毒。”

她怀疑这是一出密谋好的设局。告密者刚进入公司 3 个月时间，便在短期内收集了大量证据，这本身就显得可疑，Camille 和同事普遍认为他可能是被人雇佣想要获得政府 30 万人民币的告发奖励金。

Camille 还记得今年 2 月末全公司的年会上，告密者还做了表演，和其他同事交谈甚欢。“想像一下 3 个月时间，他和员工成为朋友，在公司的年会上和大家一起喝酒、跳舞、唱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毁掉我们公司。这是多么可怕啊。”

Camille 现在最担心的是还在监狱里的同事，他们被与世隔绝，不允许和家人打电话，也不能接受朋友和同事的探访。这样的严厉程度让包括 Camille 在内的法国人重新审视这一国家的法律系统。

“我们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暴力的反应？ 如果有人生病或是进了医院，那么法国人会了解政府是担心人民，但现在监狱里的 4 个人没有伤害到任何人，至少可以在调查中让他们取保候审。他们出来后并不会让中国人民处于危险中，他们不是谋杀犯或者是贩毒者，他们只是听话的员工，他们也很害怕。”

Camille 目前身在法国，她听说 Laurent Fortin 的妈妈本来已经退休在家，但现在为了帮儿子还每月的房贷，不得不再次出来工作，“他的妈妈希望儿子出狱那天不会落得无家可归。”

肖敬，前 Farine 面包师/举报和微博揭秘者

肖敬是一个口音颇重的沈阳人，30 岁前他已经在日本打工了 8 年，回到中国后又在苏州的西点烘焙学校学习了一年，那时候他就看准了上海的 Farine，因为“一家店营业额（每天）能做 9 万多的，那全上海，全中国有几家店？”

Farine 对面包师的要求尤其高，除了面试和一天的试岗外，还必须有工作经验，不接受任何学徒。肖敬满足所有条件，10 月份他正式加入 Farine。

据他描述，仅 1 个月，他就在老同事口中听说了面粉过期的事，但他一直到第二年 1 月才和店铺的中方负责人沟通此事，得到的答复是——“不要谈论这点，谈论会让你丢了饭碗”。负责人还向他提供了前车之鉴，甜品部的员工在不久前也提过面粉过期一事，老板 Franck 连夜召开会议让管理人员封口，此后甜品部的相关人员相继离职。

这也是他和上层的最后一次沟通，之后他便开始长达 3 个多月的证据收集，一直到 3 月 20 日这一天他选择到食品和药品监管局举报，同一天《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 出台。

很多人质疑举报时间显得太过蹊跷，看起来就像是配合食品和药品监管局。他对此的回答是：“我也会看那个新闻的，对不对？我自己也在想这个时间对吧？”

他估摸着在被称作是“史上最严厉”的食品安全条例颁布时，举报会事半功倍。

但当天举报还不足够，第二天晚上他紧接着在微博上发布了消息和 3 条视频，这个引爆了整个事件的微博中写：“ 我已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向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了此事……不知是何原因，现在 Farine 还在正常运营。” 这条微博在短时间内收到了 100 多万的点赞和转发量，也直接导致了 Farine 店的关闭。

肖敬把自己暴露在社交网络上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了众矢之的。

微博发布后，肖敬在网上收到了包括前同事和陌生人的人身攻击，其中转发最高的知乎的帖子指出，他是和 Franck 争夺股权失败才出此下策。在被攻击和怀疑包围时，肖敬自称还曾就诊过心理咨询室。

肖敬打开了一个魔盒，但其后的发展并不由他所掌握。

之后的日子里，他到食品和药品监管局配合做过 2 次调查，整个夏天陆续到公安局录过 3 次口供，也和纪检部门沟通过，因为要调查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否有徇私舞弊的嫌疑。据他回忆，食品和药品监管局来抽查前员工通常会收到通知，提醒第二天要戴手套换上好的产品。他从未见过食品和药品监管局进入厨房后台检查，通常只是在店里扫视一番拿走成品回去检验，“反正是从来没检查出来过任何问题。”

在配合政府部门做了所有调查后，肖敬并没有得到他认为自己应得的奖赏。3 月 23 日就 Farine 一事召开新闻发布会当天，肖敬在发布会后台的会议室等待，结束后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阎祖强向他许诺：“上海市一定会重金奖励你。” 为此，一整个夏天他数不清拜访了多少次药监局，但都没有结果，“现在他不管我，就是说不管不问。”

没有奖励金的支持，他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3-7 月，肖敬面试过上海不下 5 家面包房，无一不被拒绝。毕竟这个圈子不大，Farine 离职的 100 多个员工也相继分散到了上海的其他面包店，“那个举报的人”的头衔就像阴云一样环绕在他周围。他也就此上门药监局多次，“我是外地人在上海，我没有工作，生活压力也很大对吧？我就问他们能否对我进行一定的帮助，哪怕你们食药监帮我找一个差不多点的工作，但他们也没有，”他说，“食药监没有奖励，也没有慰问。”

回忆起那段时间时，肖敬说“最可怕的是什么？是没有希望，没有生存的希望了。” 7 月份他决定离开上海，离开时他在微博上这样写道：“有点恐惧回上海，怕自己又陷入那种扎心的痛。”

他始终瞒着父母关于 Farine 的真相，实际上，我们的采访几次因为他母亲的出现而被迫打断。他至今没有找到下一份面包师的工作。

当然，他并不在 Farine 那100 多个人的微信群里。

Franck Pecol，Farine 面包店老板

“这件事给在中国做生意的法国人敲了一个警钟，你得记住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也不会知道他们将如何实践新的规定，” 法国记者 Simon Leplâtre 说。

但 Franck Pecol 应该不在他的提醒之列。这个来自马赛的法国人习惯了四处漂泊的生活，18 岁他便离开家在巴黎、伦敦和美国做学徒和服务生。

2004 年 Franck 来到上海，他的名字在上海甚至是中国的法国人圈子并不陌生，因为在短短数年时间，他就在上海形成了一个小型的 “Franck 帝国”。2007 年他在上海的第一家餐厅 Franck Bistrot 在武康路 376 号开业，接下来几年时间，他相继开出了 Rachekls、Frank Bistrot、Farine、Grains、WIYF 和 Le petit franck 等六家餐饮品牌。

“Franck 以前很喜欢上海，他坚信这里是全球范围内，开餐馆最好的地方之一，” Camille 回忆道。

2012 年由于在自己 Franck Bistrot 的餐厅里找不到正宗的法式面包， Franck 就在隔壁开出了第一家 Farine 面包店。Camille 记得 Franck 以前经常告诉她，法国人有一种高傲和优越感，就觉得他们的产品更好，但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已经去过法国，甚至在法国学习过了，他们知道一个好的可颂和法棍尝起来是什么样子。因此 Franck 给自己的要求是“要像在巴黎开餐厅一样在上海开店”，不能有任何糊弄的成分。

Franck 对中国人了如指掌，“我不太担心怎么做营销，中国人喜欢展示他们吃的食物和生活方式”，Franck 在去年年底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说。

5 年时间 Franck 就开出了 4 家 Farine 面包店，去年他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仅要在上海继续扩店，还要在苏州、杭州、南京等周边城市发展。

Franck 的成功部分来源于他是一个极其严苛和追求完美的人。 Franck 对质量的要求相当高，我们曾采访过一位在 Franck 的两家店都工作过的员工，她提到“ Franck 基本上每天都要来晃一圈，看到有什么不对的会马上说出来，看到吧台上的吸管只剩一半了，就说‘要注意了’。”

他的员工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极大的压力，被要求要做到最好，他的严厉程度甚至严重到“和他工作 6 个月以上，基本都会被开除”，和 Franck 合作了 5 年的 Camille 这样形容到这位前老板。 Franck 对产品的细节追求几乎到了痴迷的状态，在圈子里这已经成了他的一张隐形名片。

所以至今 Camille 和同事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 Franck 会准许面粉过期的事情发生，“他过于相信自己了，可以忽略中国的法律使用过期面粉，”她说，“我猜这会是他这辈子犯过最大的错误。”

Laurent 的中国律师马宏涛在接受采访时提道，在法国，“最佳日期前使用”是一个更宽松的条款，“最佳日期”并不是一刀切的概念。但在中国，“根据中国法律，没有官方的‘最佳日期’概念，只有“质量保证期”，律师马宏涛说，“如果厂家在质量保证期外使用产品，法律认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 ”

但无论如何这也没办法替 Franck Pecol 解释事件发生之后的“逃之夭夭”。

陈瑞琪心目中 Franck 令人尊敬的老板人设也因此而崩塌。“发生了事情，他就跑出去了，对所有人不管不问，所有人还是很相信他，等着他回来解决问题，可是什么也没有。”

更令陈瑞琪想不通的是， Franck 的主要合伙人中央厨房的厂长 Marion Cambronnet 被释放了，但也没有站出来解决问题，同样选择人间蒸发，“她就在中国，她就是当事人，她知道所有的情况，她可以把问题解决得清清楚楚，但她一点措施，一点举措都没有。”

目前人在法国的 Camille 希望 Franck 及早回到中国承担责任，她认为 Franck 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因为正是 Franck 的管理模式把员工的努力毁于一旦，“在公司里，他会为所有人做全部的决定，他的管理模式是恐吓式管理，用‘被开除’来威胁员工，因为很武断的原因随意开除员工。他认为他能做任何事情，甚至是违反法律的事情。”

“我们真的很希望他回到中国，面对中国的司法程序，而不是逃到法国，让 8 个同事为他的行为买单。”

截至发稿时间，记者联系 Franck 微信，并未收到任何回复。Franck 的微信账号名字只剩下一个 “F”，以及全黑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