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拍不出像样的科幻电影，问题出在哪里？

作者丨王语晨、张荣棣

编辑丨周祚、靳锦

没有人知道“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何时到来，虽然不被看好且困难重重，但至少有一群人正在拓荒这个领域，他们所做的事情，和遇到的问题，值得被记录下来。

2014年10月，电影《三体》宣布项目启动，随后“中国科幻电影元年”这个概念被炒了许久，但是三年过去了，《三体》经历了一系列波折至今没有上映，而它所代表的国产科幻电影则说不上“起步”。

“对国产片的印象不好，因为科幻片前面加了一个国产，就会觉得和其他国产电影一样烂。”在电影数据咨询公司“凡影”进行的一场观众访谈中，一名受访者这样说道。不仅观众持怀疑态度，中国科幻电影的从业者们也处境艰难。

与欧美、日本等科幻工业成熟国家相比，中国科幻土壤尚薄，虽然前有刘慈欣的《三体》一举拿下雨果奖，后有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在大众舆论中引发热议，但科幻文化在中国仍然相对小众，而缺少类型化产品的中国电影产业，对于科幻题材则一直抱有期望。

在一切都从零开始的背景下，中国科幻电影的从业者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面临怎样的困境？又如何去解决问题？

为此我们采访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涵盖了IP开发、制片、导演这几个科幻电影产业链上的核心领域，并试图记录下这些来自一线拓荒者的见闻和思考。

科幻IP开发：文本缺乏，科幻编剧难培养

张译文所在的微像文化是专门从事科幻IP开发的公司，早在科幻“风口”还未到来的2013年就已经成立了。通过赞助星云奖、赴美亲历刘慈欣获奖等，公司也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人和资本进入到了科幻相关产业。张译文对画外表示：“现在资本对知名科幻作品影视版权的争夺，实际反应出了中国优秀科幻文本的匮乏。”

据悉，国内出版的科幻图书，包含引进的在内，每年不过一百来部，而美国则高达1000多部，科幻文学基础的薄弱成为了发展国产科幻电影的一大瓶颈，市场对新鲜优质科幻IP的渴求不言而喻。

而另一方面，观众对国产科幻电影几乎是不看好的，“技术上的怀疑”和“内容上的违和”，是张译文所认为的两大主要阻碍。所以针对目前的情况，微像有两种不同的开发方向：一是跟中国历史有关的类型项目，比如《海棠开》、《梅花杰克》；二是跟现代人有关的但不至于太超前的，比如目前在做一个项目讲的是VR直播和社交媒体的结合。

即使面对优质的科幻文本，IP开发者们仍然面临另一大困难——找不到合适的编剧。中国编剧行业是重文轻理的，具有科学知识积累又能编剧的人非常少，“总共这么长时间也就发掘那么三四个能写科幻片的编剧“，张译文表示。

同时她也寄希望于科幻作家自己来当编剧，公司签约的新锐科幻作家张冉和阿缺，在她看来都是很有潜力的。“但是隔行如隔山，他们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培训过程，先参与编剧协作，然后一点点迈向独立编剧。”

科幻制片：克服视觉化难题，揣摩中国观众的接受边界

即使有了不错的剧本，在从文本向影像转变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困难，制片是关键中间人。他们连接着科幻文本和科幻电影，在将文字视觉化的过程中，他们协调团队成员，把控对于科幻片来说至关重要的视效呈现。另外，他们也连接着科幻创作者与科幻市场，在鼓励导演大胆摸索的同时，他们需要引导创作者拍出能被当下中国观众所接受的科幻片。

新线索影业总裁齐霁刚制作完科幻动作电影《逆时营救》。在电影剧本定稿之后，进入到筹备阶段，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景、开始美术设计，她和她的团队花了大量的时间在“科幻感”的视觉呈现上面。“影片的时间设定是2025年的近未来，那个时代，科技将怎样融入到我们的生活？美术指导就每个场景和重要道具都给了我们好几种方案，例如影片开始的粒子传送中心大楼、电梯、桥梁，小到手机、游戏机、甚至茶杯盖、手表……之后我们和导演、监制再共同讨论、决定。”

《疯狂外星人》制片人王易冰表示，将概念具象化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标准。“例如外星人这个概念，它的外貌、动作和情绪是怎样的，被制造出来的时候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我的导演有一个要求，讲下去，比如希望那个外星人的笑是灿烂的，那你去设计。问题是对灿烂的理解，可能有的人理解灿烂，只要嘴咧开了就叫灿烂，有的人理解灿烂是其他的东西，”王易冰说。“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这样的问题。”

在他看来，科幻视效是一种手段，要讲的仍然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主义故事。“不是说美国人的那种科幻世界，飞来的外星人，把地球殖民了，然后我们如何抵抗他们，”王易冰说，“你在接受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不会被架空的。”

从文化背景上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与西方社会不同，没有经过工业化过程，直接从农耕社会进入了现代化社会中，大众普遍缺乏对工业化的认同感；同时，“中庸之道”也是中国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西方科幻作品中的“超级英雄”、”头号超级大国“等概念替换到中国社会环境中会显得违和。

因此，中国社会文化与科幻元素的结合方式是解决“违和感”的基础。“比如，有个外星使者来了，在美国是由总统邀请去白宫做客，在中国可能就是请他吃饭，喝白酒。”凡影在关于科幻电影的一项调研中一位研究员说道。

齐霁还认为，电影是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在科幻题材上，受众比小说要广得多。小说可以传达非常复杂的思考，而电影则需要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将故事展示给大众。她认为《降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电影把重点放在了人类与外星人的互动上，而简化了小说里的哲思部分。

科幻导演：孤独前行的拓荒者们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还未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长片，没有道路可循，于是现国产科幻片导演们都是孤独前行的拓荒者。

张番番（《三体》）、张小北（《拓星者》）、郭帆（《流浪地球》）、宁浩（《疯狂外星人》）、滕华涛（《上海堡垒》）等正在拍摄或者打算拍科幻片的导演们，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皆在电影领域已取得一定建树。从过往经历看，他们拥抱商业，却也不失个人追求。另外，他们都出生于70年代后，他们成长的年代，是航天飞船、登月旅行最为火热的年代。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移民国家，文化兼容性强，语境低。”郭帆说，“所以你在纽约时代广场看路人穿美国队长或者钢铁侠Cosplay的衣服，并不会觉得太怪，反而觉得这才是美国；但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造就了坚实的文化和语境壁垒。”由于语境的不同，照搬西方的科幻片是行不通的。中国的科幻导演们并不知道怎样的呈现方式能被观众接受，无论做什么选择看起来都是某种高风险的博弈。

郭帆认为，由于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科幻片，所以现阶段中国观众对“中国科幻感”的美学方向尚未确定。“我们当然可以像美国科幻片弄得特别高科技感，或者像日漫弄得特别酷炫。”郭帆说。但他觉得这些都不适合当下中国科幻片的语境，而中国航天在普通观众中是被认知、认可的，近来在好莱坞科幻大片中也被频频提及，这是中国观众更容易接受的一种美学呈现方式。

而张小北在解决科幻与中国文化融合这一点上，希望采用偏向舞台剧式的美学风格。“要把观众从现实生活里抽离出来”，从根本上解决科幻语境的问题。通过启用话剧演员来饰演剧中角色，将人物的行为和说话的方式都刻意与日常生活相区别开。

距离感和想象力是一个科幻电影演员的重要素质。与现实作品不同，科幻电影面对大量无实物表演，对演员的演技有着更高的要求，甚至常年面对实物表演的一些优秀电视剧演员都难以胜。而距离感就是，在科幻这样一个陌生的幻想世界里，从飞船里走出了王宝强可能会让观众感到费解。新演员新面孔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科幻电影制作流程之复杂

 

张小北提到，他现在剧组的流程和配备，比一般的剧组规模要大3倍。郭帆也表示，“现在的工作量绝对不亚于三四部现实题材的电影”。“你就想象，如果三四部现实题材电影同时拍，就是我们一个导演组的工作量”，郭帆说，“我们现在大概是3500多个镜头。”（一部100分钟的主流好莱坞剧情片大概由1500到2000个镜头组成）

 

而在如此复杂的流程中，各个环节都与专业水准相差甚远。比如到现在，国内剧本的基本格式还未统一，无法协同创作。而科幻剧本需要建立世界观，写“编年史”，配合概念设计的图稿修改剧本，多个编剧协同创作的需求在所难免。

另外，国内的道具师目前还难以做出具有科幻质感的东西。比如飞船里有大量的弧形设计，这是现在的道具设计里所不常有的。化妆也有类似的问题，国内能够做特效妆的团队寥寥无几，当需求量比较大的时候，这几个团队就很难支撑。“但是，化妆这东西是没法弯道超车的，”科幻影评人严蓬说，“这就跟理发一样，他得理过无数个头，才能够成为一个理发师。”

这种种的问题，很多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现在唯有尽力学习、摸索、尝试，为往后打下基础。郭帆在与国外顶尖特效团队维塔合作时，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中方成员参与一同工作，而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为通过合作才能学到东西。

郭帆表示，他会做一个很明细的总结，会拉一个最初步的流程单，这个流程单在做下一部片子的时候会使用，然后每部片做完之后再去修正。制作科幻片的核心是管理、分工和时间规划，这是一个电影工业化的系统工程。

“其实我们现在做科幻电影啊，并不是指向今天的观众，而是针对95后和00后这批观众群体。”郭帆说。随着国家的逐渐强大，国民自信心的增强，自然会有对科幻类型片的需求。“我们随便可以定义，也许今年是元年，也许明年是元年，谁知道呢。但我相信，十到十五年时间科幻片一定会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大类型。”

“所有的创新和探索都有风险，即便我们都当了中国电影工业化的铺路石，也是值得的。”郭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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