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女员工,被Google起诉,Uber到底怎么了
Uber又摊上事了。
上个月的时候,一位名叫苏珊·福勒 (Susan J. Fowler) 的女性工程师,在入职 Uber 第一天就遭遇技术经理言语上的性骚扰。
然而,在把聊天记录截图举报给HR之后,公司不但没有处理骚扰者,反而给予福勒威胁性的选择:要么换团队,要么继续留在本团队,但如果选择留在本团队而在年底被骚扰者打差评,公司也不会干预。
随后遭遇一系列不公平待遇的福勒最终只有选择离开,和她有同样遭遇的员工不在少数,她随后写了一篇博客文章,把在Uber经历的性骚扰以及不公正待遇等一一曝光,在硅谷引发强烈震动。
没过几天,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自动驾驶技术公司 Waymo 向美国旧金山法院起诉 Uber 盗取了他们的自动驾驶技术。其实Google和Uber在无人驾驶领域有过密切合作,而且Google还是Uber的早期股东之一,作出这样“艰难的决定”也是有原因的。
2016年8月,Uber 宣布收购专注卡车无人驾驶的初创公司 Otto,而Otto 的创始人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克(Anthony Levandowski) 之前曾就职于 Waymo ,这本来也没什么,但当一家第三方开发商将一封带有 Uber 电路板图纸的电子邮件发给Waymo时,Waymo愤怒了,因为这与自己的电路板在设计上几乎一摸一样,调查之下,他们发现安东尼在离职擦除电脑硬盘之前,将14,000 份机密文档和设计文件共10 GB 的数据拷贝到了一个移动硬盘里。
Uber创始人卡拉尼克(左)和安东尼(右)
风口浪尖上时,Uber 的创始人兼 CEO 特拉维斯·卡拉尼克 (Travis Kalanick) 用自家的软件叫了辆 Uber Black (Uber 的高档车服务),最终却和司机吵了起来。望月看了视频,其实这事有炒作之嫌,因为车主认出了卡拉尼克,在下车时抱怨Uber一直降价给自己带来巨额损失,从而引发的小小争执。
如果这只是一个小插曲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则消息绝对称得上是重磅了。
3月4日,4名 Uber 在职和和前员工向《纽约时报》爆料,称Uber用“灰球” (Greyball) 对执法部门进行大规模监控,以躲避钓鱼执法。
简单来说,Uber 会查找执法者手机编号和政府官员档案信息,将其添加到Greyball系统中去,这些人员的手机可以正常注册Uber,但基本上打不到车,要么会显示订单无人响应,要么干脆显示附近没有Uber车辆。
这样大规模的监控行为,再加上干扰执法,估计不是什么小事。
外表光鲜的硅谷明星创业公司,为何会有这么多的丑闻出现?
我想主要源自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Uber创始人和企业文化的问题
卡拉尼克向是一个斗士,倔强、激情,还常常剑走偏锋,对于一个创业公司CEO来说,这种特质在初期的确很管用,但如果这种个人品质形成企业文化之后,会带来很多问题和麻烦。
就拿性骚扰这事来说,卡拉尼克曾说过他给公司起的一个别名叫 “Boober”,因为他感觉自己特别受女性欢迎,CEO说出这样物化女性的直男癌词汇,下属性骚扰女同事就不奇怪了吧。
再说隐私保护方面,Uber看上去也不怎么重视。前 BuzzFeed 记者约哈娜·布娅 (Johana Bhuiyan) 坐 Uber 去采访,结果发现Uber纽约的总经理已经在楼门口等她了,因为他用Uber内部的“上帝视角”工具追踪了记者,而这个工具可以追踪到每辆 Uber 汽车和乘客的信息。
更有甚者,面对媒体的监督,Uber时任高级副总裁埃米尔·麦克 (Emil Michael) 私下开玩笑说要悬赏 100 万美元寻找并曝光那些反 Uber 记者们的私生活,结果录音被曝光,自然引发新一轮的讨伐,其企业文化中对隐私和法律的漠视由此可见一斑。
创始人的性格和做派对公司的影响真的蛮大,这让我联想到国内一家公司的近况,你猜是哪家?
另一方面则是特朗普执政对科技公司的影响
特普朗执政一个半月,其“去精英化”、“反政治正确”的诸多作法招来广泛抵触,Uber就是受害者之一——有超过20万人卸载了Uber。
2月初,纽约出租车司机联合会发表声明,当天晚上六点到七点之间停止接送工作,以行动抵制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然而Uber却在这个当口宣布关闭肯尼迪机场附近的“动态定价”功能,也就是说高峰期不涨价,这样在价格上就会比出租车更低。
也就是说,出租车司机罢工示威,Uber不但不参与,还降价揽客,这明显是和人民群众对着干,再加上 CEO卡拉尼克是特朗普商业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种种不满自然就发泄到Uber身上了,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删除 Uber”的活动持续进行,有超过20万人参与卸载。
最终,卡拉尼克不得不宣布退出特朗普商业顾问委员会。
新美大CEO 王兴在近期的内部演讲中提到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Facebook 董事会要把 Peter Thiel 赶出去,因为他支持特朗普,二是美国送餐网站 GrubHub内部发了一个邮件,要求在大选时投票投川普的那些员工离职,这两件事在以往的美国是不敢想象的,但现在真实发生了。
选择特朗普还是民众,是Uber 、特斯拉和IBM 等诸多科技公司不得不面临的艰难选择,想要两头讨好的Uber,最终可能是两头都得罪。
所以,Uber近期的一系列丑闻主要是因为创始人和企业文化的问题,而且,在当下的时局中,有可能会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这是Uber的问题,也是科技公司的问题,更是硅谷的问题。
keso在前两天的一篇文章中感慨,说国内的巨头们不去关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技术前沿,不去支持有潜力的新技术、新创意,却把钱大把大把地撒到快速制造寡头这种事情上,实在让人大失所望。
硅谷可能要好些,但他们恐怕也陷入了单纯追逐利益和成功,而忽视多元平等和人文关怀等,而那些试图用科技改变让人类和世界更美好的明星创业公司CEO们,或因为个人的原因、或因为时局的原因,正渐渐地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