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华强北成熟背后的尴尬：从模仿到被模仿

在华强北，GoPro专卖店对面一家店铺销售的运动相机售价仅为200元，而GoPro专卖店内同类产品售价高达3395元。GoPro员工耸耸肩说，“出于玩的目的，人们会购买非品牌运动相机。不过我们的产品质量更有保证。”

深圳造已经不再是质量低劣的代名词。虽然在创新方面仍然落后，但许多公司获得了成功，推出了面向全球市场的手机( 小米和华为 )、机器人和无人机( 大疆和亿航) 。

深圳山寨公司成熟最明晰的标志，可能是它们本身也 遭遇被山寨的困扰 。

小米创始人雷军上个月发牢骚说，在华强北，30%-40%的小米手机是假货。媒体报道称，雷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说，“假小米手机的外壳与真机相同，但功能很差，成本只相当于我们的三分之一。除蚕食我们的营收外，最重要的是，假货影响了我们的品牌形象。”

Anker也遭遇这种尴尬。公司联合创始人赵东平( Dongping Zhao，音译 )说，“我们的产品遭到大量公司山寨，是山寨文化的受害者。其他公司山寨我们的包装、设计、颜色和图片”，甚至有一家山寨公司的名称为Vnker。

相对于被模仿企业的吐槽，模仿企业得经营者也不是单纯的希望模方去一味谋取利益，他们也很重视产品质量，甚至有超越前者的理想。

弘丰和埃微分别模仿了GoPro、Fitbit，张红兵创办弘丰的想法很简单，生产“每个人都能买得起的100美元相机”。但他现在称，“我们的重要目标是超越GoPro，这是一个简单的目标。”

注意到Fitbit的崛起后，祝红甲2012年创办了埃微。埃微靠给其他公司代工制造产品起家，2014年推出了自己的品牌，通过网络销售。

目前，埃微80%可穿戴设备销往海外市场，主要是欧洲和日本。2016年埃微销售额比2015年增长1倍至1.6亿元，祝红甲称净利润率为10%。相比之下，去年Fitbit营收为人民币152亿元，亏损了人民币7.1亿元。

祝红甲说，他的优势是性价比。他承认埃微的应用远远落后于Fitbit，“我的应用团队只有15名工程师，他们有数百名工程师”。埃微仍然能够把最新产品价格翻番至200元，其功能也远远多于上一代产品。

电子产品制造业独立顾问安德鲁·黄( Andrew Huang) 表示，“部分山寨公司有能力对大公司形成有力威胁”，其他公司则脆弱得多，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撑不下去了。

有意打造自己品牌的公司——现在也面临被山寨的威胁，通过推出新产品和甚至超过美国“师傅”的产品规格，努力在业界保持领头羊地位。与它们全球化雄心相契合的是，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设立支持中心，向用户提供售后服务。

在Anker的逾600名员工中，半数从事研发工作。研发费用占到Anker销售额的3%。弘丰则声称，研发费用占到营收的10%。

Anker通过子品牌Eufy进军智能家居市场。Eufy支持亚马逊Alexa语音助手，已经进入美国和日本市场，将很快进入英国市场。公司工程师还在开发一款车载仪表盘计算机。

弘丰不再局限于运动相机，还在开发行车记录仪、全景相机和随身相机。弘丰甚至可能在开发用于拍摄宠物的相机。

采取不同策略的公司，很少获得成功。2016年初，GoPro曾推出售价人民币1380元的Hero ，与廉价山寨品竞争，但后来取消了低端产品，重新专注于高端产品。

肆虐国外可穿戴设备市场的风暴也波及中国。埃微称产品周期不断缩短，来自国内同行的竞争日趋激烈。市场研究公司NPD的数据显示，去年埃微手环销量为200万，相当于小米的约五分之一。

受山寨品的影响，去年弘丰相机销量下滑六分之一至100万台，弘丰总经理托尼·索桑亚( Tony Sosanya )说，“中国现在需要开始重视知识产权”，否则会侵蚀创新的动力。

安德鲁·黄表示，山寨品厂商“对时刻保持警惕已经感到厌倦”，对获得的与品牌厂商相比的微薄收入不满，“中国厂商切实意识到，如果没有品牌，它们就无法走向国际市场，在玩注定失败的游戏”。

温莎称，由于没有能开发出锁定用户、防止他们购买竞争对手产品的生态链，美国品牌错过了成功的机会。(编译/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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