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工作会议的经济学理论依据： 红嘴鸟与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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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金融与实体经济==红嘴鸟与大象

 

非洲的大草原上美丽健壮的大象有一群可爱的寄生生物伙伴，大象身上生出的寄生虫子由红嘴鸟啄食，强壮的大象哺育了红嘴鸟和寄生虫两种寄生生物，寄生虫帮助大象活血通络，保持它身体机能可贵的平衡和清洁。

但是有一天，寄生虫长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红嘴鸟也越吃越肥，大象越来越瘦，羸弱的身躯难以支撑寄生虫和红嘴鸟永无止境的味口，两种寄生生物越来越胖，寄主和寄生虫合理的比例与界限被越过，生态不再平衡……

最终大象，不堪寄生生物的折磨，轰然倒下，两种寄生生物没有了食物，前途与食物不知在何方？

当前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的关系，与大象和红嘴鸟、寄生虫的关系类似，大象虚弱而红嘴鸟、寄生虫虚胖，未来将会怎样，草原的大象保护员出场了，金融工作会议是管理员的用诊与开方，而药理学是什么？是否可以对症下药？金融调控是否需要经济学理论支撑，其中国化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又是什么？本文试图加以剖析。

 

一、金融调控是否必须经济学理论支撑

 

金融调控是否必须经济学理论支撑的问题，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一样。

从亚当斯密创立现代政治经济学学科开擘以来，现代经济学的历史只有三百年，但是人类的经济史却悠远悠长到万余年，即使有理论体系也只能回溯到人类经济活动出现的多年之后了。

从这一点即可侧面证明：没有经济学理论指导的经济活动是可以有效运转并能长久维持。

但现代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在大工业机器社会、信息社会独有的——经济虚拟化，因为金融活动的存在使得现代经济成为区别于以往人类任何发展阶段的经济活动。

金融活动的存在，优化了经济资源配置，最大化了资源利用效率。

金融虽然是人类经济活动领域的一个小分支，但金融使用机构、工具、方式与手段创造更多的货币。

而文明的人类社会中，货币取代食物成为所有人类的追逐。

使用金融工具追逐更多的货币成为人类原始欲望中对食物追逐的一种替代。

 

截止到2016年底，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8.4%，比重超过美国、日本等多数发达国家。

这个比例与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比例基本一致。

所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反复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这次会议召开的非常及时，将日趋明显的金融风险锁定于萌芽状态。

目前中国即金融附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同时代多数以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撑的发达国家（如新家坡、美国等），也超过了发展中国家所可以承受的水平。

虚拟经济或者金融经济像是依附于大象身上的红嘴鸟，帮它叼除虫子，做一做马萨基的寄生生物。

如果寄生生物长得太大，甚至比大像的腿还粗，自然是不健康的。

所以，经济调控的基本逻辑是在控制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占比最大的是金融经济。

这也是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功过”的第一句话：金融调控的现实意义与其理论之称的奥义之所在。

二、金融调控理论的主要经济学流派依据

 

现代经济学始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经济学的祖师谆谆教导地指出：经济活动暂不考虑人性，而且提出两个假设：理性利已和资源稀缺。《道德情操论》却告诉我们要考虑人类心理的其他活动——非理性。

从《国富论》之后诞生了两大经济学流派：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与政府干预主义经济学流派。两派的发展一直处于矛盾对立统一中。

其中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学派等。

所有的经济学流派理论在调控目标的选择上无不服从一个原则：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经济的良性发展。

对当前中国的金融调控的根本逻辑也在于此：如何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降低金融风险，是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防止局部金融危机、金融风险的扩散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均衡调控是本次会议的重要使命。

从原理上来说，就是让红嘴鸟的体重更加合理，让寄生虫不再多得数不过来，是本次会议的根本目标。

由于无论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等传统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政策框架强调均衡，所有经济政策的分析均置于均衡分析框架下。

金融调控政策目标都强调经济运行过程当中必定存在某一均衡状态，现实经济是对这一均衡点的偏移，而金融调控政策就是用来纠正偏差，使实体经济尽可能地归于平衡位置。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典的金融调控政策工具可以常用常新地纠正经济活动中的非均衡，但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经济理论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现实的变化，当现实中出现在了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经济状况后，新的经济理论就应用而生，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观”在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后的解释力显著递减。

在主流经济学范式指导下的金融调控收效甚微，甚至于失灵或与调控目标相悖。

这与主流经济学的政策时滞、西方化观念有重要关系，学界与业界各方都开始反思中国金融政策调控框架中存在的问题，从经济学范式的角度考虑，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病。

1、守旧地效仿西方金融政策调控框架

西方金融调控框架中大量的依靠数量分析，由于国外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利率市场化程度高。

因而对金融调控手段实施反应较快，我国目前的国情是金融工具单一，金融市场不发达，间接融资比重过高，银行体系“黑洞”较大，这些都妨碍了金融调控的有效实施。

另外这些问题并不是量化的金融调控工具可以解决的问题，其中涉及到的大多是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障碍，因而对西方金融调控框架的照抄对我国经济调控是不利的。

由于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主流经济学派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对完善下的产物，其市场秩序较我国更好。因而这些主流经济学范式都假定制度、技术和人的偏好不变，而只研究资源配置的问题，并不讨论资源的生成。

这种范式下的金融调控框架强调了“均衡状态”应当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一般常态，而且对均衡态的偏离应该是可修复的，固化地认为应该有一个稳定均衡的经济临界点。这种政策框架无法应对经济当中出现的新变化、不确定、不均衡和动态演绎。这种不考虑动态特性的金融调控框架在此次危机当中给中国经济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比如面对通货膨胀只考虑针对通胀的金融调控而不考虑汇率、就业等政策，导致通胀稍微好转，失业率就上升，外汇储备又剧增。

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主流经济学政策框架在中国已明显水土不服。

2、政策框架不切实际的行为主体假定

主流经济学范式对行为主体，也即金融调控中所有主体的假定均停留在“理性人”的基础之上。

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比如凯恩斯假定政府足够理性而且反应迅速，但是居民却无法观测到实际工资和名义工资间的差别，而理性预期学派则假定人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并且经济主体可以得到所有市场相关信息，从而得出金融调控无效的命题。

显然这两种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假设都是不切实际甚至荒谬的，因而中国承袭这两种金融调控框架也是有问题的。

演化经济学对行为主体的假定基于“有限理性”，这种范式下的金融调控更贴近于实际。特别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金融调控是维系金融稳定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范式贴近实际的假设，可以为金融调控的制定提供更多的参考，使得金融调控实施过程中的“时滞”减少，“传导渠道”也更加畅通。

3、重视负反馈结果和资源配置效率

主流经济学“均衡”的理念导致了在任何金融调控框架下都要求能够得到“均衡”的最优结果，并且着重于分析从非“均衡”的不稳定状态恢复“均衡”稳定状态，这在美联储的金融调控实践当中经常可以看到，比如对于金融调控中介指标利率的倚重，对于失业率数字的过分追求等等。

主流经济学要求均衡而得到的无法面对复杂性、多样性经济系统的结果就是“永远不均衡，目标永远无法实现”。

该政策框架的本质谬误就在于“经济体系是永恒变化的，并在变化中自我稳定，经济学不应该追求静态的稳定，而是动态的变化稳定。”过分强调均衡只会损害经济体系的成长性，并且使得正反馈的出现机率越来越小，干扰经济正常运行。

对新古典进行修正的新制度经济学依旧在个人理性的均衡框架下分析金融调控，主流经济学都强调着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有效配置便要求致力于制度的建设，包括产权制度，货币主义政策规则等。

对于中国这样高速增长三十年国家来说，该范式是无效的，中国的制度变迁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迈进，金融调控规则从稳健到扩张再到收缩也不断改变。而且制度从不是孤立存在的，金融调控的实施也需要得到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法律制度的支持。

主流经济学范式中未考虑到具有中国的国情、历史、人文和环境的复杂性。

在主流经济学范式下的金融调控框架对中国资源的有效配置还没有做出合理的解决，反而，演经济学范式下政策框架的多元化、创新性、非均衡等不以资源配置最优为目标的范式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因此，历久弥新的经济理论应当是随经济形势变迁演化式发展的。

自演化经济学强调了经济失衡也是经济现实中必然存在的一种秩序，应当正视并推进其演化，而不是用政策实践将其推回到原有的旧秩序。

金融调控的框架的设计应该考虑时域、地域等背景，构建符合当下的政策框架，建立动态经济秩序。

回顾从1833英格兰银行成为中央银行以来世界范围内经典的金融调控实践，都是与当时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经济理论，从而建立新经济秩序，这种秩序是不断推移和改变的，正如演化经济学的基本主张一样。

表1中列出了从均衡分析框架到秩序分析框架一百年来的金融调控标志性内容、典型事例和理论基础。从表中可以看出，每个时期不同的经济理论基础都有相对应的政策实践，在政策实践指导下出现相应的经济态势，而非均衡和演化是一百年来金融调控实践的常态，并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持续不断地适应时代变迁和经济形势的改变。

因此，“秩序”应该成为衡量金融调控政策实践效果的新标志，而不再是“均衡”。这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高度一致。

 

三、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经济学理论依据

 

当前，金融调控政策在应对当前的复杂局势出现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滞后性、局限性等问题。

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金融学界对于“大资管”、“影子银行”等问题的研究已经持续多年，经济学界则对于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十年后西方宏观经济学框架的重新修订、中国化经济进行了旷日持久且甚嚣尘上的热烈争论。

这种状况引起了中国经济学者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的高度关注和深刻反思。

中国金融调控干预框架源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静态均衡分析理论，该理论注重经济系统运行过程当中“机械化”、“程式化”、“静态”和“均衡”等问题的分析和考量，却对新时期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不断涌现的“随机化”、“创新化”、“动态”和“非均衡”等新问题无所适从。

然而，这些却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最具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演化经济学，即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以及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型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的聚焦点。

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是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过渡的有效转捩点。

由上述的分析中可以得出，非演化的主流经济学金融调控政策框架对经济政策的分析比较脱离现实，缺乏结构性、系统性、动态性的建议，没有过程分析，忽略了金融调控政策的演化性质，而且路径过于单一，政策创新程度不够，对社会个体、群体的认识过于单一化，并将思维局限于均衡性质的数量分析。

中国的金融调控政策框架与经济学范式理论基础一样面临着基础分析范式的改变，中国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重构需要借鉴演化经济学实践过程当中的成功案例。

演化经济学范式下中国金融调控政策的框架。

（一）充分考虑人性复杂的金融调控政策框架设计

首先，演化经济学强调人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但同时也具有主观能动性，人性是复杂的，而非“理性人”。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之上建立起非预期的或者动态一致性的金融调控政策框架。正视预期及心理作用对于金融调控政策的影响，设立前瞻性动态应对制度；

其次，考虑到行为主体的创新特性，金融调控政策的设计要遵循行为主体的“思想习惯”或称最小扰动原则。以演化的范式来看要“改良”而不是“改变”。因此金融调控政策的调控力度必须适中。

正如中国的渐近式改革比俄罗斯的“体克疗法”成功一样，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设计要考虑到人性的复杂，并具有直入人心，“润无细无声”的功能。正如中国经济软着陆的成功使得亚洲金融危机等历次全球危机对中国影响不大，这些都是成功的中国特色演化经济金融调控政策框架案例。

（二）以历史为起点引入动态演绎的金融调控政策调控系统

周骏（1998）年指出中国真正开始拥有自已的金融调控政策开始于改革开放后，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健的金融调控政策在1998年之后形成。以演化经济的范式去分析，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金融调控政策出现的时间短，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快，在调控手段和调控目标上不能一味地遵循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框架，必须找到中国特色的动态金融调控政策调控体系。

特别是在2008年以后的后危机时期，我国经历了自然灾害，奥运会等对经济影响较大的事件，中国的金融调控政策除了肩负传统框架下的四个目标之外，也承担起了稳定区域经济、应对突发事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调控政策调控目标。

在调控手段上也创造性地区分了数量型和价格型金融调控政策工具。这种以本国经济发展历史为起点，兼顾本国国情现状的金融调控政策调控效果是显著的，然而却仍显不足，在高额外汇储备和高通胀并存的米德冲突之下，如何设计出适合中国国情可以演绎的动态金融调控政策框架是需要继续在演化经济范式下思考的。

（三）以异质性和互动为基础的金融调控政策结构设计

演化经济学范式中强调了人、集体、组织、地区和国家、民族间的异质性。异质性的假定决定了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互动关系。

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同质个体和企业”假设不同，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的金融调控政策设计必须考虑到国与国、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甚至是企业与企业间的不同，从而构造具有普适性的动态框架金融调控政策结构。

以欧共体为例，频频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Sovereign Debt Crisis)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政策缺乏异质性地对待，针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调控手段与发达地区完全类似。

欧债危机出现后却只一味“免债救市”而没有动态防患于未然的金融调控政策应对。我国在2004年就开始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实践创新经过近10年验证是成功的。这种符合演化经济学范式的金融调控政策调整在中国金融调控政策框架设计中仍显不足。

（四）演化经济学秩序框架的突破和标志

具有中国特色的演化经济学在多个方面对传统金融调控政策框架进行了突破，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新古典经济学金融调控政策解释力失效的情况下。

当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界依然在讨论金融的“垄断”和“自由化”哪一个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以何种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构建的政策调控体系更有效？

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和金融调控政策调控策略却一次次地让其幸免于危机的漩涡。

无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到2010年后的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在历次的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当中均未出现中国的名字，中国仅仅是被动的受影响者。

从这些案例上看，以“北京共识”为标志的演化经济学指导下的中国金融调控政策实施是有效且成功的，这也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突破。

新古典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无效”、“反对政府干预的卢卡斯批判”和“适应性预期错误”这三个观点在中国特色的演化经济学政策框架下得到证伪。

适应中国国情的垄断化金融体系、宏观调控手段多元化等特点是演化经济范式的充分体现。

演化经济学秩序框架对新古典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突破，其中最主要的是由均衡到秩序的改变，即经济体系的不均衡也是一种必然的秩序，而秩序则是演进的；因此金融调控政策目标从四大目标到多元化；传导机制从单纯的宏微观到注重个体化和异质性；工具使用注重协同创新；效果评价方面更加注重动态演进。

 

最后，还是回到最初我们对于金融调控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寻找的界定。

 

用一句话可以更加凝练地总结为什么金融调控需要经济学理论支撑：

 

在经济学出现之前人类不需要寻找经济理论进行金融调控；

但经济学出现之后人类就必须要寻找经济理论进行金融调控。

 

金融是人类自我完善的典型工具，经济学是人类自我救赎的典型学科。

 

有人说：经济学某种程度类似宗教，此言非虚。信，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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