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侦探的独白:以前我会蹲点,现在用Google和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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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干私家侦探这行,那时我随身配了双筒望远镜、35毫米胶卷宾得单反相机,经常窝在侦探车里进行侦察,与外界隔绝。没有电话、没有网络,只有无尽的侦察、听广播,绞尽脑汁思考。

我常想,如果有人要联系我怎么办?我是一名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既然客户花大笔钱雇我,难道这些侦察对象真的在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偷情、假装遭遇车祸却花天酒地?万一发现他们真犯了什么罪又怎么办?

每天一大早,我就把我两个孩子托付给人照顾,然后驱车到城市郊区,把车停在侦察目标的房外不远处。天刚刚亮,人们陆续开始了新的一天。热天里,闷在高温的车内炎热难耐,而冷天里有霜冻,窝在车内即使穿着羽绒服也会冷得发抖。如果目标住在公寓楼内,我就想法子进去假装在楼道里溜达,暗中观察。目标有没有车我是知道的,因为我能拿到车辆登记信息。

如果几个小时都没动静,我会开车转一圈找一个电话亭,试探性的打电话到目标家里,看是否有人在家,顺便还可以偷个懒,喝杯咖啡。

我做私家侦探27年了。记得那时我开的是大篷车,窝在车里监视他们,翻着目标的各种记录信息。但最后,我还是选择退出这行。

1986年,我买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机: 摩托罗拉 DynaTAC(俗称砖头手机),花了几千美元,每个月话费平均有500美元。但有了手机让我安心不少,因为我的孩子随时能联系到我。

虽然科技带来了便利,但也夺走了一些东西。有了手机我就可以不用找电话亭,也没理由偷懒喝咖啡了,甚至上厕所我就用一个女式小便盆解决了。

1987年,我买了一台寻呼机和家用摄影机。摄影机很笨重,后来换了台 索尼 Handicam,拍摄距离可远可近。后来又有了针孔摄像机,别在衣领上或者放钱包里。这样安全多了,因为远距离就能进行监视了,被抓的风险小了很多。

我成了别人的影子。监视目标有着固定的生活模式,上班下班、交际游玩,我都跟着。比如在沃尔玛超市,目标买一件商品,我也会盯着然后拍照;他们去酒吧、教堂,结婚,住院等等生活琐事我都如影随形。然后对着照片和资料做各种分析。

多数侦察都是调查保险赔偿,这些目标通常会被怀疑是骗保。我调查的对象里大多是有色人种、新到的移民或住公益房屋的人。其中也的确有人欺诈,甚至也不乏中上层阶级的人。我还见过更戏剧性的一幕,目标刚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就把身上的颈托或手中的拐杖扔掉,心里肯定还在暗喜没人看到。

有时会一无所获,我就寻思着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线索。监视目标时,我还会顺带把目标的朋友、家人和邻居也拍进来。

有时我会假装成民意调查员,去敲目标家的门,来获取他们的个人信息,并用摄像头暗中拍下这个过程,完了还会跟他们聊聊家常。

入行16年后,我开始改变调查策略。调查失踪人口、个人背景等。那时没有来电显示、加密技术及密码,只能通过电话记录收集银行负债、存款,职位、工作收入信息等等。实际上许多人警惕性很低,容易相信别人,也相对较孤独。如果你语气轻松幽默,他们会愿意交谈;如果你遇到麻烦,他们会乐于助人。手机匿名帮了我大忙,但来电显示功能问世后麻烦就来了,于是我学会如何伪装号码,向来电显示里输入任何号码,我的工作也越来越高效。

每一次科技进步都让我的工作更方便,我也乐在其中。 第一次接触网络时发现了AltaVista; 谷歌 问世时,我还在想它是不是某个情人的名字。

新技术的出现如同上天的馈赠, 最终 Facebook 出现了!我的工作迎来了全盛时期 ,在那里人们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编辑得很详细,自拍浪潮让我的工作更高效。

谷歌地图让我从此能俯瞰监视目标的房屋,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目标房屋周围的景象,一份房屋信息和房贷资料还会自动传至我的电脑上。

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但并不是好事。我不喜欢监视别人,我的同事形成了一种职业病,即猎人心理,但我想换一种生活,我想当一名作家,但不会写侦探小说。

科技改变了侦探行业。最近我和同事谈到了 无人机 ,法律完善永远跟不上科技进步的速度,因此有空可钻。

业余的人也能当侦探。GPS跟踪仪,微型摄像头、击键记录器都是侦探神器。做这行的人不在乎他人隐私权, 侦探的眼里只有信息,而被监视的人往往不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我曾帮助那么多人弄到信息数据,但干这行也贬低了自己的价值。监视他人时,我已经模糊了对与错的界线。说得好听点,我是有执照的窥探者。一直以来,我的灵魂备受拷问,我决定洗心革面,彻底退出这行。也可以引用雷蒙德·钱德勒的那句:窥探监视,非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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