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内连敲两项「AI制药」合作，阿斯利康想做「药企里的BAT」

有着深厚历史沉淀的百年药企，在拥抱AI技术这方面，嗅觉丝毫不钝化。最近的一个案例，是阿斯利康。

近日，这家药企巨头阿斯利康在一天之内，与两家制药公司——Benevolent AI、Scorpion Therapeutics，达成研发合作。

协议称，阿斯利康将利用两者的AI药物开发平台，加快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和心力衰竭 (HF)的新药开发，以及针对难于成药的转录因子开发抗癌创新疗法。

早在2019年，阿斯利康就与BenevolentAI公司达成研发协议，合作开发针对慢性肾病和特发性肺纤维化的创新疗法。最新协议则是进一步扩展了双方的合作，将上述两种疾病添加到研发合作中。

与Scorpion Therapeutics公司合作，阿斯利康则是希望将前者的整合发现平台，与自身在癌症精准医药开发方面的专长相结合，攻克靶向转录因子的挑战。

近年来，阿斯利康在数字化医疗布局上十分活跃。

2021年，阿斯利康在杭州设立了中国东部总部，借助电商新零售、移动医疗及互联网产业基础，聚焦于新药研发、医疗器械、医疗数据这三大领域，并引入创新型药店新零售模式。

从上述动作来看，阿斯利康越来越不满足一个药企的传统人设。为什么，它成为了药企行业的一个“另类”？

想做药，阿斯利康为何相中了它们？

Benevolent AI和Scorpion Therapeutics，都属于AI药物发现公司。

其中，Benevolent AI成立于2013年，总部在英国伦敦。按照融资金额算，BenevolentAI已经成为欧洲最值钱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位列全球前五。

目前，该公司已搭建专有的AI药物发现平台，结合了大约300名世界一流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科学专业知识和完整的湿实验室能力，能够以极高概率交付新的候选药物。

仅其现有的管道，就有可能服务于超2.6亿人的患者群体，市场机会超300亿元。

公司业务板块分为Benevolent Bio和Benevolent Tech两部分。

前者主要关注炎症、神经变性疾病（例如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其他罕见疾病研究；后者，则是关注AI在生物科学发现上的应用。

阿斯利康看重的，正是Benevolent在知识图谱、Al药物发现平台和湿实验室设施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另外一家Scorpion Therapeutics，是一家精准肿瘤公司，成立于2020年，总部在美国波士顿，专注于针对癌症肿瘤的下一代精准治疗的药物研发。

该公司将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药物化学和新靶点鉴定结合到一个平台中，目前，已推出精准肿瘤2.0药物的研发计划。

此次，与阿斯利康的合作就建立在其2.0计划上，希望针对"不可治疗"的非酶靶点以及内部发现的蛋白质靶点开发治疗候选药物，在同领域的药物研发中达到best-in-class（同类最优）和first-in-class(同类最新)。

总体来看，这两家公司，一家在AI制药行业业务老道，研发管道成熟；一家在癌症疾病领域精准定位，竞争潜力充分，阿斯利康看中这两家，就是选择将药物研发“做深做精”。

新药研发是一项环节多、时间长、风险高的工程，主要包括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以及审批与上市4个阶段。

但从人体疾病的角度来看，人类2万多个可编码蛋白的基因，其中10%-15%与疾病相关，而可作为小分子药物靶点的小于700种，容易的靶点已经开发殆尽，剩下的都是难度很高的或者难以成药的靶点，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才可能成功。

而这两家公司，同样关注的是临床阶段的药物发现，将药物开发的所有领域从靶点发现、小分子化合物设计以及将来的临床试验结果预测联系起来，基于自身的人工智能平台支持药物研发的每一阶段的发展。

这一流程的升级加速，为传统药企药物研发周期长，成功率低、成本高的问题，撬开一个突破点。

一场不得不进行的自我革命

阿斯利康成立于1999年，由两家药企合并。

在20多年的发展中，从自研新药到代理卖药、从共研新药到医疗服务，从创新孵化到资本合作，在不同的时代，它有着不同的“生存方式”。

阿斯利康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成立之初的阿斯利康，凭借三大慢病专利产品形成竞争优势，并以终端市场规模覆盖前端研发成本，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一路畅通。

然而，到21世纪头十年，阿斯利康继续“吃”专利，在新药研发成本上居高不下，研发效率远不如创新型小公司，于是开始一边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研发中心，一边维持全球价格体系。

这种瞻前顾后的局面，导致阿斯利康内部产品线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

随后，2010年后，阿斯利康专利“坐吃山空”，逐渐失去专利保护。一般而言，在专利制度的保护下，创新药物厂商不仅能够抵制其他药企的仿制，同时还能有时间研制新的创新药、培育新兴市场。

但是没有走出专利低谷的阿斯利康，只能一边拒绝辉瑞的吞并邀约，一边大幅增加研发投入、并购频率以及甩卖力度。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5年，阿斯利康的收购数量达14起，其中四笔交易都超过了20亿美元。

在2016年，阿斯利康又集中于甩卖，数量达11起，涉及小分子感染部门、麻醉部门等。

一系列的减肥、瘦身动作，为阿斯利康后续的路线埋下了伏笔。

2015年，是阿斯利康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年。

这一年里，公司提出新的商业创新构想和市场策略，宣布逐渐从一家传统的外资制药企业，转向创新医药的平台型企业。

这个时期的阿斯利康，加快与制药、器械、诊断、数字化、资本等领域的伙伴“跨界”合作，渗透入基层市场的毛细血管。

这种商业创新也为阿斯利康长期关注的药物研发争取了时间，直到2018年，阿斯利康“强化肿瘤管线、维稳呼吸管线、打造全新的内分泌和泌尿管线”的三条道路显露出来，其研发管线里的140多个产品相继进入人们的视野，股价开始回涨。

2019年，中国市场首次成为阿斯利康的第二大市场，收入占到整体收入的五分之一，阿斯利康更是击败辉瑞，坐上了中国市场的头把交椅。

2020年，阿斯利康蝉联中国区市场第一，全年营收53.75亿美元，而位居第二的默沙东和第三的罗氏收入都为35亿美元，远远落后于阿斯利康。

此时，中国区的“稳定输出”，才让阿斯利康缓了一口气。直到疫情的带来，又推了阿斯利康一把。

数字化技术与各行业间的结合在疫情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医疗健康行业尤为如此。线下医院的运转受到疫情阻碍，但民众的医疗需求却有增无减，互联网医疗迎来了有史以来增长最为强劲的发展。

2021年，王磊在采访中说到，“阿斯利康的主营业务还是卖药，但你为什么一定要惦记人家吃药呢？”

在阿斯利康的构想中，医药公司不再只是药品销售，而是“创新的平台公司，为患者提供整合型服务的平台公司”。

如果一家药企基于自身产品线，把全部精力和资源都集中在晚期治疗上，没有用在早期预警、疾病诊断，愈后管理上，无疑是增加了患者和医保的负担。

但如果将商业模式从卖药变成卖服务，愿意在数字营销上下点功夫，不仅能帮自己找到潜在用户、增加销量，覆盖原来药品销售环节的长尾，还能将其他上下游的新产品传达给用户。

本质上来说，这也是迎合了数字经济时代，用户消费心理与方式变迁的必然之举。

从长期来看，数字化的效果一定会显现，影响的目标人群和次数越多，效果越好，同时边际成本递减。

所以，除了卖药，其他环节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依托物联网技术，逐渐构建起一张连通不同地区、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健康物联网络，实现从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到康复的患者全病程管理。

再比如，寻求本土各类合作伙伴的支持。

其中重要一点是，中国广阔的市场、中国本土医疗习惯，中国的数字环境，都为阿斯利康打造出一套“中国模式”埋下根基，并被全球所复制。

2020年，阿斯利康发布AI医疗“武林召集令”，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寻求与顶尖人工智能公司进行合作。

2021年年初，阿斯利康频频促成商业合作，并宣布已经转型为平台型公司，在数字化和创新生态上多有布局。

从对外合作来看，阿斯利康计划落地200款产品，支撑150亿美元收入的目标，方式包括自研、联合开发、代理以及投资等。

其中包括与昆药集团（医疗大健康）、零氪科技（医疗大数据）、君实生物（港股上市的明星公司）、欧姆龙（器械公司)、橙意家人（数字医疗方案提供方）等数十家医药公司达成合作；

将泽桥医生（医疗信息化)、海王星辰（连锁药店）、深至科技（超声AI）及其自身孵化的迪哲医药等企业引至自家生命科学创新园；

以及与中金资本、高瓴创投、泰格医药、云锋基金、弘晖资本等建立伙伴关系。

从内部架构调整来看，2022年年初，阿斯利康在中国建立全新的事业部—全渠道事业部，涵盖及县慢病业务部、零售业务部、社区业务部、飞鹰业务部及东五县域市场。

另外，在人事调动上，阿斯利康新设副总裁级别的岗位，统管数字化相关工作，并由其整合阿斯利康的IT团队、智慧健康创新中心、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和数字化业务等四大团队，一齐指向渠道与数字化的布局。

简而言之，阿斯利康想做的，是一个医药行业的BAT。

正如中国区总裁王磊所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和你核心的治疗领域相关的，就尽可能让别人去做。你不要碰，让别人碰，你就做一个会议主持人，你不用想内容，就参与呗。或者说是汽车总装厂，我们做好总装的工作就可以了。”

传统药企们的默契选择

当前，在各种采购政策和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大批药企都顺应时代趋势，思考企业转型的新思路。

其中有像昆药集团这种转型大健康领域，拓展更大的消费群体和规模；

有像恒瑞医药的公司一面研制仿制药，一面用更大的现金流支持创新药研发；

也有像亚虹医药类似的中小药企收缩药品研制规模，在仿制药市场中走好自己的路。

但其中更多的，是像阿斯利康这种药企巨头转为平台型公司，诺华、武田、辉瑞等也是如此。

在诺华全球CEO万思瀚上任后，诺华从2018年开始转型为数据科学和数字化技术为核心驱动的医药健康公司，并与腾讯智慧医药、方舟健客等达成慢病合作，共同探索全病程创新管理模式的更多可能性。

而亚洲最大的制药企业武田，并没有采取巨头药企全流程铺开进行数字化创新的模式，而是在已有的核心产品线上附加数字化模块，用数字化解决燃眉之急。

比如在2017年收购夏尔后，武田紧接着完成全球化重组，将经营资源集中于癌症、消化器官、中枢神经等核心业务，围绕这几项核心药物搭建了“肠胃疾病＋数据”、“精神疾病＋患者服务”、“AI加新药发现以及孵化器”等三种项目。

辉瑞则因为中国区带量采购政策的实施，核心产品业绩表现平平，于是从2020年开始加大新销售渠道的布局，并在2021年初宣布设立单独的市场扩张团队，开发新的数字平台、电子商务渠道、互联网医院、政府合作伙伴关系和许多其他新举措，支持所有业务部门。

总之，这些企业无一不在进行数字化布局。

一方面，它们看到了未来的趋势：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平台化是重塑创新经济中的新生产关系。

另一方面，外界环境倒逼：新冠肺炎疫情、新医改使得药企数字化转型必须提上日程。

从AI制药到研发合作，从传统药企到平台巨头，药企的数字化转型暗含了更多的时代命题，折射出行业和企业自身不断变化的需求。

药企的发展，要跟紧时代的大势，“AI+数字化”的组合方式，或是未来药企的一个必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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