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第一黑帮“Capital One”：百位归国精英，圈下金融半壁江山

在互联网金融圈，有一个神秘派系。

他们要么在巨头公司身兼要职，要么自己创业打天下，还有一些，成为传统金融机构创新部门的核心高层。

派系被称为“第一黑帮”，因为成员都是从Capital One（美国第一资本投资国际集团）归国的精英。

他们大多智商极高、沟通能力极强，而这个帮派图腾般的烙印，就是对数据和逻辑“宗教般的信仰”。

两年时间内，“第一黑帮”如何夺下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半壁江山？

主力军。

而“第一黑帮”的渗透，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他们进入巨头公司，如蚂蚁金服网商银行风险的负责人余泉、百度的副总裁黄爽；

他们也在互联网金融领跑者中担任风控要职，如小米金融信贷业务负责人陈曦，宜人贷原CRO潘奕婷、拍拍贷COO章峰、陆金所原副总经理姚志平等；

还有一批，成为创业者，很多公司的估值已高达几十亿，如融360的创始人叶大清、挖财总裁顾晨炜、量化派的创始人周灏、明特量化CEO李英浩、读秒CEO周静。

“第一黑帮”50人精英团

而“第一黑帮”成员的身价，也在水涨船高。

猎头Lisa，最近大半年的时间都在美国。

她在Capital One的总部，弗吉尼亚州的麦克利恩长期驻扎、蹲点。

她的工作，就是每天约Capital One里面从业6年以上的华人吃饭、喝咖啡、聊天。

“第一黑帮”在国内的势头惊人，不论是公司，还是投资人，对贴上Capital One标签的人，都充满了狂热。

在全球的消费金融发展史上，Capital One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主角之一。

时光回到1988年，创始人理查德·费班克觉得自己太过超前了。

他提出了“数据驱动一切”的理念，而此时的信用卡业务，依然用着“经验评分模型”。

理查德遭遇的，都是不屑和质疑。

只有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地区银行Signet，下面的信用卡部门，决定冒险一试。

如今的Capital One，在世界500 强公司中排名112 位，员工人数47300，资产规模超过3000亿美金，成为全美第二的消费金融公司。

数据来源：Wind、宜人智库

这段传奇的进击之路，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的消费金融经典案例。

从1998年到2003年监管危机到来之前这6年，Capital One飞速扩张，并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产品，被认为是最有活力的“黄金六年”。

而经历过这6年时间的Capital One华人，正在成为“第一黑帮”的中坚力量。

至今李英浩都还记得，出了机场发现一辆“加长林肯”在等待的场景。

包往返机票，包宾馆住宿，甚至豪车接送，对于还只是一位研二学生的他来说，显得太过隆重了。

2000年，正在佐治亚大学就读应用经济学的李英浩，通过了Capital One校招前的两轮笔试，并飞往总部，参加正式面试。

等待他的，还有几轮恶战。

上午，现场几十个人进行持续3个小时的笔试。

“题目很有意思，有点类似奥数题目，但更偏数理逻辑”，李英浩回忆，最有趣的是，还有性格测试题，比如，如果你的团队中有两个人反对你，你该怎样办？

下午场的面试，几十个人就只剩下几个人，面试官拿着一套案例题，让李英浩当着面解答。

他并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做完，甚至最终答案也是错误的，“其实面试官并不在乎答案，只是想看你思考的过程，推导答案的方式”。

现在已是百度金融副总裁的黄爽，依然记得当时的场景，面试官不停“诱惑”她，试图让她把答案画成“图表”。

“考试就像闯关游戏，充满了智力挑战”，顾晨炜说，早期，Capital One的面试更为严苛，他前前后后经历了17场面试，飞往总部三次。

最后一次面试，出题人是创始人理查德，做完以后，顾晨炜就趴在桌上开始睡觉。

理查德略显不悦，当他知道顾晨炜已把题做完之后，颇为惊讶，本来20分钟的面试，他们聊了40多分钟。

第二轮面试，是Capital One的联合创始人，理查德当着他的面说：“无论你怎么看，这个人，我肯定要”。

正是这一幕，让顾晨炜放弃了微软和投行，义无反顾地来到这个公司，“它给了我某种期待，感觉在这里，有无穷的机会和可能性”。

“你进入这家公司后，很快就会发现，身边的人如此相似”，李英浩身边的同事，就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几乎具有完全相似的特质：阳光开朗、智商极高、沟通能力极强。

“每一个人都特别好沟通，大家特别聪明，是同类人，如果你跟不上大家，你就会自惭形秽，而选择离开”，黄爽称。

而这套精密招聘系统的形成，全部来源于他们多年用人数据的沉淀。

“他们会给人贴标签，再根据表现，决定这个标签的权重和配比”，黄爽称。

比如，哈佛毕业的员工，如果他们表现不尽人意，那么“哈佛”的标签权重会降低。

Capital One这种对于数据近乎神明的崇拜，一度让陈曦难以理解。

有一次，陈曦的部门要招一个管理者，看简历，已完全匹配，但招聘部门还是要求考试，“HR在公司特别强势”。

黄爽称：“就连招个COO，都需要考试。”

除了招聘外，任何职位的升迁，当事人也要经历考试，且分数在其中占很大比重。

在多个场合中，理查德不无骄傲地都说过一句话：“拿我们公司前10%的人和别的公司来比，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拿前80%的人来比，那简直高出好几个档次。”

当时刚毕业不久就加入Capital One的周静，也被公司内部系统所震慑——整个公司，就如巨大的创新机器，每一个小部门，就相当于是内部创业的小团队。

“只要你有idea，且有数据论证可行，就可拉动全公司的资源和人力，开始推进”，周静称。

“我们几乎每个月就将全美国人的数据，刷一遍，去找潜在客户，开发新产品，或迭代原有产品”，黄爽称。

“每天，Capital One都有上千，甚至上万组这样的测试在进行”，曾在Capital One担任统计部资深总监的刘志军称。

测试的细节，细到什么程度？

“你发信的时候，是粉红色的信封还是粉蓝色的信封，给客户的邮件，是需要签字还是不要签字等等，都要去测试，看反馈的数据来决策”，周静称。

一旦产品被数据反复验证后，就进入“审判”阶段。

在一个偌大的会议中，台下坐着Capital One整个公司的业务负责人，“你要像律师一样上台，用事实和雄辩去征服他们”，黄爽将其称之为“上庭”。

这个过程让黄爽感觉无比刺激，同时紧张万分，“你的产品要有漏洞，在台上会被问死”。

一旦通过了“审判”，公司这个创新机器就会全力发动，调配所有资源，唯你所用，推动你的产品。

“2003年之前的Capital One，不像一个金融公司，更像一个互联网公司”，黄爽称，公司就如大学校园，大家都不修边幅，明显的“学术校园风”。

“当时，公司最爱提的口号是reach for the star（仰望星空），不断追求，不断超越，身边环绕的青年才俊们，挺吃这一套”，黄爽也曾被这句话，搅动得热血沸腾。

“好几个月不开张，你会很紧张”，黄爽称，你会害怕“穿西装”。

只要业绩表现好，在Capital One你就会有一项特权，你可以随意穿便装，那些天天穿着夹脚拖鞋、大裤衩的人，仿佛带着满身勋章，说明他们业绩斐然。

但如果你天天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就有点让人抬不起头了”。

在这里，激情四射的竞争文化，浇灌着每个年轻人的心；而对试错的包容，让他们肆意成长。

而正是靠着这群人的反复试错，Capital One诞生了非常多的创新产品，比如信用卡返点——任何消费的刷卡，都有2%的返点。

“每单刷卡都返点，怎么可能赚钱？当时所有的银行都想不明白，因为刷卡的手续费都比2%要高”，刘志军称。

但Capital One怎么可能做赔本买卖？

“其实是可以挣钱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当月还清，有一部分会因为还不上而产生利息”，刘志军称，Capital One通过大量数据测试，计算出其中“还不上人”的概率，从而设计出这款产品。

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正在做房贷的Capital One监控到数据异常，“尽管市场对于房贷，已疯狂得一塌糊涂，但数据不会撒谎，公司果断卖掉了房贷业务”，李英浩称，正是这个举动，让Capital One避免次贷危机的致命伤害。

正是靠着“数据崇拜”，Capital One安然度过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

这群年轻人享受着Capital One带来的冲击和成长，但很多人在这里待上5年之后，就陷入困顿。

“公司发展早期的精英策略是正确的，但后来就要收敛一点”，黄爽称，聪明的人，野心同样不小。

另一方面，华人在美国的金融公司，极难升到很高的职位。

“因为那代出国的中国人，都太谦虚，不善于表现自己，因此，他们更擅长分析岗位，却不善于需要谙熟美国文化的管理型岗位”，李英浩称。

金融危机残酷的洗礼之后，这代已成熟饱满、吸收了Capital One精华的精英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

2013年，余额宝降生之后，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时代到来，风云激荡，万物生长，机会丛生，金融换轨，驶入科技的高速车道。

他们纷纷踏上了归国之路，试图将Capital One吸收的基因和烙印，带回中国落地。

“你为什么要回国？”

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会略有不同，但核心逻辑，都是中国的市场，太值得期待。

融360的CEO叶大清，建了一个Capital One的微信群。群里已挤了满满500人，其中的三分之一，都已经回国。

在各种金融科技的峰会、论坛、聚会上，很多成员都来自Capital One，“结果都变成了Capital One的线下聚会”，大家开玩笑地称。

“第一黑帮”在北京的线下聚会

仅仅用了两年时间，这批海归精英，就渗透到了互联网金融的核心。

“Capital One非常成功的一点，就是充分开发了次贷人群”，陈曦认为，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崛起，核心服务对象，正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没有触达的“次贷人群”。

而这片土壤，甚至比美国更大。

在美国，信用卡渗透率高达80%，而中国，只有30%，大量的金融空白，等待开垦。

“对于数据驱动的理念，很多公司表面接受了，但内核还没有松动”，陈曦称，暖化冻土的春风，才刚刚吹来。

早在2009年，顾晨炜回到中国，做了一家名为“信策数据”的公司，试图将Capital One的数据驱动理念，落地到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为他们提供数据和反欺诈服务。

顾晨炜一家家银行去磕，做了两年，“我们期待做成金凤凰，结果养了一只老母鸡，不亏钱，但也看不到未来”。

这些理念实在是太新了，即便是三年后，陈曦回国创业，情况依然没有好转。

他尝试给传统金融机构做咨询，去讲“数据驱动”理念，但大部分人，依然不相信。

最开始，陈曦给银行的负责人说，在Capital One，信用卡的审核，已完全自动化，脱离了人工。

“对方就不信，认为我在吹牛”，陈曦不得不改变策略，说在美国，已经可以做到只用20%的人工审核。

创业者如此，成为公司高层的人同样如此，在公司内部推动“数据改革”时，“困难重重，质疑太多”。

陈曦加入了小米金融，成为了信贷业务负责人。

周静成为了PINTEC旗下读秒的CEO，在个人信贷业务上延续Capital One的全自动化。

顾晨炜创业项目和挖财合并，他也成为挖财的总裁。

李英浩创办了明特量化，正在C轮融资。

而黄爽，加入了百度，试图用最新的人工智能，再造金融传奇。

“我们产品和理念，都延续了Capital One的基因”，李英浩仍在寻找当年模板的人：沟通能力强，经历过挫折，并能迅速爬起来。

而顾晨炜遇见特别看好的面试者时，他就会对副手说：“无论你怎么看，这个人，我肯定要。”

“第一黑帮”经常聚会，他们如大学校友般谈笑风生。

拍照时，他们就会伸出一根手指，举在胸前——这是“第一”的标志，也是他们的精神图腾。

老的一批人，他们刚适应了中国土壤，渐渐开花结果，而新的一批种子，刚刚埋下，等待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