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套路与真相:K12教育市场为何频频上演跑路事件?
在3月15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这天,家在上海的王婷(化名)收到了孩子的英文外教发来的微信,告诉她因为莎翁教育公司进入破产清算流程,已经付费但尚未完结的课程将无法继续,而外教自己也被拖欠了两个月的工资。
总部设在上海的莎翁教育是一家向幼儿园和小学儿童提供外教上门课程的机构,事发前,除上海外,这家公司还在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多地开展业务。目前,莎翁在这些地方的运营均已停止。
去年1月,王婷与其他三位家长,共花费约3万元,购买了40节英语外教的上门课。同时,他们还被告知,如果愿意接受更多人“拼班”,还能获得更大折扣。
当年暑假之后,莎翁涨价了:40节课的四人班上涨到大约4.3万元;为维持此前的折扣,王婷在去年8月暑假结束前又续了40节课。
万万没想到的是,新买的40节课还没上完,莎翁教育就关门了。
事实上,莎翁教育只是中国预付消费市场乱象中的一个案例。消费者预付费用,但商家在收到款项后匆忙结束运营,无论是经营不善,还是“携款跑路”,消费者的钱都很难追回。在消费者向各地消协发起的投诉中,涉及预付消费的还包括健身、餐饮、洗涤洗染及装饰装修等多个行业。
预付消费一直是消费维权的热点。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一份报告中说,预付消费“横跨众多行业,监管难、维权难,群体性消费投诉多发”。
只是,这样的案例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K12教育领域。
“破产清算”还是“圈钱诈骗”
莎翁教育能够快速获客的优势或者说特色是,“基于地理位置和熟人关系”,提供4-8人的拼班课程,管理团队希望以此降低获客成本。此前融资时,创始人史元明说,莎翁教育的上门外教服务“省去了复制门店的成本,扩张速度更快”。
王婷也表示,莎翁主打的外教上门模式,非常击中家长痛点,一个是上海这座城市对于外教的偏好,希望孩子在语言使用和口音上更加纯正。同时,上门授课免去了“接送”、“陪读”的痛苦,孩子学习的同时,家长也可以自行安排。
2018年初,莎翁教育宣布完成“千万级人民币Pre-A轮融资”。该公司当时发布的一份新闻稿说,融资将“用于后台技术团队的搭建以及业务城市的拓展”。
但莎翁没能支撑太久。2019年3月,广州培训点的玻璃门上贴上的关张告示称,莎翁教育之所以选择关张,是因为市场竞争激烈,加之公司经营不善。这份告示还提示家长,可通过工商和法律途径维权。
然而,对于莎翁教育对外宣称的破产清算,家长们并不认可。
王婷说,家长们在互通信息之后普遍认为莎翁教育是在“圈钱诈骗”,理由是破产之前的二三月份,它还在以优惠条件向家长和加盟商“兜售课程”,丝毫未提及公司已经遭遇的经营困难。
而在2018年初发布的融资稿中,莎翁教育说,“付费转化率为20%,续费率在45%左右,公司已实现盈利”。
和大多数教育机构一样,莎翁教育也不单卖课程,而是以40节课为一个销售单位。王婷给腾讯《棱镜》算了笔账,自己第二期续费的40节课才刚刚上到第5节,按照涨价前课程的价格折算,四个家庭每家损失6825元。
除去学费,一批外教也在这次“跑路”事件中不但丢失了工作,也被拖欠了薪酬。王婷孩子的外教就告诉他们,自己此前已经两个月没有拿到薪水,而莎翁承诺“三月份情况会好起来,但等来的是一纸破产”。
自3月15日事发以来,愤怒的家长们在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等多地报案,但截至发稿,警方暂未通报相关进展。
此前,南都记者根据各地相关媒体报道统计,受该事件影响的家庭大概有上千户。
暗藏的套路与难讨的学费
莎翁并不是个例。就在几个月前,在线培训公司乐知英语在运营超过十年后破产,拖欠员工薪酬,并无法退回用户学费。更早前,位于北京的自考培训机构巨人时代及新思路在2017年底携款“跑路”。
腾讯《棱镜》梳理发现,这几年来几乎每间隔一段时间,就有培训机构上演“跑路”或者“破产”的闹剧,包括芝麻街英语、星空琴行,以及环球美联在内的一系列教育培训机构,无论体量大小,一旦经营不善,大多数都涉及用户预付学费无法退回的情况。
一个常见的套路是,长期运营的机构在关门前“大捞一笔”。相较于那些新开的机构,长期运营者更容易获得用户信任,一旦有经营不善的迹象,它们往往利用优惠条件吸引用户更多的预付费,并在吸收大笔资金后关门了之。
以王婷为例,她就是在莎翁教育关门的半年多之前,收到了莎翁教育班主任老师发来的促销信息:暑假结束前再次续班,家长们将享受到此前约3万元40节课的优惠价;如果暑假后续班,价格要涨到4.3万元。
正是冲着这类所谓“早鸟价”,王婷在前一轮40节课还剩十几节的时候,又续上了第二轮的3万元。
这也进一步让王婷等家长们认为莎翁教育是在故意“圈钱诈骗”。
另一个常见的套路是,教育机构提前设置“不得退卡或退卡收取高额违约金”等格式条款,让家长们在面临纠纷时无法反击——消费者签署合同,意味着对合同条款的认可。
此前,界面新闻就报道了华尔街英语退费的艰难:“合同条款故意让学生‘不敢’退费。”报道说,学员花4万元报名30个的课程后,如果在4个月后提出退款申请,将只能拿到约一半的退款:20800元。
而莎翁教育在运营不善初现端倪后,将公司“破产”加入到更新后的合同免责条款中:与“政府行为、战争、地震”等常见的免责条款并列。这意味着,莎翁教育若破产,将没有义务向用户退还费用。
这些“暗埋”的条款是大多数消费者“出事”之前所忽略或者并不重视的。而出事之后,尽管“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实际执行中却困难重重。
通常情况下,即便不考虑经营者恶意携款跑路的问题,若商户破产,消费者也很难获得退费。商户对费用的使用状况决定了这一点:用户的预付款往往被商家作为流动资金立即投入到运营中,很少“放一边存起来”——已经或即将倒闭的共享单车公司所有的骑行押金就是最好的案例。
高企的维权成本也让大多数消费者知难而退。王婷告诉腾讯《棱镜》,自己对追回学费基本是不抱希望了,因为“个体维权成本太高了,大家都有工作要做,有孩子家庭要照顾”,根本无力向法院提起诉讼。
不过,相较于普通公司,针对民办教育机构的专门法规“将受教育者的利益排在受偿顺序中的第一位”,重庆美翎律所冉缤律师表示,消费者可以要求首先退还受教育者的学费、杂费及其他费用。
尽管这一立法思路或可借鉴,但多数培训机构属于商业公司,在法律地位上不适用《民办教育促进法》。
频繁“跑路”真相
尽管教育培训机构退费维权案例接连不断,但不可否认,这一两年的跑路或破产消息越来越多,除了前文提到的事件,包括学霸1对1、上海理优教育、成长保等中小机构也接连陷入维权危机之中。
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K12教育行业市场规模约突破5000亿元。面对充满活力的赛道,洪水般涌入的资本吹起了行业的“泡沫”。市场研究机构清科发布的报告说,中国教育行业投资金额在2016年达到约138.5亿元,2017年则攀升至156.9亿元。
但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案例数不升反降:以2017年为例,当年有330宗投资案例,同比下降了17.3%。同时,前5%的企业融资金额占到了教育行业总融资的54.7%。这些数据反映出的现实是:马太效应凸显,单笔融资金额增大,在头部企业越发受到投资机构重视的同时,排名靠后的企业融资越来越难。
直接的结果是,此前资金充沛的教育培训企业日子过得紧张起来。“兜里的钱得省着花”,那些用钱堆起来的业务开始“现出原形”,一家设在广州的教育投资机构告诉媒体。
例如,资金充裕时,培训企业舍得花大价钱获客,“修饰”出漂亮的运营数据;但企业囊中羞涩时,缺少优惠鼓励的用户持币观望,不再报名或续费——没有良好的运营数据,自然更无法获得投资机构的资金支持,并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由于排名越靠后,培训机构的获客成本越高,这更是让中部及尾部机构雪上加霜。
进一步说,当培训机构在资本支持下快速发展时,“粗放管理影响不大,投资人和被投企业都在追求性感的增长数据,强调增长”。但经济一旦下行,则更加考验教育培训机构的内功。一位教育产业投资人告诉腾讯《棱镜》,很多机构沉浸在迅猛发展的快感中,“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教学质量和服务都没跟上”,以致于可用资金减少时“手忙脚乱”。更不用说,此前那些靓丽的数据中可能包含有极大的水分:在管理层默许下,基层员工“刷单”造假。
鉴于教育培训机构近来不断关门跑路的大背景,为缓解预付学费难以退回的情况,国务院办公厅曾在2018年8月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要求培训机构的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同时,这一文件还要求教育监管机构加强与金融部门合作,针对培训机构,“探索建立学杂费专用账户,严控账户最低余额和大额资金流动”,以减少培训机构卷款跑路的可能性。
但前述投资人向腾讯《棱镜》分析,文件中的一些要求“的确向群众表明了监管态度,但落地会比较难”。例如,收费不得超过三个月,“规避起来很简单:设置一个高额的前置会员费,把本来要收的钱摊到会员费里”。
再例如,建立专用账户。“与共享单车挪用押金的性质不一样,”这位投资人说表示:学费是培训机构的收入,“即便放在专用账户里,具体要用到什么地方,(政府)也不好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