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最坏的时代将酝酿最伟大的公司

“在AI崛起的时代里，如果只是守株待兔，等着那些超级模式撞到商业天才，碰撞出点子，正好敲到我们的门，我们的投资速度一定不够快。”这是李开复最近的观点。在他看来，现在资本寒冬挑战下，套利者的时代已落幕，实干者的主场已来临。

被同事称为“AI超人”的李开复博士身上有太多标签：微软、谷歌华人高管、AI专家、微博大V、青年创业导师、风险投资人……

在2013年癌症降临前，他的事业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曾加盟苹果、微软及谷歌三大科技巨头，快速得到拔擢——1995年成为苹果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裁，1998年创立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前身），2005年领导谷歌中国业务；2009年，创办创新工场。

再往前追溯，他11岁从中国台湾到美国留学，博士期间将计算机语音识别率从40％提升到80％，被认为是计算机技术天才；26岁，博士论文得到《纽约时报》半版报道，成为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最年轻的助理教授。

这些成就得益于他过去几十年里近乎机器人的超负荷运转模式：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把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包括友情、工作和家庭时间都转换成算法变量。“这个算法是为实现自身职业规划而开发的，目标是使工作时间、社会名声和职业地位呈现最优的形态。”正如李开复喜欢的电影《死亡诗社》里的名言：只争朝夕，抓住每一刻去汲取生命精华。

2013年的一场癌症重构了他的世界。从死神手中逃脱后，李开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并决定调整自己的人生算法，将节奏慢下来。

他缩短了社交网络使用时间，每周只工作三天，努力保持每天七个半小时的睡眠和每周三到四小时的运动；他在工作中学着放权，将重心转向制定及调整公司战略、项目最后把关等；剩余时间，他陪伴家人，关心朋友家的桂花香以及小女儿的大学申请等。即使如此，2018年，他参加了海内外的几十档节目和采访，还出了新书，虽然这些数字比起他2013年患病前已大大减少。

他的不断进取，推动他站上科技前沿和全球商业巅峰，也推动他创立的创新工场不断取得佳绩。

如今，创新工场共管理着超20亿美元规模的双币基金，投资阶段从初期的天使轮转到以A-C轮为主。其在AI和大数据、消费升级、教育、文化娱乐、B2B&企业服务等多个领域累计投资了300多家公司，50+项目估值过亿美元，其中不乏美图、旷视科技、比特大陆、永辉云创、地平线、摩拜、知乎、VIPKID、米未传媒等知名项目。

2018年年底，李开复入选《WIRED》连线杂志“改变世界的25人”。这25人被认为对过去1/4个世纪的全球变革有着最重要的影响力：除了李开复，名单上还有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以及彼得·蒂尔等科技和资本大佬。

创业维艰

在20世纪末那个极具时代感的历史时刻，海归、商人、极客、资本推手等不约而同地把眼光转向了中国。1999年，李彦宏、陈一舟、周云帆、邵亦波、沈南鹏等海归纷纷回国，踏进互联网大潮。与此同时， 马云 、陈天桥、朱俊、李国庆等具有海外视野的本土企业家，也开始了自己的互联网创业。

1998年，在北京中关村知春路的希格玛大厦，发生了一件随后对中国AI界影响深远的大事：李开复接受微软的邀请，到中国组建研究团队并打造一个科技与人才中心，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前身）因此诞生。

随后的20多年，微软中国研究院成了中国计算机行业的人才摇篮之一，这座AI界黄埔军校向外输出了众多技术大牛，包括诸多AI独角兽的核心创始人员和技术骨干，比如今日头条AI实验室负责人马维英、前金山CEO张宏江、百度总裁张亚勤等。

作为MSRA的开创者，李开复不仅从0到1创立了MSRA，还发展出了一套人才吸引和培养机制，这成为MSRA人才不断涌现的基础。

2005年，李开复从微软离职，开始组建谷歌中国。李开复称，自己几乎是把谷歌中国当成一个独立的公司来运营。他雇用新员工，帮助他们与总部对接，还得摸索出在中国运营公司的方法。同时，他还带去了微软时期的人才培养模式。到李开复离开时，谷歌中国已经培育了一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创业者，其营收也从零增长至5亿美元。

在谷歌工作的经历，让李开复感受到了安卓市场和中国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这成了他随后创业的动机之一。

2009年，年近50岁的李开复放弃谷歌优渥的续约条件，决定自己当老板。他创办了自己的风投机构创新工场，转型做天使投资人。当时，这一消息一度引起了诸多不解。比如，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就问李开复，“你快50岁了，干点什么轻松的不好？”

得益于李开复在华人科技圈的高声誉，创新工场几乎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除了得到不少资本和实业大佬支持，轻松拿到第一期募资，还获得了诸多“贤士”的追随，包括毕业于斯坦福、曾任Google中国战略发展总监的汪华，前Google 中国运营总监陶宁，支付宝前架构师蔡学镛，大成律师事务所原合伙人林莺等。

不过，喧嚣过后，李开复很快就领略到了创业维艰的滋味。

首先是项目，慕名而来的创业方案大多是“做皮鞋的、飞飞碟的，甚至还有建武术馆的”，几乎无从下手；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未到位，公司开始面临资金紧张，李开复和几位合伙人一度只能自掏腰包发工资；同时，起初的孵化器模式也受到诸多质疑。比如，易凯资本CEO王冉曾撰文质疑称：真正的创意创业者是可以被评比出来的吗？真正的创意创业者是可以被批量生产的吗？

同时，对于这个尚未有成绩单的明星机构，精明的投资人们还是心怀审慎。募集第二期资金时，李开复在全球飞了13座城市，见了一圈人，最终才融到1.85亿美元。

种种质疑之下，李开复感觉到了压力，并加大了拼命的程度。“我经常半夜2点钟醒来，起床回Email。回复完继续睡觉，再醒来也才5点钟，再起床回Email。不是我睡眠天生少，只是压力太大。长时间高压工作，造成抵抗力减弱，这可能也是后来生病的原因。”他回忆道。

创新工场旗下知乎创始人黄继新曾惊叹，“开复简直不需要休息，他一天里做的事情，几乎需要我两天才做得完！”

同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助力推广其被投项目，李开复不惜表演相声，“一场讲演不到一千人就不去；每天微博不能新增一万个粉丝，我就觉得内容发得不够。有人发电子邮件问我创业问题，我只回复那些可能成功的……”李开复曾回忆。

创新工场还调整了商业模式，从单纯的“孵化”转变成了“孵化+投资”模式。其背后的明星投资团队为每个入驻的草根创业者提供了细致的指导，包括怎么做产品架构、怎么招聘员工、怎么寻找融资，甚至怎么注册公司等。

据《财经》此前报道，创业者如此评价李开复的投资风格：他是最难被忽悠的投资人，要看数据，做背景调查和系统分析。创立的最初四年，李开复看了超5000个项目，最后只投资了50个。

如此这般，创新工场的投资到2011年终于渐入佳境。随后，其投资模式又经历了新的迭代，转向“早期投资+创业孵化+导师指导”。李开复曾表示，创业者单打独斗，从零开始，进入A轮融资的概率为20％，但经过创新工场的孵化，这个概率可以提升为50％。

创新工场越来越好，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像机器一样运转的李开复却收到了死神的信号。2013年，他被查出患有淋巴癌第四期，经过长达17个月的抗癌治疗，癌细胞终于得到控制。他在病中反思从前的生活方式，“一个人老想着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其实是在追求名利！”

此外，他发现，“公司没有你就不行”是CEO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如果有一天你走了，公司倒掉，那就证明了你的价值。这其实不对的，这证明你作为CEO，没有尽到你的职责，把公司的放权做好。要意识到，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

在他看来，作为CEO，一定要把20%－30%的时间花在找人上面，找人不只是HR的事。“招人的权利是不能下放的，一流的人雇二流的人，二流的人雇三流的人。你的目标是维护公司的文化和留住优秀的人，而团队更在乎完成KPI，可以拿到股权……所以很可能招不过关的人进来。”

李开复透露，在他离开的日子里，创新工场形成了一种各司其职、自主决定的工作模式。“有很多很棒的案子都是那时投的。我不在时，可能是团队发挥得最好的时候。因为他们有责任感，有主人翁感。”如今，他的工作心态和以前已大不相同了。虽一如既往地保持和年轻人的互动，但比从前从容了许多。

2018年，李开复为创新工场勾勒了3.0时代的新定位：国内首个“TechVC”，用全方位的创业服务，帮助中国年轻创业者打造世界级企业，未来将以“科研+工程实验室”模式，设立医疗AI、教育AI、机器人、机器学习理论、计算金融5大实验室。

中国创业斗兽场

“今天中国的创业者已经非常厉害了。如果把硅谷的一个顶级创业者和一个中国的顶级创业者放在火星——假如火星上有生命——让他们来竞争的话，我敢打赌，几乎一定是中国的创业者会胜出。” 在2018年12月接受视频内容平台Robin.ly采访时，李开复对着镜头严肃地说道。

在早期的中国创投圈，中国创业者几乎不能逃离“模仿”二字。“Copy to China”的硅谷模式大行其道：大洋彼岸的每个细小的互联网创新，在中国几乎都能找到借鉴的模式。人们甚至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成功路径：用最快的速度学习美国成功的商业模式，迅速本土化，赢得用户，获取收入，然后再到美国资本市场IPO。

美团创始人兼CEO王兴便是商业模式迭代的能手。在2005年、2007年和2010年，在借鉴美国社交网站Friendster、Facebook以及Groupon的基础上，他创办了校内网、饭否和美团。到2017年年末，Groupon的市值缩减至25.8亿美元，股价不及其2011年IPO时的五分之一，美团却在“千团大战”中厮杀出来，并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成为了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类似王兴和美团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李开复看来，在分析王兴和其他中国创业者的成功时，西方的观察者们犯了一个重要错误，他们认为中国公司的成功是因为模仿美国公司出色的创业点子，同时受到中国政府对本土公司的保护。因此，即使中国互联网的市场竞争没有那么激烈，本土公司先天体质薄弱，因为受到保护，也能在竞争中活得很好。

他认为，恰恰相反，中国的创业生态系统其实是一个“斗兽场”。因为同类公司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迫使中国公司不断创新。想在中国的互联网竞技场中生存下来，公司们需要持续不断迭代产品、管控成本、完美执行和正面公关，从而获得高估值，来募集庞大资金，建立护城河。

在这一系列血与火的考验中，练就了世界上最强韧的创业者。在李开复看来，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存活下来，中国很多创业公司早已经过了一味模仿的阶段，其产品或商业模式往往已经经过了几轮本土化的创新和“突变”。最终，中国模仿年代留下的宝贵结晶不是产品，而是创业者。

“以微信为例，它不曾拥有像iPhone一样让世界为之倾倒的时刻。但今天的微信仍是一项令人惊叹的创新，腾讯所做的，只是不断地把用户需要的功能添加到产品中，不停地迭代、淘汰无人问津的功能。”李开复称。

为此，他建议美国华人不要对此有所低估。“我在中国工作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真的深深体会到我们投的各个项目的创业者在超级快速地成长。很多海归认为自己在美国读了博士，工作过，所以更出色。我自己也是在美国工作过的，如果把年轻的我送回去，也是死路一条。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要创业，应该首选回国创业！”

挑战是投资的最好机会

不过，中国创投圈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寒冬。一年前，国内创投市场还如火如荼，高歌猛进。如今，人口红利的瓶颈，流量市场的后劲乏力，都带来了新一轮的洗牌。

寒冬中，诸多投资人忙于躲避风雨，创新工场却反其道而行之：2018年，创新工场美元四期完成超募；人民币三期基金落地广州，并在2018年投出多个优质项目。

寒冬中，创新工场也更新了自己的投资体系。继2018年提出“第三波人口红利”理论后，创新工场提出了“中国经济魔方”的新概念。其涵义是，中国像是一块魔方，由人口、地域、行业、产业链（前端后端）等多维度所构成。在这些维度发展不均衡之处，都存在着新的子平台机会，市场颠覆式的机会仍在迸发。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和消费放缓，却仍有大量高增长公司涌现的原因。

而AI自动化，消费分级、下沉市场以及海外新大陆将是新的投资增长点。对于这些当前涌现的投资机会，创新工场给出了理论和方向。

第一维度，是人口地域。从人口和未来消费增长潜力来看，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五线城市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三种经济体。“这是过去那么多年，大家觉得 阿里 、京东已经把电商做完了，但又冒出拼多多、贝店等公司的原因。”创新工场联合创始人汪华称。

第二维度，是商业发展波段。包括工业扩张化到资本集约化，再到信息科技化方向的发展。中国市场经济仅发展短短几十年，存在着上述三波段共存的特点，因此孕育着颠覆式的发展机会。汪华举例，“比如在美国，传统VISA和银行非常强，线上支付发展很难。中国线上支付发展起来后，线上支付公司反而开始整合传统银行。所以在中国任何一个成功的科技公司，能发展的规模上限远比美国的科技公司在单一市场能做到的上限要大得多。”

第三维度，产业链条发展的不均衡。中国互联网在前端、后端的发展不均衡——前端已跻身全球最发达行列，支撑前端发展的后端部分却很落后。“任何阶段的不匀速发展都存在改进空间，也意味着投资的机会所在。这些机会不会小于过去几年 阿里 、腾讯等传统前端互联网巨头所带来的投资机会。”汪华称。

第四维度，行业分化与发展不均，细分式增长涌现。从需求角度来说，中国三个经济体各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消费结构。汪华举例，“比如三线经济体对基础教育的需求正大量攀升，而一线经济体的需求已经减缓。不同经济体正处于不同消费结构转换的拐点。”

最后，海外市场蕴藏“新大陆”。中国多元经济体发展出诸多新模式和产品，非常适合东南亚、南美、中东、非洲等地区，这是个拥有30亿人口的庞大市场。

“最坏的时代将酝酿最伟大的公司。面临大挑战的时候，反而是投资或创业最好的机会。在AI崛起的时代里，如果只是守株待兔，等着那些超级模式撞到商业天才，碰撞出点子，正好敲到我们的门，我们的投资速度一定不够快。”在创新工场2018年年底举办的“预见2019”投资趋势分享会上，李开复强调。

旧秩序在瓦解，新秩序在重建。如今，套利者的时代已落幕，实干者的主场已来临。

创新工场合伙人张鹰也有同感。“每次经济危机后，都能看到更伟大公司的诞生。如果没有冬天，不能够杀死病毒的话，得病的人会更多，所以冬天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