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kTok向何处去？“全球化”无妨让位于“普世化”

TikTok的祸从天降，来自特朗普的金口玉言，更来自白宫的行政令。如今，看起来TikTok的灾难还远未休止。这场沸沸扬扬的危机，其本质是什么？我想，读者多已心知肚明。假使症结是用户隐私数据收集，TikTok的自我授权却没有超越任何一个本地社交平台，说到底，还是因为其技术血统源自中国；如果症结是CFIUS（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事后审查，其出发点无非就是TikTok规模的意外扩张，例如：在美国的下载量超过1.65亿次，全球下载量超过20亿次。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无论TikTok如何从管理上间隔国别政治，如何消除数据安全的不确定性，如何在本地化和国际化上投入足量资源，都未曾动摇白宫和特朗普总统的封杀之心。并且，没有听证，无需论辩，不许回应，自然，也没有任何免罪的改进条款。这就印证了一个中国式的谚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小而言之，这是特朗普本人对TikTok青少年用户扰乱其竞选集会的报复；大而言之，这是美国权力部门对所谓“中国隐患”的消除。然而，真正的顶层逻辑，却是大国政治博弈的殃及池鱼。

从这个意义上说，TikTok所遭受的，并不是行政合规，也不是网络伦理，而是来自强权政治的降维打击。并且，任何明智的分析家都会相信，这一打击，不会是短暂而孤立的，而将只是长期祸乱的一鳞半爪而已；这一事件，主角也绝不只是TikTok，而必将是各种国家政治、经济纷争、同业攻防的多元博弈。在这个象群纷踏的棋盘上，TikTok无论如何先进都无牌可打，字节跳动无论如何抗争都无济于事，因为其真实处境，正宛如象群脚下茫然无助的蚂蚁。

但愿字节跳动已经意识到，在美国，它面对的是早已滑入“抗中”轨道的朝野共识，其表征，包括、但不限于：意识形态的极化，保护主义的崛起，社会危机的一触即发，选举政治的歇斯底里。在世界各地，它面对的是美国的盟友及潜在盟友的合力，以及地区冲突、政治博弈、技术竞争和后真相时代的谣言纷起。而在中国，它面对的是慷慨激昂的民族主义，形形色色的原生怨恨，以及符合大数定律的各种“网络民意”。

请记住这一点：在如此这般的“人类世”，在如此这般特定的时空里，有些我们亟需论理的事，早已经无可理喻。字节跳动原本可以控诉，这一届美国政府背叛了立国之本，违反了宪法第一、第五修正案，侵犯了人民言论、财产的权力；中国人原本可以声讨，少数当权的美国政治精英摒弃了普世价值，在政策上非理性，在程序上无节操，违背了自由世界里最起码的公平正义。然而，冥冥之中，我们听到马基雅维利曾教导过那些君主的声音：“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 “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至少在美国，这种为实现国家利益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所谓 “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正在成为白宫心仪的价值衡器；而在全世界范围里，“马基雅维利主义”则像黑暗丛林中的刀剑光影，威胁着每一个躬身行走的国际公民。

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一个企业，无论它有什么样的潜力，都驱除不了“马基雅维利主义”，阻挡不了国家强权的行政暴力，预言不了别国的政治和选情，也说服不了身边滔滔如洪水的民意。那么，字节跳动还能做什么，TikTok向何处去？

回顾一下事件的过程。美国当地时间8月3日，特朗普首次扬言封杀，他要求TikTok在9月15日达成出售在美国业务的协议，否则TikTok将会遭到封禁：“我不介意是微软还是其他安全的美国公司收购TikTok。除非微软或其他公司能够购买TikTok并达成交易，否则TikTok将在9月15日被强制关闭美国业务。” 美国当地时间8月6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Executive Order，简称EO），宣布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人或公司与字节跳动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这一总统行政令如果得以执行，将比美国对华为实施的加入“实体清单”限制令更为严格。根据该行政令，美国不仅可以要求苹果和谷歌全球（理论上也包括中国的）应用商店下架字节跳动应用，而且美国公司也无法向字节跳动提供产品和技术，从需求端和供给端阻断字节跳动的产品和未来科技发展。如果实施，这一行政令的打击范围将远远超过TikTok美国业务，直接影响TikTok和字节跳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多种业务。

最近的消息，则是白宫针对TikTok的第二次行政令。美国当地时间8月14日，特朗普再次签署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剥离：CFIUS确定的、任何支持字节跳动在美国运营TikTok的有形或无形资产或财产，无论其所在位置；从TikTok或Musical.ly的美国应用所获取或衍生的任何数据。字节跳动须在剥离后，向CFIUS确认其已销毁所有需要剥离的数据及副本。CFIUS有权要求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条款对ByteDance进行审核，以确保字节跳动完成此类数据销毁。

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些政令的含义：首先，8月6日EO和8月14日EO是独立并行的两份EO，本质上互不冲突，8月14日EO规定的90天，不代表8月6日规定的45天得到了延期；其次，8月14日EO透露了CFIUS调查结果详情，称“有可信证据使我（特朗普）相信”，字节跳动通过收购音乐社交应用musical.ly最终融合成一个社交媒体应用TikTok，可能会采取有损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这也就意味着，CFIUS已经决定了，字节跳动无论如何不能继续运营TikTok美国业务。

对字节跳动而言，这个结果不是任何一家商业公司（无论是不是中国公司）可以改变的。CFIUS的结论，也意味着美国政府在法令意义上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根据特朗普的口风，或许可以延长到120天）时间内退出TikTok美国业务，否则即是违法；消极等待到美国政府来封禁，也是违法。从理论上来说，针对8月14日EO的禁令，字节跳动应该寻求法庭申诉。但很遗憾，这样的申诉几乎没有胜算，因为美国法庭一般不会挑战总统和行政机关对于国家安全风险的定义，尤其是在这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时期。

时针跳动，大限缓缓逼近。在铁蹄下的字节跳动，正像当年的华为一样，已无法不退出美国，而此时此刻，它有、且只有两个操作选项：要么，卖给美国公司——比如微软，让微软在美国和Facebook就短视频社交进行竞争，这一头部竞争自然也会牵制Facebook在全球战场上的注意力；要么，直接退出，将短视频社交市场，以及TikTok在美国的一亿用户白送给Facebook，然后，面对Facebook在双向优势下对自己作全面遏制。

冷静的答案只有一个，也很明显：在无力改变世界政局的前提下，字节跳动眼下也只能出售其本地业务给美国公司——假如价钱勉强还算公平。是的，这不是什么美好的交易，对TikTok业务本身，盖茨自己富有深意地说，它可能是有毒的圣杯（poisoned chalice），而微软的管理层也有议论，认为“这看起来是值得羞耻的交易”。确实，正是这样。对于TikTok来说，更是如此——这不是字节跳动的最优选择，甚至也不是次优选择，但在别人的砧板之上，你只有最坏选择和次坏选择。而将本地业务出售给微软这样较为善意的公司，大概已算是字节跳动“最不坏”的选择，也是TikTok全球业务生命历程的不幸中的万幸。

我们还不知道，卖家和潜在买家之间的谈判如何，最终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但无论如何，本地业务如能顺利转让，至少会有效制约美国政府的终极杀器——环绕世界的长臂管辖。这样，TikTok或许还能留得青山，以待来时。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回顾TikTok往事时，我们会这样告诉世人：那时我们支持TikTok，不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或国家意志，而是因为我们要维护人类奋力追求的普世价值，是因为我们要保卫自由世界的公平正义和一切文明国家的宪法精神。当我们评述TikTok此刻的战略退却，我们会这样警醒世人：即使在自称“山巅之国”的国度里，理性也会输给狂乱，开放也会暂时受制于封闭。但这一切倒行逆施，并不可能恒久维系一个世界的秩序，人类成长的终极惯性，毕竟是走向规范与友善，理性与光明。

TikTok从美国退却，尽管是悲壮的断臂求生，却很可能还会继续引发网络舆论的不满。群体社会学告诉我们，在规模化、激进而卡通的广场气氛中，张一鸣大概也只有高呼口号才能深孚众望，字节跳动大概也只有玉石俱焚才能深得人心。晚清杰出的外交家郭嵩焘，曾经在给他的同年沈葆桢的一封信中谈到办理洋务的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求制胜之术”，“有循序渐进之略，期之三年五年，以达数十年之久”，是说要把外交作为内政的延伸，高瞻远瞩，长期规划，全面提升国力；第二个层次是“了事”，“一切政教风俗，皆不敢言变更，而苟幸一时之无事，则所以了事之方，熟思而审处之，勤求而力行之”，是说虽无法改革制度、提升国力，但通过外交的手段把事情办成。第三个层次是“敷衍”，“事至而不暇深究其理，物来而不及逆制其萌，如是，则且随宜敷衍。然而情伪利病之间，缓急轻重之势，稍有不明，则愈敷衍而愈坐困”，是说搞外交的人，不知根本，不辨表、里，不知轻、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最终往往是仓促敷衍，日益支拙，处境维艰。我想，关于网络意见场中的爱国，亦可分为这三个层次——最了不起的是“以经略爱国”，次之则是“以成事爱国”，最差则是“以躁急爱国”。字节跳动当然不必办理外交，但对于张一鸣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和他的企业仍有冷静和理性做正确的事，并完全能意识到自己所为之事将在历史上具有何种意义。

索罗斯说过，可以把他自己的核心思想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来阐述，其一是，当一件事情有人参与时，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始终是片面的、歪曲的，这是易错性（fallibility）原则。另一个命题是，这些歪曲的观点能反过来影响到的与该观点有联系的事情，因为错误的观点会导致不适当的行动，从而影响事件本身，这就是反身性（reflexivity）原则。显然，TikTok在美国的困境，以及在中国面临的舆情，恰是考察张一鸣和字节跳动智性与定力的时刻。如果按索罗斯的人生告诫，那么，就应当超越在中位数或众数人群的头顶，从历史责任的高度去判断形势；同时，也一定要意识到，理性的回应才有可能指向理性的结局，而即使一切都不能做，我们至少还能以信念来驾驭自己的心灵。

这里，我不得不谈到当下中国跨国企业所面对的经济意识形态问题。全球化，是字节跳动的总体战略，尽管经历了TikTok的美国噩梦，全球化大概也还会是字节跳动全部产业生态的长期目标。但是，作为一个面向趋势的战略思考，我们应当承认，“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遇了无数困境，这些困境没有经济理性意义上的逻辑，而只有意识形态冲撞、文明之争加剧的政治缘起；但是，恰恰是后者，难以被个别企业或行业所轻易消解。从字面上看，一个被美国及其盟友敌视的“全球化”，大概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全球化”，一个得不到真正“全球化”的企业，大概也不愿意主张某种“半球化”。

我猜测，在下一个历史周期到来之前，字节跳动大概还不至于放弃全球化，但我以为，在全球政治格局混沌、全球化前景不明的条件下，“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过于执念的战略原则，无妨让位于“普世化”（universalization）这一抽象的经济哲学。“普世化”的哲学基础是道德普遍主义，它认为，存在对所有人普遍适用的普遍伦理，不论其文化、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其他不同特征。对于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政治的道德乱世，人类文明基础中普遍具有的理智要求，正可以抵抗各种形式的道德相对主义、文明一元化冲动、意识形态洁癖，以及白宫如今极力施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是的，现在是时候由中国呼唤普世精神和多元主义，推动人类和平发展和国家意识形态和解了。尽管，这不是字节跳动的义务，也不是张一鸣的责任，但在时间的地平线上，它已经成为了思考TikTok向何处去的根本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