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共鸣，也许是硅谷VR虚拟世界的最后出路！

几星期前，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成功实现了足不出户参观波多黎各岛（Puerto Rico）。他站在门洛公园的Facebook总部的屋顶上，头戴一个VR头显，将自己投身在3000英里外的被水淹没的街道上。

此前，扎克伯格通过实况转播，推出了一款“社交”VR应用——Facebook Spaces。但反响并不好。使用人道主义危机进行市场推广，许多人表示无法接受。扎克伯格咧嘴笑的卡通头像似乎也与人类痛苦的景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次日，扎克伯格向公众致歉，并澄清了自己的意图。他提到：VR最强大的功能之一就是存在于虚拟世界”。通过培养共鸣，VR“可以汇聚用户的意识，从而帮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

显然，这个声明只是一种千篇一律的损害控制手段。不过，认真看待扎克伯格的说法还是很有必要的。在谈到“empathy”时 ，他说的都是真心话。

Empathy（共鸣）是一个充斥着科技产业的词汇。那些真正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工程师或设计师被广泛认为是创造成功的用户体验的关键。但对于VR来说，empathy不仅仅是设计价值，更多的是一种营销策略。

Empathy是技术行业主流化VR的总体规划的基石。这绝对是一个“杀手级应用程序”，硅谷希望对公众来说，VR不再是已经遥远的新科技，而是将其转变成一种可以深深植入到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日常生活中的技术。

VR爱好者经常将其描述为“共鸣制造机”，通过创建身临其境的交互式虚拟环境，可以让你实实在在转换到他人的视线。文字、图像或视频只能提供个人生活的部分视图——借助VR，你可以完全感受到他人感知的一切。有观点认为，这种高保真的模拟就是通过提高对他人痛苦的敏感度，让我们变得更加优秀。用VR艺术家Chris Milk的话说，这将使我们“更富有同情心”，“与外界有着更好的联系”，最终让自己变得“更加人性化”。

目前为止，此想法的真实性还未得到验证。我们没有理由假设现实痛苦的虚拟渲染能引起共鸣。但是，正如Ainsley Sutherland在最近的一篇关于BuzzFeed的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这对技术行业来说是很有建设性意义的。技术需要共鸣制造机的理念有两个相关原因：提高VR的声誉，并扩大客户群体。

长期以来，VR被广泛应用于暴力和性别领域，主要为顾客提供一个良好的游戏和色情平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因为技术风险时常与某些尴尬的亚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些优势实际上损害了VR成为大众媒体的机会。硅谷绝不会将数十亿资金用于VR技术，只为更好地解决网瘾人士玩游戏或某些特殊的需求——如果这些是人们与技术相关的唯一活动，它在一开始就已经失败了。

Empathy提供了一个更可行的方法。与其将VR作为游戏机或情趣玩具的营销卖点，硅谷可以将其作为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催化剂。这也很符合硅谷长期的期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借助VR，你仿佛拥有了他们的眼睛和鼻子，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人们在San Juan经受的痛苦，科技帮助你增强对他们的责任感。你将不得不采取行动。这不仅仅是技术概念的连接，更是一种道德层面的交流。

然而，最近，这种连接性的信念变得难以维持。近几个月来，媒体和广大市民逐渐意识到运用技术实现与他人的连接并不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事实上，有时还会产生反效果。巨魔、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正利用Google和Facebook的连接功能，将其糟糕的思想灌输到普通公民中，且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因此，硅谷历史上第一次面临了如此强烈的抵制。

VR提供了一种重置叙事的方法。当下正是硅谷急需好消息的时刻，既要打破自身的公众形象，又能防范潜在的监管回应。在这方面，共鸣制造机的理念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能帮助公众重拾对“连接将产生对社会有益的结果”想法的信心，同时也能让人重新认识硅谷——其在本质上是一家注重人道主义的企业。

使用VR，这种人道主义可以说是相当明确的。慈善机构已经在利用这项技术来诱骗潜在捐助者。在纽约的黑领筹款活动中，与会者利用VR头显，穿越到千里之外的黎巴嫩（Lebanese）难民营和埃塞俄比亚（Ethiopian）村庄。联合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VR应用，能将用户传送到Syria、Liberia、 Gaza或是其他地方，同时鼓励他们捐献金钱或贡献自己的时间。

VR慈善事业为科技产业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公司可以针对这些举措，与其背后的组织合作，以提高技术和自身的声誉。

但共鸣制造机不仅限于做的一手好公关。它也与销售头显有关——硅谷需要出售大量的头显。扎克伯格近日表示，他希望能让十亿人用上VR。这听起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它很好的展现出Facebook对这项技术的投资金额之大，以及收回成本的所需规模之大。

当然，VR慈善事业可能无法成为流行的消遣方式。它或许能够吸引某些用户，但不太可能引起大规模采用。

但是痛苦可以。极端情况是展示媒介感知能力的好方法。大屠杀电影向我们展示了电影的情感力量; Facebook上一场警察谋杀黑人的Live广播，向我们展示了社交视频的情感力量。这些痛苦的表现，通过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应，教会人们技术所能做的。如果一个媒介可以让你哭泣，就像VR所做的——那么，它就成功了。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在VR体验时哭泣。杀手级应用的目的不是耗尽平台的潜力，而是为大众提供一个简单的入口。一旦你拥有了大量使用某项技术的用户，他们就会找出与之相关的其他事情。但是VR需要一个吸引大众的卖点——虚拟化的苦难绝对是不二之选。

想象一下VR现场直播警察杀人事件。可以想来，这个在不久之后将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几年之后，你将能够体验极具真实感的模拟，类似被警察杀害这种。但这是否会对造成对警察的定罪，或是产生有意义的刑事司法改革？近来的历史表明答案是否定的。但因为其情感强度会导致用户的高度参与，内容很可能会像病毒一样大范围传播开来。这种高速、大规模的传播也将为该平台所属公司带来收入。

比起共鸣制造机的传道士所设想的大众道德觉醒，这才是属于VR的未来。在那个世界里，VR能够让我们更加真切的描述人类的痛苦，这项技术的大规模流通也让那个几家大公司从中获利。在那个世界里，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方式利用浪费来实现获利——因围绕利润的社会造成的痛苦本身就是利润的来源，痛苦被重新利用为经济生产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