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全球最佳CEO百人榜出炉，十位亚洲CEO金榜题名

《哈佛商业评论》（简称HBR）每年都会公布全球最佳CEO百人榜。通常来讲，HBR在评选全球范围内的最佳CEO时，会重点关注CEO们在任期所创造的价值。HBR会以客观数据为基础，分析各种指标，像股东长期总回报率和环境、社会及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绩效等。那我们的亚洲读者们肯定会有一串疑问，这些优秀的CEO中有多少是亚洲人？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又有什么背景呢？猎云网为您揭晓答案。

全球最佳CEO百人榜中，十位亚洲人榜上有名

HBR公布的全球最佳CEO百人榜中，有十位CEO是亚洲人，但事实上，这其中只有8位CEO在亚洲公司任职。排名最高的是黄仁勋（英文名Jen-Hsun Huang），华裔美国人，美国著名的绘图芯片公司英伟达（NVIDIA）的创立人之一，现为该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在所有亚洲地区的高管中，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英文名Terry Gou）排名第40位。他于1974年成立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任职42年，任期之长仅次于另一位CEO李嘉诚（他在世界大战后不久，于1950年成立长江和记实业）。

在最佳CEO百人榜中，只有十位亚洲人，这个数字听上去似乎不是很多，但是，如果拿今年的数据与去年比的话，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2015年度全球最佳CEO中，只有7位亚洲人，其中6人在亚洲公司任职。这么看来，亚洲已经持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越来越多的亚洲公司和高管在全球商业世界中影响力越来越大，也获得更多的认可。

HBR承诺，定会遵照“客观指标”来评定CEO，也就是说，上榜的CEO们确实在多年来，已经产生了惊人的股东回报率。例如，在过去五年时间里，英伟达公司的股票收益率达到376%（不包括股息），腾讯公司的股票收益率达到了470%，平均而言，在过去五年里，这十位高管创造了166%的回报率（不包括股息）。而相对来讲，S&P 500创造了70%的回报率，Nikkei 300创造了83%的回报率。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榜上有名的CEO们均来自美国，日本、台湾和香港，而像韩国、中国大陆及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执行代表却很少见。当然，这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司管理结构分不开，在韩国，财团对公司享有至高的管理权，因此，大公司可以长期与同行进行“打折”交易。同样，中国的许多大公司都是国企，并不总是采取股东友好型行动。

七位技术高管

很有意思的是，本次入围世界最佳CEO百人榜的十位亚洲高管中，有七位来自技术驱动相关的部门，另有三位分别任职于迅销公司（Fast Retailing）、港华燃气有限公司（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及日本Eisai。虽然软银集团（Softbank）和长江和记实业不能完全说是“科技”公司，但这两家公司对各种科技类企业的理性投资可以说是闻名遐迩，Facebook和阿里巴巴都是它们的投资对象。

2名工商管理硕士，9名内部晋升

HBR评选出的前100名高管中，只有24位CEO拥有MBA工科学位，，84位CEO属于内部晋升。在亚洲地区的CEO中，这个数据差距更为悬殊，2名CEO拥有MBA工科学位，9名CEO内部晋升。显然，拥有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与赢得高职位，展现高本领并不是对等的。也就是说，MBA学位带给我们的感知价值与其在世界高层中体现的价值似乎已经脱节。这是为什么呢？关于个中原因，这里有一个逻辑阐释。公司内部晋升人员往往拥有公司相当数量的股票，因此他们与股东之间利益一致。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将目光放得长远，关注于长期利益，而不会被短期利益蒙蔽眼睛了。

另一方面，拥有MBA学位似乎也无法帮助一个人成为伟大的商业领袖，尤其是当这个人的个人利益与公司长期目标不存在极强关联性的时候。投资人和专业人士都应该将这一点铭记在心。从数据来看，公司的长期绩效更多的取决于高管做决策的动机，而不是他们的受教育水平。

在投资公司时，必须认识到公司高管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通常来讲，CEO们会决定在哪些项目上投入多少资本，这样一来，他们所做的决策就有了持久的影响。一些项目也许能带来不错的回报，也许能为股东创造巨大的价值，但也有可能效益不好，甚至摧毁公司。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史蒂夫·乔布斯没有投资iPod和iPhone项目，苹果会有怎样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看，萨提亚·纳德拉接任微软CEO以来，公司有了怎样的变化？上面所列出的CEO们绝对堪称优秀，他们长期以来所创造的价值要远高于普通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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