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小影城的四年挣扎：影院告别疯狂年代

“什么时候开业？”“怎么还没开，还会开吗？”这是刘梅最近回答最多的问题。她在中部城市的一家排名靠前的电影院线担任经理，目前处于半待业状态已近半年。

后来，刘梅值班时干脆把座椅从办公室搬到了影院大门口。“等待通知”，每天，她都跟路过的客人反复解释着。

一月底，春节档全部取消，电影院是第一批直接受到疫情影响的行业。尽管陆续传出影院即将开业的讯息，但多位业内人士告诉《棱镜》，影院能否复工还必须等待主管单位的正式通知，目前没有接到来自电影局的消息。

四个多月来，国家在电影院歇业期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扶持 政策。5月14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连续发文，免征影院2020年度增值税和文化事业建设费。地方上，早在3月，上影集团就推出了全国首个“影院抗疫纾困基金”，总额达10亿元；北京市在4月份将影院纳入“房租通”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影院给予房租补贴；包括江苏、浙江、广东、浙江等省份，也都出台了针对房租、社保、税费等在内的各项财政补贴。

而对于影院人来说，相较于复工的焦急等待，更牵扯人心的是大家正在亲历的一场行业变局。

“我一直觉得影院行业本身就到了洗牌的阶段，疫情只是加速了到来。”余刚入行十余年，在一家中等规模院线担任CEO，管理着几家影院的运营和投资。最近，余刚收到了许多小型影院的收购邀约，“一些小影院开始扛不住了，底价进行售卖，已经接近于建造成本”。

“过去几年，电影院的扩张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状态，产能过剩。”余刚认为，如今，劣质影院退出市场，优质影院浮出水面，如果手上拥有一些现金流的话，现在是良币驱逐劣币、抄底一些优良资产的好机会。

“一条街几十家影院”

余刚目前管理着两家在业影城和3家准备在今年开业的影城，停业期间，抛去损失的票房，在业影城每个月损失大概在60万，在建影城则全部搁置。

尽管和许多同行一样，每天都在承受着经营压力，但在科班出身的余刚看来，影院目前的困境，不仅仅是因为疫情，相反，他认为，疫情只是让本来就该出现的行业洗牌期加速到来。

根据灯塔专业版App数据，2014年到2019年，中国影院数由4891家增长到11361家，涨幅132%；银幕数由26034块增长到68284块，涨幅162%。在2017年一年之中，国内银幕数由4.3万块上升到5.3万块，超过北美的4.5万块，成为全球银幕数最多的市场。

“扩张确实太快了，达到了恐怖的状态，比如两个极端的城市天津和佛山，天津一条街上就有几十家，佛山这么大的城市总共有100多家电影院，太过剩了。”余刚告诉《棱镜》，资本的大量流入是前期扩张太快的原因，而税务风波后，部分上游的资金认为实体投资院线回报高、风险更小，也进入到了下游。但“热钱一窝蜂进来后，影院也瞬间变成了一个风险极大的行业”。

刘梅工作的影院是在2014年底开业，当地是一座三线城市，她记得当时市区里一共只有8家影院，其中还包括两家濒临倒闭的小影城。后来，万达、横店和耀莱陆续进入，县城里的影院也多了起来。现在，仅市区影院就达到了15家。

“影院数量增加，一开始大家票房也都在增加。但2018年左右，各家票房都开始减少了。”她回忆说。

余刚告诉《棱镜》，当时吸引到大量资本进入影院行业，一个很大的诱惑就是“偷票房”。

所谓“偷票房”，就是影院通过私建购票系统、出售冷门场次电影票作为观众进入热门场次凭证，甚至以手写票的方式逃避正常的票房分成系统。2015年高光期，偷票房的年投资回报率高达100%，很多影院靠此为生并发了大财，后来监管规范，这条路被堵死后，开始了“卖影院”——建好后马上价格翻倍转手卖掉。

余刚记得，当时一批中小影院被大院线批量收购，而为了抢建项目，一些资金雄厚的上市院线不断抬高租金，行业里“头破血流”。

“黄金地段的项目，拓展部门的人拿着高出正常房租几倍的价格去谈，你不拿人家拿，完全不管后期运营部门的死活。”余刚手里就有这样一个“票房600万，房租250万”的项目，“正常房租应该占票房的20%以内，但国内很多项目占到了30%、40%，离谱啊，全部都在给房东打工了”。

这场由2017年大地影院以32亿元、高于市值一倍价格收购橙天嘉禾开始的兼并和扩张，一直持续到今天，然后遇到了疫情。

一家小影院的四年生存样本

张倩就是在那段疯狂的扩张期，误打误撞进入到了影院行业。

原本，她只是一个商业地产开发商，因为城市综合体要求电影院作为标配，而自己开发的项目地段又有些偏远，招商时没能联系上大的院线加入，无奈之下，只能自己开了一家。

2015年底，张倩的影院正式开业，一共配置了4个放映厅，每个影厅投资成本大概在100万元。起初，当地的影院竞争并不激烈，虽然市区人口不足100万，但影院也只有4家。她当时的设想是，每个厅平均年利润在25万元，4年就可以回本。

“没有想象中赚钱。”影院火爆的时候很少，要节假日还要有大片，平时差的时候一天就1000块钱票房不到，“房租水电都不够”。开业后，张倩的影院一年票房在250万，片方分账再除去税费后，剩下100来万，抛去房租、水电和人工，利润只有六七十万。

变化更快的是，2017年，当地影院增长到7家，2019年时增长到了9家。其间，中影和横店这样的大型院线陆续加入，并且占据了城市最好的地段。

这让张倩此后的票房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开始下滑。

对于大院线带起的这轮“军备竞赛”，她的想法是必须增加排片量来保持收入，于是在2018年，她又投资了250万，把所有的放映机更新成了激光设备，同时增加了2个影厅和两个休息区。

“我多投资了50%，票房只增加了20%。” 去年，张倩影院的整体票房在300万，只增加了50万，比起之前的预期，回本周期延长到了9年。但她觉得，“不投的话，250万的票房肯定也保不住”。

今年春节前，张倩特地备足了爆米花和薯片，增加了和正式工等量的临时工，准备大干一场——通常，春节档票房占据影院全年票房的1/4，尤其对于返乡高峰的三四线城市来说更是如此。

疫情打乱了她的计划。

如今，5个月过去，张倩的损失已经超过百万，这包括即便关门也需要支付的硬性开支，如房租、水电、设备折旧和人工工资等，这还没有计算机会成本。“这个春节本来可以收入上百万，很多影院靠春节来抵消淡季亏损，最火爆的时间点没有了。”

休息的这段时间，让整个行业都“冷静”了下来。春节前，影院900C的二手放映设备最贵被炒了到8万元，“现在2万都没人要了”。

降租、转行、洗牌与自救

“（现在）都在拼命降租金。”

4月份，余刚接到了一个免租金4年的项目，同时每年保底200万的票房还给装修补贴。“这样优惠的项目，现在没人做，冰火两重天。”

一季度，院线业绩惨淡，而实际上，去年行业已经进入调整深水区。最新财报显示，2019年，在国内直营影院数和银幕数同比分别增长12%和11%的情况下，万达电影国内票房营收83亿元，同比增长仅为4%，而票房业务毛利率由10.3%下跌到6.6%；横店影视直营影院和银幕同比增长16%的情况下，电影放映业务营收21亿元，同比增长1.4%，毛利率和利润贡献分别增长-4.7%和-19.8%，处于亏损状态。

“不光是小老板，疫情后，大院线也在陆续关闭一些前期收购和扩张的业态不是很好的店。”余刚告诉《棱镜》，虽然大院线资金更加雄厚，能扛更久，但运营成本也更高。

5月20日，武汉万达影城福客茂店以与物业合作终止为由，宣布闭店；而在4月中旬，橙天嘉禾银河影城天津万象城店也发布了闭店公告。

余刚也面临同样抉择：除了暂时搁置三家新店的进度外，他正在考虑关停那家租金占票房超过40%的影院。

“2017年最热的时候建的，现在造成我们经营方面的压力，每年都要倒贴一两百万进去，关掉等于止损。”余刚计划趁着疫情，和房东商量降租，“如果对方不同意，就关掉，设备拆到其他店里去用。”

余刚认为，这也是好事，包括他们院线在内的行业都在告别过去的“疯狂”。

在歇业期间，张倩得到了国家的社保优惠政策，公司缴纳部分得到国家财政的补贴减免，这让她维持十几位员工开支的压力得以减轻。

更让张倩庆幸的是，自己当时没用贷款来加入这场疯狂的博弈游戏，同时，由于是自有物业，她不需要承受高房租带来的压力。经历过进入行业前后感受到的反差、以及这次疫情带来的行业转变后，张倩有了重新的思考，她正谋划着将影院改造成业绩更好的酒吧。

影院自身也在积极开展自救。

“59块钱包含3张电影票和两份爆米花可乐套餐，一是预收些现金流，二是为了留住客人。”2月份，刘梅所在影院开始出售套票，大概卖出了1000套。

余刚则把食品摊摆到了商场人流最旺盛的地方，还在影院的影迷群里吆喝，员工同城送外卖给需要的客人。一个礼拜时间，余刚清掉了所有备货，收回了1/4的成本。

“随时做好准备，就是打扫卫生、做宣传、安排员工到岗。”刘梅说，提前一个星期通知正式复工，对电影院来说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