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杀人犯到高薪码农，他从零学习编程，终被硅谷接纳

22年来，Zachary Moore一直被关在一个6×9英尺的监狱里。如今，他坐在旧金山的一间开放式办公室里研究代码。

15岁时，他因谋杀被判无期徒刑。现年38岁的他，与他那些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同事一样，有一份软件工程师的全职工作。他六位数的薪水使他超过了85%的美国劳动人口。

Moore的故事是一个坚韧不拔、努力工作和救赎的故事，但它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议题：一个被定罪的凶手是否应该得到第二次机会？

可怕的罪行

Moore在加州雷德兰兹一个安静的中产社区长大。

他是一个典型的郊区内陆帝国的孩子——电子游戏、运动、和朋友出去玩。但在家里，生活却异常混乱。

他的父母都是酒鬼，经常酗酒，有时会让孩子们吃不上饭。家庭暴力很普遍，从来也不分享感情。当Moore进入青少年时期时，他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使用酒精和毒品进行自我治疗。

“我忽略了生活中的问题，让它们麻木，”Moore在最近的一系列采访中告诉The Hustle。“酒精和毒品让我的情绪更加极端……一切都变得复杂。”

1996年11月8日晚，一场与家人的痛苦争吵将Moore推到了悬崖边上。多年“错位的愤怒、嫉妒和痛苦”涌上心头，他做出了一个会彻底改变自己一生的选择。

晚上11点半过后不久，他拿起一把刀，走近弟弟睡觉的沙发，将弟弟刺死。

在审判中，Moore的辩护律师将责任归咎于吸毒、酗酒和家庭暴力充斥的环境。律师推测，这次犯罪是某种精神上的崩溃，是对多年被忽视的一种反应。但陪审团并没有产生同情。

根据当时新通过的加州法律，Moore成年后受到审判；1997年9月，他被判谋杀罪，判处26年无期徒刑。

“青少年教育体系正朝着康复的方向发展，”负责该案的一名检察官后来告诉《圣贝纳迪诺太阳报》（San Bernardino County Sun）。“鉴于这次攻击的性质，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

在他17岁生日的前三天，Moore被从少年堂送到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

在牢房里自我发现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Moore辗转于各个监狱，纠结于他是谁，他做了什么。

他说：“监狱就像高中，这30、40、50岁的男人和青少年们一样，他们陷入了情感困境。人们会戴上这些面具……他们想要融入社会，并感到被接受。没有人愿意直面自己。”

Moore经常遇到麻烦，2000年，他被关进了Ad-Seg，这个地方被誉为“牢房里的牢房”，在那里他每天被关23个小时，几乎没有人和他接触。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开始“剥开层层的外衣”。

他的罪行是“极端情绪”得不到发泄的结果。但最终，Moore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成长的环境并不是杀死他弟弟的原因。

他说道：“世界上有数百万的孩子像我一样长大，并找到其他方法来解决问题。事实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是与众不同的。有些关于我的事情我需要解决和弥补。”

Moore很快就被他监狱里的一群人吸引住了，他们正试图改善自己。尽管经常受到牢房里其他人的欺负和嘲笑，但他们形成了“兄弟情谊”般的支持。他参加了佛教服务、冥想课程，在狱友的情感支持下，逐渐学会了“切断（他）心灵的喋喋不休”。

Ironwood是Riverside County具备中等安全程度的监狱，20多岁时，Moore在这里落脚。

在那里，他参加了帕洛威尔德学院（Palo Verde College）的一个在线大学项目，获得了两个副学士学位，并以3.89 GPA的成绩毕业。

后来，有一天，他在监狱走廊里看到一张传单，上面写着一个叫做“最后一英里”的项目。

无网络的编码学习

2010年，连续性创业家、硅谷投资者Chris Redlitz受邀在旧金山以北的圣昆廷州立监狱（San Quentin State Prison）给犯人做一次商业演讲。

他说：“我本想去那里找一帮坏人。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有经验的企业家，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学习和表达自己的想法。”

Redlitz和妻子Beverly一起创办了“最后一英里”（TLM），并开始在监狱提供双周创业计划。但很快，这对夫妇就明白，他们还需要解决一个更大的系统性问题。

当这些曾经被监禁的人出狱后，他们得到的现金从10美元到200美元不等，然后被送走，通常看不到未来的工作或住房，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也很少。在加州，近70%的刑满释放人员在三年内再次犯罪。这种无休止的循环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大规模监禁危机，每年造成1820亿美元的财政负担。

Redlitz希望赋予囚犯“可雇佣的技能”，让他们在获释后能够找到工作。在加利福尼亚，没有什么技能比编码更适合去找工作的了。

所以，“最后一英里”在圣昆廷启动了一个全面的编码程序。

在几个大型基金会的资助下，Redlitz把一个现场印刷厂改造成了一个配备了离线计算机的技术中心。为了规避监狱严格的无网络政策，该项目利用视频研讨会建立了一个“虚拟网络”。

2015年6月，当TLM将其编码程序扩展到铁木州立监狱（Ironwood State Prison）时，Moore是首批申请者之一。

HTML、CSS、JavaScript——还有挣脱

当时，Moore一生中只使用过3次电脑，还都是在1996年之前，而且他从未见过互联网。在他被监禁的那一年，美国在线（AOL）和地理城（GeoCities）统治着互联网。然而，编程引起了他的兴趣。

“我对技术一无所知，但我不得不冒险，”他对The Hustle说。“我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虽然Moore被判无期徒刑，但他仍然希望有一天能被释放。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想为找到有报酬的工作做好准备。

但Moore首先必须通过TLM的筛选程序。

感兴趣的囚犯必须有一个干净的记录，在申请前2年内没有违规行为（网络犯罪会被自动取消资格）。他一定有在狱中寻求自我提高的记录。他必须通过逻辑测试来衡量他的线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由于该计划的重点是成功的重新进入社会，因此有利于刑期还有不足3年的囚犯。但它也保留了10%的准入权，给像Moore这样的“终身者”，他们可能会因为一次来自官方的运气，获得第二次生命。

Moore被录取了，他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第一期课程。

每周4次，从早上7点到下午2点，他与一小群人见面，学习HTML和CSS等前端代码。第一个月，他只能用手写代码；当电脑问世时，他依靠的是教学视频，这些视频由来自谷歌、Airbnb、Slack和 阿里巴巴 等公司的技术专家在旧金山的一个工作室远程拍摄，另外他还依靠和真实用户流的屏幕截图。

Moore说：“我们根本没有互联网接入。但学习这些东西让我很兴奋，因为我不知道自由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这迫使你要有直觉和创造力。”

第二个为期6个月的任务是后端编码，包括Javascript和NodeJS。在他的最后一个“顶点”项目中，Moore从零开始建立了一个模拟的电子商务网站：一个由他称之为“极客”的“书呆子相关的东西”组成的市场。

Moore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很快就意识到TLM项目为圣昆廷监狱提供了额外的培训，重点是高级算法和数据科学。他申请了调动，被批准后他就搬到了北方。

在他到达后不久，他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息：他有机会获得假释。

通往硅谷的道路

在加州，有关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法律正在重新审查。

2014年通过的一项州法案规定，成年后受审的青少年（犯罪时未满18岁）有权获得假释听证会，以确定提前释放的资格。随后又出台了另一项法案，完全禁止法院对16岁以下的成年人进行审判。

2018年，Moore获得假释委员会的听证。

他知道自己已经变了，现在，他必须说服加州州长任命的这12个人。

他说：“从3岁到37岁，我用我的一生走向了他们。我把自己放在他们面前……剖析我的整个思维过程，以及我如何处理情绪。”

Moore的假释获得批准，但假释委员会仍有150天时间推翻这一决定。5个月来，他坐在那里等待，他知道“任何时候，自由都可能被剥夺”。

与此同时，他“全身心投入到代码中”，完成了课程的最后部分。通过TLM提供的一个项目后，他甚至帮助戴夫杀手面包（Dave's Killer Bread）建立了一个直播网站，这是一家由一名刑满释放人员创办的有机面包公司。

2018年11月12日，在入狱22年后，Moore重获自由。

TLM的代理人去监狱接了他，给了他衣服和笔记本电脑，并把他安置在一个过渡时期的房子里，这房子面向的是如他一样的前无期徒刑者。他需要开始慢慢地重新熟悉社会。

六个月来，他在TLM做兼职工程师。一旦他觉得准备好了，他就开始申请硅谷科技公司的实习工程师。

他说：“我知道这些公司根本不可能雇佣我。我只是想参加一些实习面试。”

据TLM首席运营官Jennifer Ellis的说法，科技公司之所以拒绝聘用以前被监禁的员工，有两个原因：合法性问题和文化整合问题。她说，两者都可以理解，但都没有道理。

她表示：“那些曾经被监禁的人就像被贴上了红字，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被社会排斥在外。但是在这么多层面上都有治愈的真正机会，向不同背景的人开放工作场所也会带来巨大的价值。”

在一个政治分裂的时代，国会议员们已经就政策达成一致，旨在将前罪犯“主流化”后重返社会。全国已有25个州和150个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在求职申请中列入申请人的犯罪记录。

数据显示，最暴力的罪犯的累犯率尤其低。Nancy Mullane在2012年出版的《谋杀后的生活》一书中，分析了加州20年来988名被释放的杀人犯的案件，发现只有1%的人因新的罪行被捕。没有人因再次杀人而被重新逮捕。

但监禁，尤其是涉及谋杀的暴力犯罪，伴随着许多招聘经理根本不想处理的长期污点。人们通常认为，受害者并没有过上充实而富有成效的生活，为什么凶手可以享受这种特权？

Moore直言不讳地讲述了自己的过去，这是“最后一英里”所鼓励的。他说：“我拥有我狗屎般的人生，我把我的故事放在求职信里，用它来解释我对自己的了解。”

2019年5月，Moore在“最后一英里”的扶持下远离了他原本处境，成为了背景调查技术公司Checkr的一名工程实习生。《纽约时报》称这家公司是硅谷下一个“潜在的独角兽”之一。

今年9月，该公司聘用他为全职工程师，这个职位的薪水是“6位数”。

硅谷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如Checkr那样，开始接受曾经被监禁的人：6%的员工是有“公平机会人才”，或者是有前科的人。

“定罪不应该是对失业者的无期徒刑，”一位Checkr的发言人告诉The Hustle。“如果有人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的过去不应该定义他们的未来。”

未来

最近的一个周六下午， Moore在他目前居住的奥克兰登上了一列通勤列车，他要前往旧金山，与另一位“最后一英里”的毕业生见面。

两人计划在看《Zombieland: Double Tap》之前进行常规的“签到”——讨论问题、困难和情感。

自成立以来，“最后一英里”项目已经帮助70名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该组织表示，没有一个人回到监狱。

这是反惯犯的巨大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小而重要的胜利，也是TLM希望建立的一个基础：该项目现在在遍布5个州的15家男性、女性和青年机构开设了编码课程。

在某些方面，Moore是个非典型的毕业生。他说，作为一名白人中产阶级，他拥有“给（他）一个优势的特权”，大规模监禁对少数族裔的影响不成比例，他们在获释后面临额外的系统性障碍。他的罪行的严重性也将改革辩论推向极致。

尽管Moore后来与父母重归于好，但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请求原谅。他无法想象自己会完全原谅自己。

他说：“我有难以置信的悔恨，它永远不会消失。我弟弟将永远不会过上他应该过的生活。他永远不会在那里过圣诞节、感恩节或生日。”

但在Chris Redlitz看来，正是这些困难让Moore成为这个重视韧性的科技领域的理想求职者。

“在硅谷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你失败了，你就站起来，掸去身上的尘土，然后再试一次，”Redlitz表示。“谁比Zach更能体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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