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瓴张磊对话李小加：长期主义在于很多人参与，路才越走越宽

9月1日，在港交所举办的2020香港交易所生物科技峰会上，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与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就生物科技投资展开一场一对一对话。其中，李小加担任提问方。张磊在对话中表示，对生物科技领域的投资，大方向要放长远，“没有长期主义，生物技术不可能有机会”，对生物技术的投资是“收入前投资”——在创业公司有收入前，就得找准机会投入。

李小加向张磊发问：生物科技领域的投资是否是“少数人的游戏”？——理由在于，一方面不可能每个人都是长期主义的；另一方面众多研发耗费时间和财力，“很多会半路牺牲”。

张磊回应说，长期主义之所以能走下去，“最重要的是很多人参与，路才会越走越宽。”

张磊称资本市场对生命健康创业者带来帮助，他认为资本市场“是一个很大舞台，让科学家来展示他们的美和对社会做的贡献，让更多人来关注生命科学，社会效应远大于其带来的增量资本。”

“每一次生物科技公司上市，都是在教育市场，弘扬科学精神和对科学家的尊重。以前非要等到科学家当院士了，你才去尊重人家，现在年轻科学家照样可以得到尊重，不用脱离科学家（身份），这是划时代的事情。”

同时，当大众通过资本市场向生命科技公司投资时，作为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高瓴资本又可获得退出，“我就能再去投资下一个新的（生物科技公司），每一个阶段，真正实现了资本市场的闭环。”

张磊表示，生命科学领域的创业企业目前已经到了大爆发的“寒武纪阶段”，各式各样物种全部出现——这其中有监管原因，也有市场经济的因素，社会专业化分工使得“科学家可以坚持做科学家，不用变成企业家也能很成功”，科学家可以获得专业服务团队的帮助。

“真正的护城河只有一条，企业和科学家能不能不断给社会创造价值？不是说垄断，垄断不创造价值”，张磊说。

张磊披露，高瓴资本已在医疗大健康行业投资约1200亿元人民币。企业上市前，有负责早期投资的高瓴创投及中后期的高瓴资本PE团队；企业上市后，高瓴的二级市场团队可继续投资。

以下是张磊与李小加对话全文，由“聪明投资者”整理。

为什么生命科学在这个时机爆发？

李小加：张磊，我记得4年前，咱们两个在伦敦还是纽约机场的一个休息室里边，你跟我热情洋溢的跟我讲生物技术（biotech），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全面布局，你现在已经有差不多600亿美元投资在这个方向。

第一个问题，我希望你能不能宏观的想一想，你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里，你是怎么想的，先把整个大方向的感觉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张磊：好，没问题，记得那时候跟小加，我们应该是搭一个红眼航班回来，在机场的一起谈这个问题。

我当时跟小加说，投资生物科技，首先你的大方向要更加地放长远。

你没有长期主义，生物技术是不可能有机会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前最早投互联网的时候，那时候就被大家说，这些公司都不赚钱，怎么敢投资不赚钱的公司呢？

我们说那个叫盈利前投资（pre-profit），你投了生物技术才知道什么叫收入前投资（pre-revenue）。

如果是收入都没有的公司，怎么可能去跟资本市场去结合呢？

在这点上来讲，从大局上来讲，我们港交所在这一段时间内，把生物技术跟资本市场的对接也打开了一扇非常重要的门，但为什么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在这个点、这个时机的爆发了呢？

我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

第一，如果没有好的生活质量，其他全是白谈，这是1和0的关系。

没有生命的健康，没有高质量的生活，你后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0，但有了这个东西以后，你有更长、更有生产力也更开心的生活，你当然能够给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就是这个东西首先是驱动了生物技术很大的投资。

从这个意义上讲，远远不止生物技术，它的外部性、对社会的附加效应，我认为远远没有被理解，不管你去做所有其他投资，我们都应该把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先做好，因为这些是基础，是1和0的关系。

第二，为什么它能爆发的这么好，我觉得还是跟科技的突破有很大的关系。

你去看人类的平均寿命（还没有考虑生活质量，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通过大量的科学实践，我们解决了心血管的问题，就把人均寿命直接从五十几提升到七十几岁。

但随着对我们人体自身密码的解码，我慢慢能解决1/3到2/3的、跟癌症有关的问题，我们又能把平均寿命再往前延伸20多年。

最终，我们再把脑的问题解决，我估计人类平均寿命可以延伸到120岁。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心血管的有关的疾病治愈还可以说是基于医学的经验科学，到了癌症的治愈完全是新的科学探索，当人类的基因可以被编辑的时候，科学的目的就是在于找到跟疾病有关的基因。

科技的发展为什么这些年又被加速了呢？

这里面还有交叉科学，比如AI的发展，对脑的研究，比如说计算能力的提升，比如将科学研究和研发投入到医药领域。

我用半导体来比喻，原来半导体行业几十年前是IDM，像英特尔是所有都做的，台积电的出现，引出了芯片代工行业，也有了IC design、设备商、芯片商等等。

我觉得现在正在发生的，就是半导体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演变，你会发现大药厂就像当年的IDM，什么都去做，但长期这一定不是最有生产力的。

最有生产力的是，最好的科学家认真的去做研究。

像我们投资的药明康德这样的公司去做研究；由我们投的泰格医药给他们去做CRO（医药研发外包），由我们投的卡莱因给他们做CDMO，这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所以说整个生态的发展远远不只是一个单点突破所能带来的繁荣。

所以说我对生命科学的发展是非常的有激情，因为我们是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有科学的发展，有整个生态的发展，当然也有资本市场发展，VC、PE大家都进来。

高瓴从大概2012年开始投这个行业，2012~2016年这4年应该说都是很寂寞的，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领域，在有了大量积累以后，过去几年它才迎来一个爆发。

所以说，一定要有长期主义的心态，像百济神州，也是咱们最早从美国回来在香港上市的的公司。

我们从第一轮投资时它的估值可能还不到1亿美元，现在已经是200多亿美元估值的公司。

但到今天也不赚钱，我们连续投资了8轮，这家公司到前三四轮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收入，这就是说明你没有长期主业的信念，是不可能做好生命科学的投资的。

但是我们认为有两个外部性：

一是生命科学投资是帮助整个社会提升生产力的，是1和0的关系。

二是资本市场发展。

包括我们的港交所做的这些事情也有很大的外部性，是帮助了这些生命科学企业更快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更快的跟资本市场结合，能够把生态循环做起来，否则我们很寂寞的投资十几年都没有机会让这些公司直接跟资本市场做结合。

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说从大的图景来讲，我是非常有信心。

新冠疫苗研发不只是一个科学上的问题，是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问题

李小加：太好了，因为长期主义在你身上应该是得到了最强的体现，至少在我们这一代的投资人中间。

你刚才讲了我们已经从心血管到癌症，到最后的脑神经细胞，我自己前两天查身体，人说我的血管系统跟你20岁的一样，所以说我第一关过了，我现在第一关没倒下，现在我就希望你赶快把癌症的事搞定，这样我可以过第二关。

刚才我们都是讲的全人类的问题，我们讲解决心血管、解决癌症、解决脑神经，一个小小的病毒，看不见摸不着这么个玩意，全世界今天全体跪下，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大范围内，被共同的敌人彻底打败，把我们全世界经济停摆，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来没有见过的。

而100年前就有了西班牙大流感，一方面咱们在life science（生命科学）上突飞猛进，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为什么在免疫学上、在外科性研究上，居然全球的scientists（科学家）到目前为止似乎还都束手无策。

从你投资见到这么多的公司角度，你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这样，因为这种东西有它的独特性，还是说大家在免疫学上面没有下足功夫，没有做出足够的投资，我们今天在付出代价。

张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讲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超出了免疫学。

首先，这是一场对全球public health（公共卫生）治理的一场大考。

但是这场大考上来就直接进入了大考，这不只是一个science的问题，这是你的public health管理体系的问题，你的重视度，你对人才的培养方式，你对公众安全性的奖励机制。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整个中国普通流感疫苗的普及率百分之二点几，发达国家是百分之三十几。

全球对于公众安全的，包括跟public health有关的system（系统）设计，明显感觉到这不能只简单地靠看不见的手，第一大问题是governance（治理）的问题，是个incentive design（激励设计）的问题，是怎么去reward（奖励）的（问题）。

很多东西长期可能没有价值，但它一旦有价值，又非常高。

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怎么reward？我觉得我们没有做好这个准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science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咱们再回来再说science的问题。

science问题上来讲，我认为发展相当快，比我想象中的快。

我非常有信心，全世界大家开足马力在一起，应该这么说，Cancer has no borders，Virus has no borders（癌症无国界，病毒无国界）。

大家是全球为了共同人类的发展，为了public health做出了共同的贡献。

我们最近刚刚搞了高瓴的全球健康峰会，这里边有全世界最leading（领先）的几家的做疫苗的公司，像Moderna的CEO也过来讲，也有欧洲心血管病协会的主席过来讲。

全球的人，大家都在问一个共同的public health发展来去探讨，去做贡献，而且很多东西你去看，我们中国做的东西也很快，在academic journal（学术期刊）上面马上就出现。

今天scientific community（科学界）做的事情，我是为他们鼓掌的，他们做的很棒，而且从现在的增长速度、发展速度，非常promising（有希望），今年内就会有workable（可行）的疫苗会出来。

疫苗当然很复杂，大家知道有灭活疫苗，有重组DNA的疫苗，各种疫苗，四五种路径图。

高瓴在全球也投资了很多家为这件事努力的公司，有几家我认为非常promising（有希望），我也very excited（非常兴奋），但是不管哪家成功，都对人类是大的贡献。

生产设施集中也不是大的问题，这个是能解决的，而且有多种路径图来解决。

当然大家还说有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瓶颈？

都会有，但是从来没有这么高的一个consensus（共识）是Global collaboration（全球合作），global knowledge sharing（全球知识共享），同时有所有的政府在一起来投入。

李小加：现在全球的200多家的疫苗研发，它们的研发进度和最新进展是大家在共享吗？或者至少大家都知道吗？还是各干各的。

张磊：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了，每一个trial（试验）出来立即都publish（发表）。

包括整个双盲里面的测出来，包括抗体的滴度、副作用都立即分享，基本上每个人都进展到什么阶段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看到了非常好的global knowledge sharing collaboration（全球知识共享协作）。

李小加：因为你提到了刚才讲的流行性大瘟疫都是low probability（低概率），但是你叫做high stake（高风险），一旦发生了以后（风险）是巨大的无比的。

但是你一直说没有一个incentive（激励）机制能够使得大家来做这个事，这次你估计疫苗的发展中间能不能打破过去winner take all（赢家通吃）的情况？

如果你自己没有到winner，你的东西没出来，但你的工作contribute（促进）了整体的发展，有没有这样的机制，让这些大家的research（研发）都有一定的reward（激励）。

张磊：机制的设计现在还没有人去考虑，当然有一些academic reputation（学术声誉）上面的一些帮助了，但是整个的award还是没有的。

另外，现在的很多机制还是以develop market（开拓市场）为主的设计机制，纯粹是monetary reward（金钱奖励）。

我们还要考虑到病毒没有国界，我们要去take care全世界，很多developing countries（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便宜有效的分发机制（delivery mechanism），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被拯救。所以这上面还是有很多机制。

所以说这只是一个中考，后面还有很长的、几个小考都要考完，最后还有真正意义的大考在后面。

这上面希望我们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再去更深层次的想一想从我们机制的设计到全球合作，我们怎么奖励基础科学研究，我们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生命科学现在发展到了寒武纪阶段，各种各样的物种全部出现

李小加：你认为中国的生命科学大概处在怎样一个发展阶段，资本的结合和发展怎么能够在中国范围内帮助解决全球性的治理问题，帮助解决全球性的研发问题。

你在中国也投了很多，谈谈中国和全球的对比，看看哪些地方中国走的在前面，哪些地方中国还有很多的路要赶？

张磊：我们是坚定的重仓大健康大医疗行业，我们在这个行业已经投资了1200亿人民币，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投资。

你讲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问题，这里面我想把它大概分几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

一个从系统设计，我们中国走的大概叫single payer system（单人支付系统），single payer system是很大好处的，当然任何系统都有利弊，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

它最大的好处是减少了大量的信息不对称，我就是一个single payer。医保来统一，不管是通过集采的方式，通过各种方式，使我能够采取更有效的方式交付到家庭。

好的地方再说一句，我们实现最快的，基本上你可以说是类似于奥巴马医改想要实现的目标，我们是以很快的速度实现了，而且实现的相对来说成本要低得多。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而且我们的single player system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

第一，纯粹的价格驱动很容易变成劣币驱逐良币，你就是不好的，我只要报价最低，我先把市场占住再说。

它报价最低了以后，它这个药的质量有可能达不到最后的标准，而且会抑制住创新。

这方面中国做了很多好的事情，比如对创新药的审批做的非常（好），包括全球美国都做了大量创新药的绿色通道，包括互相认证，有点像咱们港交所搞的二次上市，我拿过来资料我立即就上市了。

同时我进行大量的自查自纠，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几个监管，我们大量的把新药推出的时间缩短，同时扶持了一些生态级的公司，像我们刚才讲的药明康德这样级别的公司。

我们2014年2015年把它私有化回来，把这个公司拆成几家，其中一家专注做discovery，它就变成了所有公司的这个孵化器，所有公司的加速器。

我们投了泰格医药，能把临床试验的方面做出来，在生产制造CDMO把制造这方面做出来，这样样我们把每个阶段从产业链的角度去做好，这是大的格局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你问我现在什么阶段，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呢？叫寒武纪阶段，就是生命大爆发阶段，各种各样的物种全部出现。

这些出现的原因背后是有监管的，有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就是IBM模式，中国在discovery之前就已经创新，能够独立实现专注创新的科学家能够直接成立公司了。

像百济神州的共同创始人王晓东，北京生命科学所的院士，我非常的高兴他这样人的成功。

我最高兴的成功并不是scientists变成企业家，我最高兴的成功是科学家坚持做科学家，不用变成企业家也能很成功，这就是我们做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好处。

我们最近投资了另外一家一个院士搞的公司，我们把好的信用给代理者，他可以继续专注做他专注的事情。

而不用又要科学家又要会武功，我们能够提供资本去帮他去组合，这就为什么我们投资团队不到100人，我们投顾管理服务团队的有将近200人，200人来天天去帮助他，很多事不需要他去做。

这是社会专业分工模式非常大的转变。

这些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红利，我不知道小加你注意到没有。

大家经常说我们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了，大家没有发现人口质量红利提升的很快，当年觉得考大学多难，后来很多的人说大学质量有可能因为大学扩招而标准降低了，但它大幅度的提升整个人群来从事这个行业。

但我唯一个意见，我觉得这个不太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得想办法，更好的解决我们的professional services（专业服务）。

我们的最下游就是分发机制的行业，我们做的太不好了，我们的医生、这些人都是付出大量的时间，5000个小时去学习做成专业的。

这个不解决对我们临床医学会造成很大的障碍，我觉得这上面我们还是要继续把系统中的一些短板补出来。

李小加：如果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第一，长期主义也好，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是长期主义；第二，你可以感觉到有些东西要这么长时间才能出真正出结果，那也有很多中间半路会牺牲。

那就是说这是一个只是少数几个人的游戏，根本不应该是大众的游戏，难道说在一个这么重要的领域里面，只能很少几个人能参与？还是说这是一个误区？

张磊：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为什么我们讲长期主义能真正的走下去，最重要的是有很多人参与，路才会越走越宽。

从某个角度来讲，港交所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刚才听了你的演讲，你也没有预测到COVID（新冠疫情）怎么来，4年多以前我们怎么讨论，咱们也不知道这会这么大。

如果只是高瓴这样的机构参与没问题，我们也能做下去。但是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人去参与，参与的方式在不同的阶段。

我经常说一句话，与谁同行，比要去的远方更重要。

同行的时候，你每一个阶段可能有不同的人去同行，可能在A轮和C轮，就得要高瓴这样的。

但就像你说的一样，高瓴资本的投资金额太大了，不利于最微小的企业，所以我们单独成立了高瓴创投，只投最早期的。

高瓴现在最小的只投了200万人民币，几十万美元都不到，它都可以去做。

以前高瓴资本做不到，一轮至少要做到2000-3000万美元，现在几百万人民币我也可以给你试一试，你可以往前走一走。

这样，首先，高瓴创投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0到1的过程，我叫穿越死亡谷。这是一个很痛苦的Death Valley，死亡谷，是完全的一个0到1。

以后机构投资人进来了，走一段，但机构投资人走到一定阶段以后，你想机构投资人背后的钱也是养老金，也是长期的钱，走到一定阶段以后，在港交所biotech、科创板出来之前，以前的上市的规则是为传统企业设计的，不是为创新企业设计的。

等利润出来，还要再等两年，而且还要有一个增长速度，我是鼓励长期主义的，你不是鼓励杀鸡取卵的，你别做研发了，不做研发就有利润了？

那就没有人去做10年、20年后的事情，所以我就说去做切断，就像我刚才说整个企业的切断，资本市场也是切断，切断了以后有人去专注做这种0到1的穿越死亡谷。高瓴创投，成长期的投资，有高瓴的PE，二级市场马上很快就接上。

以前的成长期实在太长了，十几年，互联网公司平均6年，biotech公司可能10~20年，才可能真正有这种大的收入和利润来源。

当然我也可以出来一个公司，我就不做了，现在出来一个biotech公司，生物科技板把这个东西往前提了，我就把这个东西告诉大家，这就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一，把一小撮人玩的游戏，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参加进来。

因为每一次biotech上市公司都是教育，它不能教育，资本市场怎么赚钱？他也在教育弘扬科学精神和对科学家的尊重。

以前非要等到科学家当院士以后，你才去尊重人家，现在年轻科学家有创意，你照样可以得到尊重，而且你不用脱离科学家，你照样可以继续做科学家，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

所以如果这样的创业死亡谷通过高瓴创投，再通过高瓴PE把它作为成长期投资了以后，能比较快的把资本市场接近起来，把更多的大众投资人加入进来不断的投资。

我认为港交所、创业板不只是资本市场，他是一个很大的舞台，让所有的科学家来展现他们的美、展现他们为社会做的贡献，让更多人来关注这件事情，这个社会效应远远大于其带来的增量资本。

同时又给活水，就是我的钱能退出了，我就能再去投下一个新的，就能转起来，每一个阶段，真正实现了资本市场的close loop（闭环），这就能画圆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港交所做了两个非常有意义的创新：

第一个，用第一性原理，我们设交易所的目的是什么？

问了这个问题以后，有可能不只是为已经赚钱的盈利的公司服务，目的还是为了投资人服务，投资人有不同阶段的各种需求，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

第二，就是社会教育，我们引领资本市场，引领的是长期主义，是创新，如果引领的全是守旧的东西，也没有人支持。

每年都有固定的5块钱、10块钱的投资，如果只有那样的投资是价值投资，那这个社会就是没有价值的社会，价值投资应该远远超于传统意义上。

所谓的护城河概念，真正的护城河只有一条，你这个企业家、科学家能不能不断的给社会创造价值？

而不是说你的垄断，垄断不创造价值。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重写价值投资理念，不是说收入稳定就叫价值投资，价值投资的本源是你能不能给社会不断的、疯狂的创造长期价值。

你创造完长期价值，资本市场早晚会reward你的，给你点零头就够你花了，你不给社会创造价值，只靠垄断，社会早晚会给你清算后账的。

美国、香港地区、大陆资本市场各有特点

李小加：现在资本市场有三个大的基本的方向选择，美国、香港地区、大陆。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如果这个三个市场能够进一步彻底服务你所代表的新一代科技公司，你觉得这三个市场各自应该做点什么，让每个市场里面的短板都能得到补充？

张磊：这个讲的非常好，这三个市场各有特点。

美国资本市场是一个很成熟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对biotech、life sciences，它很懂，还玩了很多年了，咱们都要去学习。

第二个，港交所，几年前，我们俩讨论过几次，包括后来的一些公司，百济神州、君实生物、信达生物，我们投了好多企业，中国批准的5家免疫疗法的公司，全是高瓴投的。

港交所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真正的从用户角度出发，屏蔽掉一切的负担，直接对接，这里面做了很多好的创新。

第三，内地资本市场也有很大的优势。第一，创新发生地、创新的人才、创新的客户、创新的环境改革在这里，社会大众也在这，这些是内地资本市场最大的优势。

但我们同时要看到，内地资本市场要理解，他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我说现在这三个市场都需要，而且三个市场是共同促进，港交所的biotech board发展的越好，越能促进内地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

内地资本市场发展得越好，越能促进更多的企业去突出重围，让更多的公司去穿越死亡，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发展。

我觉得这三个资本市场是一个叫正和游戏，是一个大家一起positive something，共同为创新做贡献。

数据现在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李小加：你刚才说正和游戏这个词很好，我以前没有用到过这个词，因为大家经常一问我香港就说“上交所跟你竞争了”。我就想说一件事，这么多年越竞争两边越好，一点也没有做到互相的（负面）影响。

我想稍微转一个话题。另外一个咱两非常念念不忘的，经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数据。

高层第一次把数据当做一个生产要素，对于数据的共享，要把它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

这样就能够在更高层面上，让中国能够更早、更快、更有效的分享，不一定分享数据本身，但至少是分享数据的价值。

尤其是在大健康行业里面，大健康到最后都是各种各样的数据，有的是病人的数据，有的是病例，有的是属于治疗的数据，还有各种各样大量的DNA数据，包括像在研究里面失败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后来的科学研究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方案处理也好，都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医生本身就是一个活数据，以前我们讲的祖传多少辈，那就是祖传多少辈（的经验）最后集中到了你这来，这就是过去的经验主义。

今天数据（的重要性）已经提到这个高度了，那你的大判断是不是中国在医疗数据上，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能最早的进入到互享、进入到它的货币化、进入到它价值的实现呢？甚至是在国家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生产要素的时候，在数据每次增值的时候都可以收增值税呢？

你的钱总得有一个地方来吧，如果每个人看病都可以把自己的MRA（磁共振血管造影）拿到一个大数据里面去跑一趟，我愿意把我1/3的每一个医疗资源去支付确切的费用，可想而知这些数据本身还是尖锐的。

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思考和对于未来发展前景的一些看法？

张磊：我认为这个是代表未来的巨大突破之一。

因为科学的一个新突破到了一定阶段以后，computing power（算力）又成了一个新的助力，以前是没有意义的数据，现在变成了一个很重要资产。

当然我们现在要搞清楚这个资产属于谁，有很多是属于个人类的，有的是属于公司类的。

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两点：

第一点，是要有人能够从高屋建瓴的角度，去把整个系统做一定的设计。

但更重要的第二点是，要用市场化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变成了一个国家行政的东西来做这套数据。

比如只是让大家必须把这个东西放到一个地方，大家把数据要来上线等等，但这个必须要用市场化的机制（来解决），还包括它激励机制的设计和对个人隐私的管理。

当然也有很多的工具，比如像区块链这样的工具都可以上来，把这些东西的数据（进行处理）。

我们对数据资产的应用不单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最优解，这当然是个过程，但更重要的是对科学的发展会起到一个完全改革性的推动，因为这个是根本性地推动科学。

从某个角度上来讲，你可以想想整个社会、整个知识的运转，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比喻成一个人的脑子，我们可能只开发了人脑的百分之几，我们有无数的东西都没有被连接起来。

那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就更是这样了，无数的知识、无数的信息、无数的数据都没有被连接起来，也没有去理解它。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方式和系统去把这件事做好。

当我们做好以后，我觉得科技上的突破是革命性的，会远远超于任何一个单独事物对生命科学的新突破。

这个我能看到了，现在已经开始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比如从控费，比如从保险。

我们最近投资了几家公司，实际上就是从大数据说自己愿意去贡献很好的激励机制，愿意在脱敏的情况下贡献自己的个人数据，跟健康公司说：我这么注重健康的人，我每天都去健身房的人，每周都去踢球的人，为什么一定跟别的人付一样（的钱）？

就因为我是56岁就要跟别的56岁的人付一样的费用吗？跟抽烟的56岁的人付一样的保险费吗？

要怎么用一个激励机制来鼓励大家呢？

对一个抽烟的人，要怎么样用互联网产品不断地提醒你，每抽一根烟保险费又多付了1块5呢？

除了这种激励机制，其实还很多的激励机制可以设计出来。

我认为这要有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思维模式，就要有更好的UI（user interface）、UE （user experience）来对待每一个环节，它需要一个更好的设计者来把市场化的手段抵达这个过程。

当我们都把这些过程都推开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社会中的很多的问题，比如最早的0~1的创业死亡谷问题，其实很多人在研究的时候都注意到这些问题，能够从周边上带动起来。

比如我们投资了一家疫苗公司，它现在可以把滴度做得很高，但他缺一个催化剂。

其实另外一些企业中就有人在研究催化剂的问题，但他不知道，大家的信息都不通，别人研究到什么阶段都还是靠analog（模拟）的方式。

像以我们这样明晰的方式，一个一个的去搜索、去找人，把信息再连起来，这些都应该在产业链的0~1的死亡谷中大家一起去同行。

到最后的治疗，一定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我管今天的治疗方案叫工业化治疗方案，将来一定是personalized（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一定是为了你打造的，包括你个人的健康管理方案，这些全是为你个性化（打造）。

你说我就愿意当工业化的人，我为了privacy（隐私）全都放弃了，那也可以。

但我相信，科技能够发展到在解决掉你的privacy concern（隐私问题）的情况下，让你享受到personalized（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健康管理方案等等。

今天，我们的电商已经实现了千人千面，将来这个一定也是千人千面的。

李小加：你投资这么多公司，scientist是我们最大的宝藏，我们老的这代人非常幸运，当我们中国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到了美国，在美国最好的学校里面学习，回头再回国服务。现在，也有新的一代。

但是，在今天中美的大环境下，特别是一些很敏感的行业，包括science（科技）和life science（生命科技）领域，似乎美国也认为它很敏感。在这种时候，我们新一代的人，还有没有可能在里边继续学习成长，最后也能够把这样的东西带回来，造就中国。你怎么看？你悲观吗？

张磊：我一点都不悲观。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波折和起伏，在历史大浪中的这些小浪花，这根本就不是本质的问题。

为什么？很简单的道理，在大浪推行中，逆流是走不远的，我相信逆流的东西最后还是要回来的。

社会，甚至全球都会意识到一点，在这个世界，尤其涉及到大健康领域，别的领域我们不知道，但是在大健康生命科学领域，这不是zero sum game，不是零和游戏，这是一个positive sum game（正和游戏）。

比如中国做了疫苗，不管有怎样的问题，研发的过程中一定会去刺激、去启发其他人做事，即使少走一些弯路，都是有价值的。

所以，在大的格局上首先要看到，这是一个，尤其在大健康领域，很容易形成的社会共识，这是一个正和游戏。

别的领域可以先放一放，为什么说大健康是？因为cancer has no borders，virus has no borders（癌症无国界，病毒无国界），非常简单，直白。

回过来说人才的培养问题。

人才培养的问题我非常乐观，但同时我也希望看到一些更好的发展。

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相当牛的，但是我们有短板，我们要补这些短板。

我们就说为什么模式牛呢？你和我都知道，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说白了，特点是high mean，low standard deviation（高均值，低标准差）。

我们的平均水平都很高，你看我们的数理化水平都很高的。

现在我8岁多的小儿子天天被我老婆一起带着学奥数，说实话，好多题我都不会做了，所以我们的平均水平是很高的。

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standard deviation（标准差）不够高。美国的mean（均值）比我们低，但standard deviation比我们高。

美国有很牛的人，确实数学很多人很差，但是很innovate（创新）的人也很厉害，真正的具备创新精神，真正criti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

我们的教育制度很牛，普通教育培养了高平均水平（的学生），这个概念非常漂亮，比如高考制度，你我就是高考制度出来的，我们都非常受益于这个制度。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把standard deviation往上拔。

我这里有点像sortino ratio，但是更强调upward mobility。那怎么往上提？我们要多允许小范围的一些科学创新。

我们在做这件事，我和几位同仁朋友一起支持成立的西湖大学就是一种尝试。

施一公校长跟我是河南驻马店同一个学校出来的，我们曾经都被一个班主任教过，这也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后来他去普林斯顿去当教授，后来回到清华当生命科学院院长，后面放弃清华副校长的职务，创建西湖大学。

我今年是西湖大学发展委员会的主席，我们一起聚焦社会的力量，很多企业家跟我一起捐赠，现在我作为创始捐赠人，发展委员会主席，我们募集了六十几个亿。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叫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大学，就是多一条路径去尝试upward mobility。不是每一个人一定要走北大、清华的路线，当然这个路线照样会非常好，照样可以是主流，但是，我们要多一点东西，多一点创新。

当这个世界的发展已经到，像我刚才讲的，5G时代物种大爆发、知识大爆发的时候，你不能全是一条路。

今天的世界到我们未来的彼岸，既要有这样的高速公路，也要有天上（的路），也要有小船，也要有潜水艇，要有各种方式来摆渡到对岸，而不是说千军万马只能走这一条路。

即使现在你觉得擅长走这条路，就把这条路修得比原来大10倍，但这还是一条路，我们应该用多条路的思维去达到我们对人才培养的彼岸。

李小加：太好了，张磊。我们今天从天上谈到地下，从社会谈到数据，从市场谈到个人，我想在座参加大会的所有朋友们一定是受益不浅。

张磊是一个思考者，是一个行动者，他不仅创造了如此大的财富，而且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负责的公民，当做社会的建设者。

三年前我们在这儿开启了我们的生物科技峰会，我们在一起创造了历史，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张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充满困难的时代，今天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这个时代是属于我们的，也是属于我们的孩子的，我们大家都要在生物科技里面一起共同活到100岁，活到120岁。

还是那句话：If it's not now, when？If it's not here, where? If it's not us, who?

谢谢张磊先生，也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峰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