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富二代与共享单车创始人，走出看守所的丁伟靠做网络主播日薪64000元

今年10月，丁伟参加节目录制

去年10月，因为一篇题为“被抓进看守所的共享单车创始人：我已一无所有”的媒体报道，丁伟首次闯入大众视线。

文章以口述为主，在记者着墨不多的文字里，丁伟的故事被概括为——一个喜欢折腾的富二代 ，靠着父亲的 投资 ，跟风创立了共享单车品牌“町町单车”，又因为父亲生意变故，先后遭遇公司倒闭、家庭破产、女友分手。父母被带进看守所后不久，作为爸妈公司股东的他，也被押入看守所接受调查。近30天后，再度获得自由的他，却已是天上地下。

那段故事的结尾，丁伟决定赴京做网络主播，以偿还日渐临近的债务。

时隔一年，我们试图一探，在聚光灯撤走后，他突然脱轨的人生在如何继续；从看守所走出的这一年，因“失败”而得名的他，会如何应对消费与被消费；在刚满24岁的年纪，起落间，是否有东西被改变或愈加强化；以及透过个体的视角，背后是否存在着某一群体共同面临的因果与无常。

一天挣了64000的“网络乞丐”

9月底，在一栋办公楼的9层，我见到了因工作重新回到上海两个月的丁伟。

红格子衬衣，1米82的高瘦个子，跟一年前报道的配图相比，丁伟几乎没什么变化，只是眼神不大一样了。在那张由记者抓拍的照片里，他下巴内扣，嘴巴微撇，眼睛直盯向前，显得不可一世。而面前的这位，眼神则舒展了许多。

搬入不久的单人办公室略显空荡，丁伟的职位是“总监”，“管的人倒不是很多，我主要攒资源。”根据公开资料，他所在的这家公司之前主要提供车联网领域的技术和运营服务，今年7月，刚刚被上市公司并购。

加入这家公司前，丁伟的职业是主播，在直播平台虎牙上“熬”过了最难的三四个月。之所以说“熬”，是因为他从来没喜欢过这项工作，准确地说，是“很讨厌”。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主播更像是一根渡劫的稻草。

“来钱快”曾是他的唯一要求。那时，家里的车、房、地、款，所有资产都被银行冻结，用于破产清算。姐姐已经出嫁，担子大部分落到了丁伟肩上。除了要支付自己和父母数十万的律师费、父母在看守所的各种开销，最重的负担是一笔170万的银行贷款，那是他作为担保人，在2015年前后为父亲贷的。这样算下来，他一个月需要支出十万余元。“单靠工资，我养不活自己。”

最初，从没缺过钱的他，并不觉得这是件难事，虽然暂时很穷，但他自信怎么都能挣到钱。可当他揣着家人给凑的12000元钱回到熟悉的上海，却接连碰壁。很多朋友以为他爸虽然进去了，但一定给他留了钱，所以见面大多是谈项目，像往常一样，找他 投资 ，可后来知道真实情况，便没了下文。

于是，又有朋友提出借钱给他买辆车，让他去做专车司机。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当时挺气的，难道我就这么没用了？就想着，谁都不靠，走得远远的，自己闯。”

他决定去北京做主播，主播符合他“挣快钱”的要求，而北京则满足了他“走得远远”的冲动。为了省下设备钱，来到北京后，他在朋友的直播公司挂了个名，住进了公司的宿舍。

他对做主播是有信心的。在看守所时，为了打发无聊时光，丁伟有时会哼哼歌，旁人觉得好听，便给他捧场。后来混熟了，每次值日坐在最前面时，他还会说句，“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听得高兴了，也会给他刷礼物，大多是些香蕉、火腿肠之类的在看守所里有“现实价值”的东西。

出事前，爱玩游戏的丁伟就常在虎牙直播打游戏，数年的重金加持下，他的号级别很高，这为他赢得了不少人气。虽然游戏账号早在需要钱的时候被卖掉，但直播间积累下来的万余粉丝，成了他的新起点。

11月开播的第一天，丁伟就跃上了直播榜的热门。“以前玩游戏，我花钱多，线上的朋友也都是花钱多的，他们一看我出事了，进来了就啪一下刷个两三万，然后大家一看有土豪刷礼物，都会进来看看。”那时，线上的朋友比线下的靠谱，按照三分之一的抽成比例，他当天的收入达到64000元。

丁伟做主播时的部分歌单，他在一本笔记本上写下了300首歌，大部分来自他之前开车时播放的歌单 （图片来自网络）

媒体采访也成了直播间的人气来源。最初，丁伟只在刚从看守所出来时接受了一家南京媒体的采访，那是他主动联系的，主要为了澄清，“那时候好多人说我带着小姨子跑路了，我在看守所手机也没有，怎么接电话，只能是失联了；又有说我集资买R8，那辆R8都买三四年了……”他不希望自己以后背着这些骂名度日。

可之后，联系他的媒体越来越多，有的还会在采访时带上水果，甚至两三千元的“车马费”。于是，驱动他接受采访的东西开始变化，“那个时候很在意这个，因为没钱嘛，你得靠这个生活。”不同于绝大多数创业者在失败后讳于露脸，丁伟的声音频繁地出现在各式媒体上。

采访时，丁伟大都会提到自己直播的事情。虽然他也会抱怨一些媒体曲解他，报道不负责，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一切带来了滚滚流量，最终充盈了他的口袋——他在三个月间挣到了三四十万。

丁伟将所谓的“直播经济”分为三种，除了信息不对称和无聊经济，最主要的就是暧昧经济——因为喜欢你，而坚持看你的直播。“像我们男主播，刚开始大家是看热闹，后期坚持给你刷礼物的，就都是女孩了。”

但这种簇拥感没能像最初预计的那样受用，比如一些女粉丝会向他咨询感情问题，这时常让他觉得尴尬又无奈，“我自己都一团糟，我前任现在还在撕我呢。”前女友在出事后不久离开了他，中间又经历颇多曲折反复，他将二人的关系定义为——四个字，“相爱相杀”；一个字，“虐”。

觉得“虐”的，还有为了聚粉的种种不得已。比如，他会把一些网上的笑话“移植”到自己身上。他觉得这件事的本质不在于笑话讲得好不好，真不真实，而在于拿自己去博人一笑；还有些时候，为了造效果，他需要做一些自己看来很傻的事情，时常假到自己都看不下去。

这跟拿着高等级账号直播打游戏的“王者”心态不同，也和在看守所直播唱歌打发无聊的状态迥异。3个月里，丁伟接触到了至少10个同性恋。最初，他们只是在刷礼物的时候，亲昵地称呼一声“弟弟”，接着就会私下加好友，拉丁伟聊天。 “哪怕很不喜欢这人，哪怕这人很丑，你还得陪他聊。关键是，1个你可能就很烦了，如果是10个、20个，每天这么找你，你烦不烦？烦，你也得维系他们，因为你需要钱。”

在丁伟的直播间，刷过礼物的人可以加入粉丝群。在这里，和大多数主播一样，丁伟会完成粉丝群的转化，也就是卖货，而卖什么，主要看各家手上的资源。丁伟最早尝试的是朋友代理的进口牛肉。

一般，3万左右的关注量，会刷礼物的大概有10%，而这10%里最终会下单的也就几百人，一盒挣60元，月收入通常为1-3万。为了拓宽客源，他又瞄准了QQ群。他会先注册一个号，专门加些做吃喝玩乐内容分享的QQ群，再用另注册的一个号来加人私聊，通常下单的概率为1%。

“网络乞丐，”如今的丁伟描述起自己当时的状态不乏刻薄，“就跟跪着找别人要钱没什么区别。有钱的时候，你感觉不会做这种事；当你必须要拿出那么多钱，又没有别的办法时，你就会很极端了。”

有一次，在直播的时候，丁伟没绷住，直接哭出来，“就觉得我他妈都这么累了，还得在你们面前强颜欢笑。”那次崩溃最终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收尾。“我一哭，那礼物刷刷的。”暴露脆弱成了点燃暧昧经济的催化剂。那次之后，丁伟直播时又哭过几次，但他否认会刻意制造类似的场面，而是“真的是忍不住”。

某种程度上，做主播既是稻草，也是跳板。

创业的想法，丁伟从来没有放下。按计划，做一年主播，用攒下的钱滚雪球，便是将来项目的启动金。项目他都想好了，灵感来自他无意间刷到的一篇文章。该文介绍了国外的一项建筑设计，即通过动态框架，让打开的窗户扩展成一个露天小阳台，可用于阁楼、别墅等户型，以增加使用面积。丁伟觉得技术不难实现，他想自研生产，把他眼中这个“能应用在任何一个家庭”的产品搬到国内。

但一年后，创业的想法还是被搁置了。

今年过完年，手头没那么紧张了，丁伟决定不再直播。媒体的曝光，让他陆续得到了一些工作邀约。虽然看起来，很多人都指责甚至戏谑过他，但他觉得，还是有人看到了他在遭遇变故后表现出的坚强。无论是否真正认同，这都意味着机会。

丁伟打算抓住机会。事实上，与现在的老板第一次见面时，丁伟便主动推介了自己“窗户变阳台”的项目。老板没听完，直接提出让他加盟做一个 汽车 消费 金融 的项目。待遇优渥（近3万元/月的底薪加上股票），丁伟无法拒绝，于是，窗户的项目暂被尘封。

后来，从人事主管那里，他了解了老板的一些过往，“他发家也是很苦的，最早枪口指头上的事都有过。”丁伟觉得或许正因为此，老板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但他并不打算放弃“跪着”得来的粉丝，只是他不再卖牛肉了，而是转卖珠宝。“之前卖牛肉，从早忙到晚，才能卖出去几十盒，挣千把块；现在只要一天聊两三个，成一个，我就能挣千把块，一个月三四万块，轻轻松松。”他不再花时间维护粉丝，只在现有的粉丝里做转化。后来，他干脆雇了一个人，专门帮他运营公众号，这依然是他目前的主要收入之一。

只是，他并没有放弃等待新的创业机遇，“有些东西是挣钱，有些东西是事业，不一样。”

事业

这不是丁伟第一次思考“事业”的问题，但对于曾经的富二代丁伟来说，在所谓的事业面前，摆的是截然不同的选项。

丁伟的老家泰州位于江苏省中部。丁家从丁伟的父亲丁万青这代开始经商，最初做的是粮食收购、加工和销售。后来，随着大米利润降低，丁万青开始转做年糕，同样一袋大米直接卖也就挣两三块，加工成年糕，利润能翻三四百倍。

生意越做越大，丁家工厂的加工品类又扩展到卤蛋、素肉串、素鸡等等，不仅给一些大品牌做代工，也会直接销往家乐福、沃尔玛这样的大商超。

和所有供应商一样，丁万青一度对合作方拖欠货款十分头疼，经常要主动送礼，只为让对方早点结账。一来二去，丁万青决定改变规则，牺牲些账期带来的利润，改为全款提货，手上余下的钱，就拿来作借贷。“我爸就想，与其像孙子一样找别人要钱，还不如把钱借给别人，自己做大爷。”2010年左右，丁伟上初中时，父亲开始涉足民间借贷业务。

一开始，出借资金都是自家的，泰州地方小，借款人大多知根知底，年利率在22%到24%左右。日子久了，一些生意上的朋友也开始把暂时不用的钱交给丁万青。随着资金量的增长，来丁家做资金流转的人越来越多，丁家投入的精力也越来越大。

事实上，事后将丁伟一家拖入破产漩涡的“普发创投”正是由其之前的业务衍生而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普发创投成立于2015年1月。而依据丁伟的说法，父亲最初成立普发创投，正是受到他的启发。

那时，腻味了大学玩乐生活的丁伟决定回老家找些事做。那是2014年，正值P2P创企井喷，丁伟拿着父亲给他的150万担保金，加盟了朋友创办的瑞银创投。

依靠着平台，丁伟不需要去拉客、拉资金，只需要雇几个风控人员对借款人资质做下审核，最后自己再把把关。在那个P2P的“黄金年代”，丁伟一个月能贷出去三四百万，利润接近二十万。

丁伟的生意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作为家里和公司的绝对权威，父亲的手毫无意外地伸了过来。父子矛盾的典型表现在于，丁万青会经常干涉丁伟对贷款人资质的判断。

多次意见不合、争吵无解后，丁万青在2015年成立了普发创投，直接跟儿子做起了竞争对手。丁伟最终“没玩过”父亲，被“赶”到上海，接手了父亲给他盘下的一家连锁珠宝店。黄金珠宝可以迅速套现，是门安稳的生意。

安稳等于无聊。加盟珠宝店有集团派遣的管理人员，除了进货了去看看，丁伟每天的任务就是上下班时拿钥匙开关保险箱。后来，他直接在保险箱附近装了一个可以语音通话的摄像头，于是，连每天来去店里的两趟也给省了。

珠宝店是找父亲拿1000万盘下的，除开每年向父亲支付150万的利息，剩余的收入都由丁伟支配。闲下来的时间，这位拥有四辆超跑的二代会做些 投资 。“ 投资 肯定会有赢亏，比如投的餐厅可能一个月亏六七万，会所的话，一个月能挣三四十万。”

一年多后，吹皱平静的是又一个资本风口——共享单车。不过这次，做共享单车是丁万青的主意。

2016年4月，成立一年多的摩拜单车首登上海，一时备受追捧。小橙车的用户里，不仅有希望省下打车费的小白领，也有常年开超跑的丁伟。

丁伟在上海的公寓离珠宝店仅有800米，但因地处闹市，通常他开跑车去店里，堵车就要半小时，到了地方还得找车位，从车库到店里还要再走一段，但如果骑车，五六分钟就到了。因为那时摩拜的投放有限，丁伟便搬了一辆，长期停在车库备用。

一次，丁万青来上海办事，看到连丁伟都在骑摩拜，便对共享单车生起好奇。丁伟简单介绍后，父子俩算了笔账，“我们就觉得哪怕一天就四个人骑，一辆车一天能进账两块，一年就有七百多块。” 据丁伟回忆，父亲很快就决定下手。

那时候的主流舆论，充斥着对共享模式的热捧。早就对珠宝店倦怠了的丁伟很开心，他觉得共享单车起码是互联网项目，这次自己一定能大展拳脚。父亲拍板后，他没有多想，花了一段时间把珠宝店盘出去，就开始投入了町町单车的创业中。

但这次，父亲的烙印依然明显。

12月，当22岁的丁伟顶着“创始人、CEO”的头衔来到南京时，父亲已经帮他开好了头。不仅办公室、营业执照都办好了，父亲还为此裁撤了一个分公司，把员工调配过来。

町町单车CEO丁伟在南京办公室里的照片，丁伟说那是自己那个时期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和其他分公司一样，町町单车没有单独的财务，走的是公司大账。因为财务不在南京，CEO丁伟要了解公司状况，就得通过后台的用户数据。

在父亲公司出事前，他从没意识到财务独立的必要性，“都是自己家，也习惯了，他（丁万青）不可能把这么多钱都放我这。之前珠宝店，也是我取了货后，他把钱直接打给对方。” “自家公司”的理念，也导致他经常为公司事务自掏腰包，且从不记账。

事后，丁伟在对媒体谈到自己在公司的地位时，往往会强调，“我就是一个CEO，实际的 投资 、财务都不在我这，所以也没有真正的话语权。”即便在他乐于谈论的单车设计上，他的“话语权”也颇为受限。

据丁伟介绍，在町町单车出事前，共在南京铺了约一万辆车，其中9500辆是亮绿色车身配橙色轮毂，500辆是金黄色车身配白色轮毂。前者是父亲主导的设计，丁伟翻出手机里的照片，一脸嫌弃地递过来，“你自己看这个颜色有多丑。没办法，跟我爸拗不过来。”

丁伟并不甘心，喜欢玩改装车的他对审美很有自信，后来他“偷偷摸摸”找人在苏州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开模，做了500辆，“你看我们俩做的，档次也差太多了。我这批车，往学校里面一丢，两三个小时全没了，就是因为太好，被好多人都藏家里了。”他觉得被“藏”主要因为量太少，他有些惋惜，“也怪我，没办法形成量产，如果所有绿车都变成黄车，他们还抢吗？”

但很快，颜色就不再是问题。因为无论是深绿还是金黄，都被隐没到了漫天的橙、黄之中。几乎是一夜之间，开着保时捷跟车投放的丁伟眼前就出现了数万敌军。町町单车的首次发布会开了没到一个月，ofo、摩拜相继登陆南京。摩拜当时就喊出，要在市区密集区域，争取每一百米都能看到一辆共享单车。

町町措手不及。当时，父子俩之所以选择落地南京，除了当时的南京还是块“无主之地”，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丁父的人脉。“当时做的时候，政府是跟我爸说好了的，肯定不会让第二家进来，扶持本地企业，但是他们2万辆车，什么都没说，啪就进来了。”

相比摩拜和ofo，全部依赖自有资本的町町在铺车数量上毫无还击之力。那时，创立近两年的摩拜已经密集获得了6轮总计数亿美元的融资，背后汇聚的各方 投资 者多达两位数。虽然根据丁伟的说法，当地政府一度信守承诺，尝试清理；但政府一边收，他们一边铺，直到收来的六七千辆车整整堆满了江中的一个岛，政府只有转为数量约束，甚至罚款，但也没能阻挡他们的扩张。

“防护罩”失效，“1万辆车跟5万辆、10万辆车打，怎么打？”丁伟不得不变换思路，他希望通过资源合作把战场拉得更长，比如开发电助力车，并利用原有的市政公共自行车桩来充电；跟大型商超合作，进一步推出共享 汽车 ；同时，积极推进对外融资。

但没等想法付诸实践，便已地覆天翻。

接着发生的事情，早已在一年前的报道里被无数次重复。按照丁伟的说法，去年3月，因老家的一家P2P平台宝鼎财富被传“跑路”，一时引发 投资 者恐慌，丁万青的普发创投遭遇挤兑，老赖趁火打劫，丁家措手不及，百般腾挪后，最终资金链断裂，町町单车被牵连调查。

5月份，丁万青夫妇因涉嫌非法集资罪等被警方带走调查，3个月后，自杀两次未遂的丁伟也在福建朋友家中被警方带走协查，跟父母关进了同一间看守所。24天后，他率先被释放，丁万青夫妇则至今仍被羁押在看守所，等待审讯。

町町的故事戛然而止，一同戛然而止的，还有丁伟曾经试图在共享单车上短暂释放的自由假想。

2017年8月11日，江苏南京，町町单车老板“跑路”之后，被遗弃在市场上的车子无人看管，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二代的命数

“一般人如果被问，‘你长大有什么愿望’，他可能会说，‘我以后要当警察’，‘要当老师’，‘当医生’，像我们就不会想这个问题，因为知道长大以后干什么——就是做生意嘛。”

当然，“做生意”并不意味着“接班”，在丁伟的老家泰州，二代接班有着明显的时间节点——婚后已育，而“没结婚”的一律被视为“小孩”。但“小孩”只要毕业，在家就不能闲着，往往需要帮家里送送材料、打点打点关系，作为“自家人”看看店，也会做些朋友间的 投资 。

这往往会伴随一些问题：第一，“小孩”在成长，父辈在老去，曾经维系其间的仰视和认同在消解，“小孩”会有自己的想法；第二，作为“小孩”，一方面，你很难突破父辈的权力屏障，另一方面，在尚未完成现代化企业改造的背景下，同样突破乏力。这通常又会带来两种结果，有的人受困于此，最终撒手挣脱；有的则斗争无果，终被驯服。

曾经的丁伟介于二者之间，思想上向往前者，行动上却倒向后者。

提到父亲丁万青，丁伟经常用到一个词——“独断专行”。他觉得，早年间，这代表着敏锐果决，但到了后期，很多时候，就变作了刚愎自用。

据丁伟介绍，生意出事时，丁万青的借贷业务已经遍布了江苏十几个城市。“在我们那个小城市，有个把亿现金在手，他就很飘了，就跟皇帝似的，每天被人捧着，阿谀奉承。他后面的那帮管理也没有反对他的，都是‘丁总说的对，丁总说的好’，我妈妈的意见他也不会听”。

丁伟记得有一次，贷款人的银行流水根本支撑不起还款，但父亲还是不顾他的反对，坚持要贷出去18万。当时账面上的钱太多，如果借不出去，需要垫付出借人的利息。但丁伟不以为然，“你想的是人家的利息，人家想的是你的本金。”最后，这成了笔坏账，丁万青没能瞒住，父子大吵了一架。

还有一次，丁万青带丁伟参加饭局。借款人是公司高管的朋友，每个月只有几千的收入，却张口要贷一年期35万。虽然父亲也觉得有问题，但碍于高管口头担保，还是批了，最终又是笔坏账。

“五十多岁了，他脑子已经糊了。他这种，要么不出问题，出了问题，都是大问题。”

在丁伟眼中，父亲的公司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表面上顶着“互联网公司”的名号，其实办公室里大都是跟着丁万青干了十几、二十年的“老头”，还有一些虽然有些资源，但丝毫不懂管理的退休官员，“他们根本不会经营互联网公司。”

不是没想过改变，但向内的阻力也很明显。

“我为什么不在他那公司干？说难听点，公司的人都是看着我拿枪拿炮长大的，我去公司还叫着我乳名，你让我怎么去管理他们？我一个从小到大生活在外面的人，开个会，他们满桌人操着大方言，我听也听不懂。”

那向外呢？

丁伟提起曾经属于他的一个“觉醒时刻”。那是在上海念大学的最后一年，一次宿醉后，他和四五个朋友围坐在出租公寓的沙发上，突然生发出一种无聊至死的感觉。这些21岁上下的少年已经度过了数个月浑浑噩噩的日子——玩一天，第二天宿醉，第三天接着玩，然后又是宿醉。“就觉得这样玩有点过分了，真不太好，父母都五六十了，还是找点事做吧。”

于是，众人四散，有人开起了宠物店，有人回家搞房地产，有人做了 汽车 改装，还有人卖起了鱼翅海产，而丁伟则接了那家珠宝店。相比兴趣，丁伟觉得他们这群人选择做什么，更多是依据手中握有的资源，“比如房地产这东西谁有兴趣，但可能刚好能批到哪块地，就可以做。”

据丁伟所知，当时那些项目坚持到现在的，也就只剩下做海产的一家，其余的几乎都没做起来。

“为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方面束缚我们，比如说……年龄。别人看我们年龄小，就会觉得我们做不了这摊事。比如去国企招标，就不可能派我们过去。在你没有创造很大价值之前，你就是个小孩，你怎么做都是个小孩。”

“会不会你们先天有一些资源优势，但这也会成为你们的束缚？”

“现在财富和权力还是掌握在这些四五十岁人的手上。比如说我现在要找一个公司合作，刚好我朋友圈里有这个老板的儿子。这个时候，找老板的儿子总比从最底层找人聊得快。”

丁伟接着说了很多，他试图强调资源的重要，试图说明富二代们在利用资源上的敏锐。“但是也有问题，就是这么大的人了，说的比做的快，缺少行动力。”

或许，也因为终局已定。

“我的朋友当中很多年龄都比我大，现在也不会说还自己在外面闯了，基本上也都接班了。”丁伟觉得接班是唯一的选项，“你到最后肯定都得回去，父母老了，你再怎么做，也不可能跟父母做了几十年的基础相比。比如我今天一件事做了3年，每年可以挣个几十万，那你爸爸那事都做了30年了，你是放弃小盘子，还是放弃大盘子？”

现实

至少，如今一无所有的状态，反倒让丁伟有了更多选择。

不再“缺乏行动力”，丁伟现在更多是在“给自己找事做”。刚来新公司不久，恰逢上市审计，原定他负责的项目被搁置，他一时无事可做。不安很快袭来，公司的高管宽慰他，“一方诸侯会有很多城池，也会养很多武将，刚开始不是每个武将都有城池可守，而一旦诸侯拿了新的城池，他就会需要武将。”

在获得自己的“城池”前，丁伟需要证明自己“夺城守城”的能力。因为公司之前做的多是TO B业务，丁伟自觉没有对口资源，借着上市后公司拓展TO C业务的机会，他便开始扫描自己手上的资源，希望能帮公司开拓一些新的业务方向。

某种程度上，这个过程是愉悦的，依靠上市公司的平台，很多之前断掉的资源，又能说上话了。他享受着看到人们收起冷眼、又对他刮目相看的转变。

最近，他挖来了自己之前所在超跑俱乐部的一位高管，筹划替公司组建一个新的超跑俱乐部。为了打响知名度，他成功说服了超跑圈的一位知名网红领衔，还在计划把几位明星拉进来。

今年10月，丁伟参加新组建的超跑俱乐部活动

“有超跑的人，至少还会有一辆奔驰、宝马、奥迪来代步，也就是说一个人最少有两台豪车。如果我们俱乐部做到300个客户，就有600辆高端车，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养护中心，相比4S店，我们既能做到更低的价格，还能满足他们对人脉、资源互换的需求。下一步，还可以去做私人会所、进口车专卖。很多东西远比表面上有价值。”

丁伟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他的微博上又开始频繁地出现派对、豪车、自驾游。“我以前是超跑俱乐部的会员，我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我可以让大家都玩得开心。”

想象中的落差感并不明显，在他看来，从参与者到组织者，只是角色发生了变化。某种程度上，如今的状态似乎更 自如 了，“即便我们公司不做活动，这些富二代们想组织活动，也会交给我们，帮大家攒局。现在是想见谁，随时都能见。”

这个圈子的凉薄，他不是没见识过。去年家里出事后，他主动退出了前俱乐部的群，但还是有人在群里骂他“败坏圈子名声”。“也有人啪啪跳出来（维护我说），‘人家好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跟人家合影、碰杯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当时因为这，吵了好多架，也看清了一些人。”

可如今，这些在他眼中也都渐渐变淡。“这个圈子最看重的是资源，最轻视的是那些为资源而混圈子的人，所以你要有资源去交换。现在我有上市公司这个平台，就可以跟我以前的朋友进行利益交换。如果我没有平台，就靠我这个人，说难听点，他们能不能答应还是个问题。讲实话，人是很现实的。”

丁伟近照（图中）

同样被彻底扭转的，还有对钱的态度。

没缺过钱的时候，丁伟讨厌钱，因为那时候，他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甚至找个女朋友，都不知道对方喜欢的是人还是钱。可到如今，自认为“重生”了的他反而觉得，“物质是最重要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人会对你一味付出，哪怕是我现在这个公司，我如果一直给老板挣不着钱，滚蛋！”

甚至他还会想，如果父亲进去前真的藏了钱，或许有钱好办事，一切都会容易很多。

逻辑，依然以一种残酷的形式自洽着。只是，背后是深刻的孤独。“以前，我天天有人叫着玩，生病一下，发个朋友圈，马上十个女孩送粥到我家，我一点不夸张；现在，我搬家一个人，过生日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没人养我。”

相比一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一无所有但无比自信，他自认已经被现实磨练得差不多了。只是他还是乐观的，他觉得通过经营超跑俱乐部，他又能接触到很多新的渠道和资源，这些都是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他也只有乐观，“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我死过，我不敢再死，那我要活，能怎么办？只有拼，只能靠自己。你不行，就真不行了。”

这股热血不是没有反复。今年4月，母亲就再次让他失望了。“本来我妈是今年就能出来的，没她什么事，但是我妈她傻。她觉得如果我爸本身判十年，她能给我爸承担一点，两个人可以一人五年就出来。结果……”

这一度给了他很大的打击，“我本来想的是，你出来了，我也有个动力，对吧？”他的计划原本是想先保母亲，为此他在母亲身上花掉了一大笔律师费，但希望再次破灭。“你看，人活着是为自己活吗？那为自己活，太简单了，我一个月3000块钱，我也能活，是么？”

但那种“很火、很气”的感觉还是随着时间消散了，“我现在看我爸妈以前的照片也没感觉了，早就没感觉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哭也哭够了。”

现在，他会调侃说，父亲在里面日子过得挺好的。看守所里的饭菜简单，一日三餐都是粥和白菜豆腐，但可以花钱“加餐”，一个月集中送一次。说到这里，笑容再次爬上了脸，“他也想跟别人证明他儿子很优秀。之前我给他写信，也吹点小牛逼，说我现在做得怎么怎么样，还真把我当富豪了。”他笑出了声。

时间在不觉中滚滚向前。最近，媒体的聚光灯又陆续向他投来，他还是像一年前一样，不太拒绝。但接受的动机不再是澄清或是求些补贴，如今，他更希望借着媒体，向更多人展示他“重生”的一面，虽然他觉得如果再等等，可能自己能混得更好。

一档演讲类节目联系到他。接受采访那天，他刚刚收到节目组第一次修改后的演讲稿，稿子的标题部分写着——“霸道总裁复仇记”。相比之前丁伟提交的手稿，节目组做了重新的内容编排，调整了整体的语言风格，一些位置还标上了诸如“播音腔念”这样的注解。

“他们可能觉得我写得不够博眼球吧，你看这写的是什么，”丁伟把稿子递过来，“真实，倒是挺真实，但是这口吻，‘霸道总裁之都市传奇’，闹呢？电视剧啊，还是小说啊。”他有些啼笑皆非。

不过，他并不在乎这种突出矛盾性和戏剧性的处理会给他“招黑”，“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有黑就有白。”他把这类事情的本质定义为—— “你消费我，我消费流量。”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

刚来北京做主播不久，就有一家视频媒体架着长枪短炮来他宿舍录制。为了给他“清场”，工作人员特意邀请他的十几个室友出去吃夜宵，以便他释放感情。

他并不打算配合，任凭对面坐着的男记者如何频繁地让他回忆女友离开、父母被抓的细节。最后，男记者自己哭了，却没能如愿带动丁伟。“他真的很厉害，”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丁伟感叹了一句。

今年以来，丁伟只崩溃过一次。平时，情绪的盒子被谨慎地密封起来，一切再正常不过，维系平静的方法是不让自己闲着，“白天上班，到晚上，我有时间就会去学跳舞，以后办酒会可能会用到。到11点，我就睡了。”

唯一那次，曾在出事期间给了他莫大帮助的发小来京，丁伟没控制住，喝到断片。第二天醒来时，只发现自己满身是伤，查看通话记录，他给自己、爸妈、前任各打了十几个电话。朋友告诉他，他像发疯一样，哭了整夜。那次之后，他给自己定下规矩——绝对不能断片，任何场合都要控制住自己。

但命运这种事情，或许从来就没有控制可言。

丁伟记得，很早以前，丁万青并不想让儿子做生意，他希望儿子能做公务员。家里不缺钱，他觉得公务员每天坐办公室，轻松。

只是，命运像个圈，丁伟觉得，兜兜转转，摆在面前的还是那条路，“做生意都得玩杠杆” ，父亲遇到的风险，体验的孤独，他也终会遇到。

“可能做生意就是条不归路，”这个身上依然背着约130万债务的24岁年轻人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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