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硅谷让人又爱又恨？

当我得知我是硅谷论坛21世纪远见奖的获奖人之一时，我实在不敢相信我的耳朵。长久以来，我对硅谷的风格和状态的看法都是批判性的。这个奖项之前的100来名获奖者中不少都是业界领袖，例如比尔·盖茨，伊隆·马斯克，安迪·葛洛夫以及戈登·摩尔等等，而我显然也没有和这些精英领袖站在同一个阵营里。但硅谷有它自己的原则。

2009年，我为了调查硅谷的竞争优势来到了这片土地。我的研究重点之一是：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外国人能在硅谷如此成功？我在杜克大学的研究团队曾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安娜利·萨克森宁(AnnaLee Saxenian)合作研究了“1995年至2005年期间，外国移民在硅谷的角色”。

这十年中成立的硅谷创业公司中，过半都是外国移民创建的。根据我们调查，硅谷的全球优势就在于它的多样性和独特的文化。硅谷是个名副其实的“大熔炉”，这里有来自全球各地的知识分子。在硅谷，我们只以技术和能力看人；我们欢迎辩论，接受不一样的声音；我们会把信息公开分享。事实上，硅谷就是一个由竞争和协作联结而成的巨大的社交网络。

初来硅谷的我就像一个过分乐观的拉拉队队长。后来我才意识到，这里确实缺少了某些重要元素，例如众所周知的女性，黑人和拉丁人等等。除此之外，硅谷精英们还亲手推动了“科技行业最顶尖的人都是大学辍学者”的刻板印象的形成。但据我们调查，事实上成功的科技创业家中最多见的年龄段是39岁的中年人。60岁以上的成功创业家总数是20岁以下的两倍，而50岁以上的总数则是25岁以下的两倍。这些创业家的受教育水平都非常高。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对硅谷的担忧。虽然读者的反响非常好，但这篇文章却引发了硅谷大佬的强烈批评。一位 VC 朋友悄悄给我提了个醒：如果我想在硅谷成功，我就不能再公开指出这类问题。

那些刺耳的指责中，有不少来自于我曾一度崇拜过的人。这让我意识到，问题可能比我想像的要严重的多。我不敢独自挑战那些权威，但我的妻子Tavinder 却十分坚定。“如果你不为这些人发声，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帮他们？”她说道。所以我不计后果坚持了下去，最后许多硅谷的科技领袖确实听到了我的声音。这就是硅谷的伟大之处：它知道它不完美，它会不段进化。

我提议向美国政府指出移民政策的问题，硅谷权贵们支持了我。政府通过临时签证带入了大量高技术移民，但绿卡门槛却没有放宽，以至于这些移民无法像美国公民一样在经济创新中发挥自己。伊隆·马斯克、马克·安德森和里德·霍夫曼已经在我的著作《Immigrant Exodus》（移民流失）中留了言，并为我提供了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硅谷是矛盾和重塑创新的大师。

有许多重塑创新正在硅谷发生。硅谷创造的半导体如今在其他领域的创新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雷·库兹韦尔指出，现在很多科技都是信息相关，其发展速度将呈指数式增长。这正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感应器和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美好现状。这些科技的创新将会把许多不可能变成可能，包括解决全人类的重大危机。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生成无限、无污染且低成本的能源，通过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为几十亿人提供教育资源，治愈或预防所有疾病，栽培的食物供大于求。到那时我们或许可以真正建造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理想乌托邦。

当然，新的威胁也会随之而来，例如机器杀手、人工智能失控以及人工制造的病毒等等。为了连接人们而创造的社交媒体反被用来煽动人群的分离和两极分化。很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会替代几亿个工作岗位，留下那些失业的人们心如死灰。

硅谷必须重视创新带来的黑暗面，并为他们巨大的影响力负起应有的责任。这些问题不会自行消失，而政治家或研究者对问题的了解程度还不够他们成为掌舵者。硅谷的科技工作者们在创新的同时也应该引导对于伦理、监管和控制的讨论和重视。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找到利用科技创新促进人性发展的出路，而不是任其毁灭人性。如果身在硅谷的我们不负起责任，又有谁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