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眼中的深圳：已摆脱山寨基地名声，正赶超硅谷

每天下午4点左右，深圳华强北都会回响着撕扯打包带的声音。

店主们把当天的卖出的货物（自拍杆、电动滑板车、无人机等等）打包，到了5点，就会有一大群快递员用摩托车、卡车以“深圳速度”把货物运出去。

这些箱子先是进入全球物流公司的仓库，然后装上飞机和货船。每个月从蛇口发出的集装箱货物达到2400万吨，其中就包括这些货物。

蛇口是世界上第三繁忙的航运港口，仅次于上海和新加坡。

几天或几周后，这些箱子就会抵达马尼拉、金边，以及迪拜、布宜诺斯艾利斯、拉各斯和柏林等地。

它们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和最小的村庄：人们在印度寺庙前举着的自拍杆，年轻人在旧金山街道驾驶的小米电动车，在各种地方飞行的大疆无人机。

如果一个东西上面有“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字样，那么它很可能来自深圳。

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区区3万人，发展到现在1000多万人，这座城市拥有闪闪发光的高楼大厦、现代化的交通系统，以及世界级的零售业。地方政府为专利申请和创新空间启动提供了资金。

随着深圳的工厂逐步向珠江三角其他地区转移，中产阶层日益扩大，以及房租不断上涨，它成为了中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深圳也在发生其他方面的变化。它不仅生产硬件（平衡车），还生产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复杂产品（App控制的无人机），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翻译设备、玩具机器人、半自动车辆）。

它摆脱了廉价仿冒基地的坏名声，成为了一个连接世界各地创新、制造和知识的中心。

这意味着，硅谷从来没有完全做到的事情，深圳有可能办到——可以为几乎每个国家、几乎任何水平的预算提供技术产品。

问题在于，它面临着一些威胁，比如全球化遇阻，成功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它是否能够继续发展呢？

山寨：一种类似开源软件的生产生态系统

就像开源软件让全球开发者社区能够复制和混合彼此的代码，快速地在软件上创建变体以满足不同的需求一样，山寨也提供了“硬件模因”——利用容易获得、易于互换的部件来快速设计并构建出产品。

就像数字新闻媒体可能会测试多个标题和多条推文，来确定哪一个的点击次数最多一样，山寨厂商也会推出10种混合了复制和原创设计的产品，看看那些产品会走俏。

西方公司需要花12到18个月的时间才能将产品推向市场，而山寨厂商可能只需要4到6周。西方公司在推出一种新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山寨产品比自己的产品更早出现在市场上，这已经是一种常见现象。

很多早期山寨爆款都是仿制的诺基亚、三星和苹果等品牌的人气手机。

很多人觉得这些产品就是廉价的仿冒品，但它们也具备不少的新功能。比如双卡双待。苹果手机近期才增加了这个功能，实际上它已经在山寨手机中流行10多年了。

珠三角充满活力的供应商和小型工厂网络，以及中国对知识产权的宽松态度，或许是让这种做法成为可能的原因。

创业者们可以通过走访庞大的华强北市场来决定生产什么产品。在这个市场上，有数以百计的工厂开设了店面来展示自家的产品。

华强北的爆款很容易被竞争对手复制仿造。中国本土品牌也像西方品牌一样，容易被模仿。

在10次尝试中，只要有一次成功，卖出了1万套，就足以实现盈利，并弥补其他9次尝试的失败。

但山寨也有局限性。如果一家公司的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站稳脚跟，它们就会受到这些国家知识产权法的约束。

而且，随着产品从旋翼机和滑板车转向联网灯泡和AI设备，设计和品牌推广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变得更加重要。

如果山寨不能进化，它就不过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一个有趣的脚注。但在深圳，没有什么东西会长期保持静止。

从车间到设计工作室

在距离华强北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名为意臣（Innozen）的设计咨询公司。它已经获得了好几个国际设计奖项。

意臣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郑斌解释说：“山寨是一种‘蒙着眼的设计’。”他说，这一过程没有包含任何总体战略，而“技术壁垒正在不断降低”。

意臣属于一种新型的咨询公司，它们在深圳兴起，帮助西方和中国的公司开发比山寨品更复杂的产品（比如自动翻译耳塞、智能笔、VR护目镜）。

与郑斌密切合作的张先生是一家独立设计工作室的负责人，该工作室提供的是另一种咨询服务，有些类似于工程公司，拥有一定的设计能力。

郑斌和张先生是中国新的创意阶层的代表。

他们分别在伦敦和纽约接受教育，能说流利的英语和中文，对西方的设计规范和美学与中国的商业文化和生产流程都很熟悉。

他们一起协调工厂、定制模具商店和软件开发人员，帮助客户实现创意。他们知道在哪里采购和组装组件，同时也了解全球客户的需求和价值观。

工业设计公司和独立设计工作室是一个大型商业服务生态系统的最新组成部分，这个生态系统包括孵化器、协同工作空间和工厂实验室，比如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简称SZOIL）。

SZOIL接纳外国和中国制造商，教他们基本的制造和原型技术，并将他们介绍给意臣这样的设计公司。

融资方面也在进化。

之前的山寨创业者只能向亲戚朋友借钱，从零部件供应商那里赊账。而现在，无论是风险投资公司，还是像小米和腾讯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都在投资规模较小的团队。

利用Kickstarter和亚马逊等网站，厂商无需去华强北开店就可以直接进军国外市场。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在线支付平台，则帮助他们简化了销售流程，降低了交易成本。

随着产品变得越来越先进，它们也与全球软件生态系统及其规范挂上了钩。华强北现有的许多设备都使用苹果、谷歌app以及各种安卓商店中的app。

这些设备包括调用了亚马逊Alexa API的智能扬声器，用app控制的、听从用户语音命令的玩具。编写这些软件的开发者在深圳的一家软件园区以及上海和北京的软件中心工作。

这类产品在设计、软件开发和用户体验方面需要更大的投资：例如我们在访问某个工作室时，看到一个房间里，有很多工人在训练自动车辆的人工智能系统。

这个把设计、制造服务、融资和软件开发连接起来的网络，加上世界对中国产品质量的日益认可，让深圳公司进一步打入了全球市场。

在全球各地城市冒出的电动滑板车就是一个例子。

这些滑板车全部都是中国制造的，但它的品牌和经销公司可能位于巴塞罗那（Joyor品牌）、墨西哥城（Grin品牌）或加州（Bird and Lime品牌）。在某些地方，分销商提供的电动滑板车在实物上是一样的，只是品牌和app不同而已。

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的创始人李大维说，这是“中国提供服务”（China as a service）的一种形式。Joyor、Grin、Bird and Lime这些品牌不需要学习如何制造电动滑板车，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当地需要开展的工作上，比如获得市政府的许可和销售产品。

硬件的硅谷：输出全球性的影响力

现在很流行把深圳称为“硬件的硅谷”，尽管硅谷的名字本身就来源于它在计算机硬件中的地位。这个类比，在有些方面十分形象。

与硅谷一样，珠三角也汇聚了多种专业知识和能力。它的工厂、零部件供应商、服务提供商和熟练的劳动力很难复制。

正如硅谷从开源软件运动中受益一样，深圳的发展也得益于“山寨”这种类似开源的生产生态系统。

珠三角与硅谷，指的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一个全球互联的地区，它们吸引了外国投资和合作，输出了对全球技术基础设施的影响力。

然而，深圳的快速增长也伴随着人力成本的高企，这和旧金山湾区的情况很像。

另一方面，深圳面临的一些制约因素也是中国特有的。比如厂商虽然能够在Kickstarter和Amazon等网站上开展活动，但很难有效利用社交媒体带来流量。

而微信支付和支付宝都要求在中国开立银行账户，因此外国客户在付款上比较困难。这些都是深圳“全球梦”道路上的障碍。

但创业者们想了一些办法来超越障碍。他们不仅出口深圳制造的产品，还开始输出深圳模式本身。

三个月就可以把概念推上市场，仍嫌太慢

Rex Chen是一代了解西方审美观的现代中国创业者的代表。他是一位纹身设计师，也是一名工程师，几年前才搬到深圳。

他设计了一种电动滑板，没有难看的电池露在外面，结果从Kickstarter上的1100多名支持者那里筹集了近75万美元。

他既能娴熟地利用深圳复杂的服务和制造网络打造产品，又可以在上海的派对现场测试产品，而且在技术上他也很懂行。

他说，从最初形成概念到推出产品和获取利润，在仿冒品充斥市场之前，大约会有三个月的时间。

零部件供应商通常提供90天的还款期。这让Rex Chen获得了生产运营的资金，可以把利润投资到他的下一个概念中。

“中国商人对竞争的看法和你们不一样，”他说。“生产一种产品的公司越多，这种产品就越安全。”

事实上，如果一个想法是新的，还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零部件供应商会要求你预先付款。这往往会导致设计的进化（例如从电动滑板到电动滑板车），而不是设计的革命。

但是，速度的压力一直都有。Rex Chen说。“我们可以在三个月内把概念推向市场。但这还是慢了一个月。”

深圳的“全球梦”

“尝尝这个，很好吃。”在吴烨彬位于深圳的办公室里，他递给我们几粒辣木籽，这是一种产自埃塞俄比亚的食品，略苦，但有益于健康。

我们边喝茶边聊天，他偶尔会瞥一眼手机上的留言或者旁边的三屏全景图。

2010年，在苹果发布首代iPad的60天内，吴烨彬就造出了一款类似iPad的设备，登上了新闻头条，被称为“山寨之王”。现在的他在埃塞俄比亚拥有多家工厂。

他刚到深圳打拼的时候，是在华强北做盗版DVD销售，但如今，他已投身于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制造业的大潮之中了。

深圳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导致工厂不仅迁往深圳之外，甚至迁往中国境外。中国在世界各地投资制造业的现有势头也很高涨，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

非洲和世界各地的技术专家都渴望学习深圳模式。

马萨诸塞州大学助理教授Seyram Avle表示：“深圳人非常希望伸出援手，与大家合作。”

自2015年以来，她一直在研究深圳与非洲大陆之间的关系。她记录了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创业者如何前往中国，或者是利用网上服务，针对本地的需求开展业务，打造各种产品，比如带LED灯的手机充电器，农业和医疗设备原型。

Avle说：“我认为，真正立功的是阿克拉、拉各斯、内罗毕和深圳的小型企业，他们彼此接触，打造对自己的人民有价值的东西。”

对于全球都在生产的科技产品，深圳也在产生一种比较间接的影响。

虽然像自拍杆和悬浮滑板这样的硬件模因在风靡一时之后淡出视线，但它们也像互联网模因一样，会留下回音。

自拍杆的下一代产品是手持拍摄稳定器，花上区区100美元，你就可以将任何摄像头变成半专业的视频平台。

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悬浮滑板可能是一个突然走红的奇迹，但作为实用的短距离交通工具，滑板车和平衡车正在日益流行。

最早的玩具级四轴飞行器只能勉强用用，但现在的无人机加上专用软件，正在改变电影制作和地形测量的方式。

作为一个制造业中心，深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容纳从严肃到愚蠢、从试验性质到前途无量、从减贫设备到网红产品的各种东西。

当我们问张先生，深圳的产品中嵌入了怎样的文化DNA时，他回答说：“深圳制造的产品有100%的中国DNA和100%的西方DNA。因为即使它们是中国制造的，也会被世界各地的人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