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宠儿竞选美国总统?科里·布克与硅谷“相爱相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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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本周末抵达硅谷时,他所面对的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筹款环境。

科里•布克是一个间歇性的快节奏者,他是Tim Ferriss的播客,是第一代推特用户,是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同样也是创建了现代互联网的雷德·霍夫曼(LinkedIn联合创始人,曾经担任过PayPal高级副总裁。是硅谷最有名的天使投资者之一,曾经投资过60多家创业公司,包括Facebook和Digg)和其他斯坦福大学90年代早期毕业生的大学好友。

如果说有哪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其职业生涯中利用了硅谷的时代精神,那就是科里•布克。但到了2019年,这可能既是一种金融资产,也是一种政治负担。

布克长期以来一直是科技行业的宠儿,也是该行业的重要领袖之一。本周末,他将抵达华盛顿,开始他自宣布竞选总统以来的首次筹款之旅。周五,客人们会在旧金山David Shuh的家里享用午餐,晚餐则设在Piedmont的860余平米的家中。到了周六晚上,客人们则出现在雅诗兰黛美容帝国继承人Gary Lauder位于阿瑟顿的家中,每位客人要支付2800美元才能与科里•布克接触。

不过,大多数人可能以前都见过他。这位总统候选人在参议院的五年时间里从互联网行业募集了50万美元,包括来自领英的Hoffman、Salesforce的Marc Benioff、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Emerson Collective创始人劳伦•鲍威尔•乔布斯以及Facebook早期高管肖恩•帕克等。

为什么会这样呢?捐赠者们表示,他对这个地方有着深厚的情谊。但时代变了,对于科里•布克来说,硅谷不再仅仅是一台ATM机。

Twitter不再像布克曾经说的那样,主要是一个为被困在纽瓦克市家中的老人们寻找生活乐趣的地方——它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充满仇恨和错误信息的污浊之地。就像布克曾经描述的那样,马克·扎克伯格不再是一个为了拯救纽瓦克学校而挥舞着1亿美元支票的英雄——他是一个在我们上次选举中处理不当的可怕人物,现在和任何一位竞选总统的人一样都具有分裂性。

在某些方面总结2020年布克所要面对的更广泛的政治挑战来看,硅谷本身就是一个雷区:他在科技监管等问题上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参选,但进步的左翼人士对他持怀疑态度——随着他开始更公开地争取科技资金,他可能会面临更多挑战。

布克的艰难旅程需要利用他几十年来与科技精英和美国企业界的亲密关系,同时又不得罪那些把他们当作靶子的自由派。

“科里•布克是硅谷的Manchurian地区候选人,我相信他们培养和塑造了他,”41岁的政治活动人士Jamarlin Martin说:“但随着公众越来越意识到他与我们这一代的大烟草商(感觉是个比喻,但是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有勾结,他将会遇到更多麻烦。”

去年,民主党人对硅谷的态度急剧恶化:例如,在社交媒体公司是否有利于民主这一问题上,他们现在的态度几乎是喜忧参半。这与十年前的情况大不相同,当时的硅谷是奥巴马所领导民主党的一个集现代、进步和酷风尚于一体的缩影。

科里•布克之前也这么认为。但现在,他似乎不那么确定了。

他在2017年对Recode说:“我们现在在美国面临的问题,是自由市场的一种扭曲,而在自由市场中,企业的恶行占主导地位。”

要了解布克与硅谷的爱恨关系,只需看看他在这次初选中是如何处理湾区迄今为止最突出的外部组织——由他的斯坦福同学Steve Phillips建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Phillips和我坐在炮台公园的一个角落里,炮台公园是旧金山科技精英们的豪华聚会场所。Phillips不是搞科技的——他的职业是律师,还是个实践中的政治人物——但他是布克面向科技巨富界的重要使者。

他在奥巴马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上把布克介绍给像Salesforce首席民主党捐赠者Marc Benioff和谷歌首席执行官David Drummond等亿万富翁。虽然Phillips在民主党筹款界的评论者认为他比物质更闪光,但一些民主党人士表示,他有能力筹集大笔资金,这要归功于他与Herb Sandler的婚姻。Sandler是民主党最近几轮选举中最大的捐赠人之一。他把动员置于说服之上,为奥巴马、Stacey Abrams、甚至Kamala Harris等有色人种候选人工作。

他的新团队Dream United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在2020年初选中设立并运行的特定于候选人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Phillips要求得到400万美元才承诺支持布克。

“他被视为硅谷的参议员,”Phillips说,“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联系。”

但真相却是这样的:就像布克并不完全确定他对硅谷巨富的感觉一样,人们也会觉得布克也不完全确定他对他的老朋友Steve Phillips的感觉。

布克已经排除了从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公司那里拿钱的可能性,但是他很难确定他应该对Phillips的团队做些什么。

有人曾问过布克,他对一个能从亿万富翁那里拿走数百万美元的外部集团有何感想——他的反应并不强烈。他的竞选团队表示,他反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旨在支持他或任何人的总统候选人资格”。

但当上周被问及Phillips的团队是否应该被关闭时,他只告诉记者:“我敦促所有人都不要在这场比赛中拥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当然,候选人无法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协调,因此布克也无法就如何花钱向他们发出指令——但他也没有完全与他们撇清关系。

一位与这位新泽西州参议员关系密切的技术捐赠者告诉我,他从布克团队内部得到的消息是,他不会与Dream United合作。但这只是一种模糊的说法,而且或许是有意的:布克在政治气候中寻找修辞上的掩护,在这种政治气候中,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已经从一种财政上的必要性变成了一种公共关系上的弱点;Phillips也有足够的口实来证明他并没有完全否认这一点。

Phillips说,对他的团体的批评仅仅是“政治花招”,其他民主党参选人也在急切地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2800美元的最高限额支票,而不是 “从女服务员或公共汽车司机那里获得”。但是Phillips说,他在黑人社区长期从事的组织工作不需要布克的许可,他更不会仅仅因为政治原因而关闭任何机构。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概念就是一个方便的外挂。我明白这一点,”他一边说,一边在炮台公园里开庭,很难不让人注意到他是房间里唯一的非裔美国人之一。“但如果有富人想要支持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选民动员,我为什么要拒绝呢?”

另一个可能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者是洛杉矶亿万富翁兼外科医生Gary Michelson,布克的亲密伙伴,同时也是一位素食主义者。这位参议员在主持了2016年底洛杉矶的一个动物福利宴会后说,他迫切希望竞选活动澄清自己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中的立场。尽管Phillips声称Michelson是一位Dream United的金融支持者,Michelson告诉Recode,他愿意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100万美元,但表示在得到更多信息之前,他不会做出任何承诺。

“你得到的信息和我得到的一样,但它一定会比那更好,”Michelson说,“我必须确保这不会违背科里的利益或他的意愿。我不想因为帮助他而伤害别人。”

这在很多方面总结了布克的困境:他如何才能在不被讽刺为新自由主义富人候选人的情况下来让硅谷慷慨解囊?

“互联网诞生了——他上大学的时候,互联网就正好诞生在他上大学的地方。”

让我们来看看布克对科技政策的看法:他曾是教育改革的倡导者,这是科技捐助者的一项著名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这个问题上变得越来越沉默。他把增税的目标对准了富裕家庭,这是给贫困儿童提供资金和消除种族贫富差距计划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像他所在政党的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一派那样极端。

尽管科技政策推动的科技捐赠者相对较少,但他也同样试图在这条路上走得很好。

一方面,在一场总统候选人尖锐地指出大型科技公司的危险的公开竞选演讲中,一些科技界捐赠者认为布克从根本上对他们的行业持乐观态度,这让他们感到欣慰。下一任总统将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来决定他们到底有多想让硅谷承担起责任。

“两党中都有许多政客似乎都很乐意对雇主下手,”Carl Guardino对Recode说,“但科里·布克永远不会那样做。”

但另一方面,自布克10年前首次加入Twitter以来,科技行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几年,布克一直在努力解决他可能错过的问题。

布克对大型科技公司采取了一种比他早年对其所表达的无限崇敬更为激进的态度。在2017年的一集《Recode Decode》中,他把目光投向了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这些公司是他一直向往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他可能已经在这些公司工作了。

硅谷的布克支持者希望他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新攻势只是为了使他免受左翼人士的批评,即让他与这里的人的关系看起来不会过于亲密。

看看Matt Stoller吧,他是华盛顿反对Facebook和谷歌等公司垄断权力的主要发声者。你会觉得他会因为布克和大科技公司同在一条船上而斥责他,而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就这么问了。

“考虑他与硅谷人的关系是合理的,”Stoller告诉我,“但他在2017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当时很少有人这么做。”

然而,这些关系是根深蒂固的。在这里的许多捐助者眼中,用他们的话说,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布克对硅谷的热爱始于30年前,当时他还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比霍夫曼晚一年,比彼得•蒂尔早一年,替补的科里•布克似乎有些幸运。

“互联网诞生了——他上大学的时候,互联网就正好诞生在他上大学的地方。”布克的大学朋友Gina Binachini说。

斯坦福大学的这些关系给布克带来了回报。他充满了潜力和抱负,在纽瓦克建立国民形象的过程中,他结识了Lauder、Ron Conway和Ted Schlein等风险投资家。

Schlein在布克成为市长前就结识了他,他告诉我,他将布克介绍给一些CEO,并为他举行了会议,帮助他了解不同地区的技术。Schlein后来在硅谷沙山路上的观光酒店Rosewood为布克举行筹款活动。

对于一个热爱摄影、精通媒体的年轻政治家来说,Twitter这样的技术简直就是猫薄荷(我不清楚它比喻成啥)。2009年,Binachini回忆起布克在霍夫曼的指导下在领英呆了一天的场景,他与苹果和Facebook等公司的高管会面,还畅饮了一番。现在,当每个民主党政客都拥有高薪的数字战略家,可以轻易把勒德分子(指持有反机械化以及反自动化观点的人)变成Snapchat上的红人时,人们很容易忘记布克年轻时在这些平台上是多么活跃。

这些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绿色科技到社交媒体:鼓舞人心的交融。不可思议的硅谷领袖们正在改变世界

—Cory Booker (@CoryBooker) May 29, 2009

他与硅谷的紧密联系曾经给了他一个轰动一时的经历:布克实际上是一家名为Waywire的视频公司的初创公司联合创始人,2013年竞选参议员期间,他在这家初创公司的角色引发了一场争议,反对者称这是利益冲突。(布克最终捐出了自己的股份。)不过,当时与他共事的一位人士说,那次经历让他更接近硅谷,让他明白了建立一家成功的公司是多么的不容易。

但从事后反观,布克早年对硅谷的态度近乎天真幼稚。

以布克如何说服马克·扎克伯格在2010年向纽瓦克的学校投资1亿美元的故事为例。这是由风险投资家、Sheryl Sandberg的妹夫Marc Bodnick在Sun Valley的精英媒体交易会议上促成的,该会议被称为“亿万富翁夏令营”。那年夏天,纽瓦克市长和Facebook首席执行官在爱达荷州的一次散步中找到了共同点。当时扎克伯格从未去过纽瓦克。这笔资金的注入是在另一位亿万富翁Oprah主办的会场上高调宣布的。

这个项目的结果充其量也是好坏参半。2019年,布克押注一位科技业亿万富翁能拿出足够的钱来解决一个问题,这听起来非常稀奇。

尽管如此,所有这些争议、创业的艰辛、去太阳谷的访问,以及在母校的团聚,都给布克带来了一大批可能的捐赠者,这让民主党人羡慕不已。

但是,从对硅谷的民主党主要捐款人和筹款人的采访中,人们普遍认为,目前的重点是有一个能够获胜的候选人。布克的政治观点比伊丽莎白•沃伦斯的政治观点更为主流。可以预见,科技界捐赠者们是技术官僚,以数据为导向,不太相信最左翼候选人发动的阶级斗争是一种获胜策略。

“这是唯一的首要标准。考虑一下另一种选择,”布克的主理人Lauder 说,“如果我认为科里没有机会,我就不会这么做。”

重要的是不要夸大布克立即得到的财政支持。我联系了硅谷大约20多名民主党最高捐款人和筹款人,其中包括一些在前几次竞选中支持布克的人,问他们是否计划在本轮选举中支持他,但现在很难找到坚定的捐助者。

eBay前首席执行官John Donahoe,可能将会是最近这轮捐款的主要捐赠者。他见过布克后说对他“印象深刻”。但是这就说明会支持他吗?“还言时过早。”

凯鹏华盈(简称KPCB,是美国最大的风险基金,主要承担各大名校的校产投资业务)的掌权者John Doerr通过一名发言人告诉我,“对他来说,现在确定支持谁还为时过早。”

Doerr在凯鹏华盈的合伙人Schlein在布克担任市长之前就认识他,他说,“现在支持任何人都还为时过早。”

硅谷的大捐助者们都很纠结。但他们还重要吗?

这不是布克特有的问题。全国各地的民主党捐助方普遍在这个周期内对候选人的早期独家支持持观望态度,这是在一个跳球场上进行的,对几个对捐助方友好的候选人——比如Beto O’Rourke、Joe Biden,甚至Mike Bloomberg——的捐助决定仍有待商榷。

Facebook联合创始人Dustin Moskovitz——硅谷民主政治中的新秀——预计不会在初选中提前表态。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霍夫曼与布克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斯坦福大学,他预计将向多达6名民主党初选候选人开出2800美元的支票,但并不会用自己的数十亿美元影响这一过程。这可能会让布克的一些支持者感到意外,他们原本希望霍夫曼能更公开地为他辩护。

Kamala Harris是硅谷主要的民主党筹款人,她代表着布克在金融界面临的最明显的挑战。她与硅谷的联系不像布克那样具有文化上的联系,而更多地植根于作为一名在职参议员以及之前湾区政界人士的组织权力。

Susie Tompkins Buell是希拉里·克林顿的亲密伙伴,也是她最出色的手下之一。本月早些时候,她以对Harris的支持震惊了整个硅谷。Harris和Benioff的关系也很亲密,Benioff认识Harris已经30年了,但他很可能会在这一轮中支持几个候选人。

“Kamala是我见过的最正直的人之一,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检察官,”Benioff告诉我,“她确实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领导人,拥有强大的法律和公共服务背景。”

Marc Benioff说:“Kamala是我见过的最正直的人之一。”

另一个人公开了他们的选择:Ron Conway是一位风险投资家,也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民主党权力掮客。他把哈里斯和布克列为他支持本轮经济周期的两位候选人。

Conway告诉我,布克和哈里斯“对硅谷有着最深刻的理解,也培养了最深厚的关系。尽管他们并不总是同意科技行业的观点,但他们通常都是盟友,而且都‘明白各中关系’。”

但在这个时代已经变了,Bernie Sanders可以在推出24小时内从小额捐赠者那里筹集600万美元(比如,比菲利普斯宣称的要多)。Moskovitzes、Hoffmans夫妇、Benioffs夫夫妇和Conways夫妇在大选中会做出多大的让步,对这位候选人来说至关重要。但在民主党的金钱世界里,有一种日益盛行的信念,那就是候选人(不确定指代哪一方)的个人喜好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尤其是在初选中。

尽管能够募集到更多最高捐款的广泛人脉仍有需求,但如果硅谷的亿万富翁们希望捐款超过竞选活动所能接受的2800美元的上限,他们也没有多少外部组织可以支持。

Sanders在两场选举前和O’Rourke在一场选举前的表现来看,民主党人可以仅凭良好的老式病毒式营销来与大资本竞争。

奥巴马的筹款人Shomik Dutta最近加入了哈里斯的国家财政委员会,他说:“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不可见的初选,记者们会密切关注筹款数字。对实力的第一个试金石就是现在的满足。”

对于本周末在硅谷会见科里•布克的捐赠者来说,这可能是最大的自我打击: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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