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珠造车梦要黄?银隆遭大量供应商讨债,有人查账发现大秘密
如果回到两年前,珠海银隆成都公司的供应商许穆杨不会料到,自己不仅赚不到想象中丰厚的利润,还欠下一身债,公司濒临破产。
2016年,银隆在董明珠的背书下,高调落户成都市天府新区,一时成为川渝一带供应商眼中的“大树”。大家竞相追捧,都期望傍上“大树”,从新能源产业中分得一杯羹。
事与愿违。供货三个月以后,合同约定好的90天到账期已过,银隆的货款却一拖再拖,迟迟不见踪影。
订单减少、停工、停建,尤其是可替代性强的小供应商们,在“大树”银隆资金链紧张的危机关头,成为第一批被抛弃的伙伴。
车水马龙却是讨债者
远在成都市30公里外的成都银隆,到访的客人一般有两类人,一拨是上门讨债的供应商,另一拨是谋求合作的供应商。
最近,客人们想登门有点困难,尤其是讨债的。
他们面前横亘着一道高约10米的大门,由三根粗壮的黑色柱子顶起一块椭圆形的红色盖子,门岗设在中间,两侧是拦车闸及供行人通行的闸机,闸机旁各设一位门卫,看起来森严而不可接近。
拦车闸只对认识的车牌开启,讨债的车毫无疑问要被挡在外面。银隆门前的108国道上,停了一溜车,占据了一整条车道。
渝程程的车也在其中,她是替丈夫来向银隆讨债的。车无法开进去,她尝试去跟岗亭内的门卫交涉,门卫提出需要所找的人到门口接应才能放行。
渝程程一脸苦笑表示:“他们怎么可能会来接呢,明知道是来讨债的”。
几位讨债的供应商跟门卫争执几番,仍未能成功踏进银隆的大门。这时候新到的一位供应商在人群中喊了一句,“我知道有个偏门可以进”。
讨债者们听闻后,纷纷上车、启动,准备到所谓的偏门。然而,偏门早已有人把守,大家只好重新回到正门,在咒骂声中各自悻悻地散去。
跟现在才开始讨债的供应商相比,许穆杨要稍微幸运一点,在农历新年前他收到银隆的第一笔货款,而此时距离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
那时,临近过年,下游的工厂发不出工资,工人们在闹,工厂老板就天天到打电话来催,“那段时间我特别害怕手机响,根本不敢接”,许穆杨说道,“银隆拖着我们货款,我哪来的钱付给工厂呢”。
工厂老板越逼越紧,开始频繁上门催款。许穆杨被逼急了,又无颜面对下游工厂老板,只能天天上银隆催款。那时候讨债的人少,门禁不如现在严,还可以随意进出,许穆杨天天到银隆采购部“打卡上班”。
直到有一天,许穆杨找到成都银隆的总负责人,在办公室“像乞丐一样”苦苦哀求了一个多小时,才得到负责人的应允。
一个星期后,看到货款到账的短信提示,许穆杨终于松了口气:“总算是有个交代,可以勉强度过年关!”
千辛万苦傍上了“大树”
回想当初,在刚开始给银隆供货的时候,许穆杨以为自己傍上了大树。
他的公司是一家生产辅料的中介贸易公司,辅料包括手动液压车、焊条、活动扳手、大力钳等生产所必须的小部件。他们从上游公司(如银隆)拿下订单,然后找下游小工厂制作,负责拓展客户及货物的运送,从中赚取差价。
在拿下银隆的订单之前,许穆杨接的单子大多是10万元、20万元级别。银隆的出现一下子把订单的金额提高到100万元左右的级别。
“虽然他们报价压得低,但是量很大。再考虑到长期合作的话,利润还是很可观。”许穆杨当时想。
这么想的人不止他一个,在许穆杨开始供第一批货的时候,薛辉已经盯上银隆了。他的理由很简单:“银隆是董明珠的公司啊,她背后是格力,而且开工的时候那么多市领导来,肯定靠谱。”
薛辉开始找到银隆的采购员,好吃好喝招待,吃了几顿发现对方没有话语权,再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采购部长、总经理,前前后后公关了近两个月。单子还没谈下来,光请客吃饭就已经花掉了好几万。
一心想要傍上“大树”的薛辉认为,“这个钱是必须花的,而且花得值”。最终,他如愿拿到百万级别的订单。
市界梳理完薛辉提供的一沓采购合同,至今他的供货金额达到200多万。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票到货到月结90天,超过5万元以180天电子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即发票与货物到齐后,90天后银隆才开始付款,并不提前支付定金。
按照行业惯例,下游的小工厂需要拿到一部分货款才会开始生产。为了及时给银隆供货,薛辉拿出公司的流动资金,并从银行贷款100万元垫付给小工厂。因为资金有限,薛辉只好推掉一些小订单,以保障银隆供货。
当时,银隆的订单占到公司业务的70%左右。为此,薛辉还斥资在银隆公司的所在地建设仓库,以方便及时供货。
百般拖延货款难要
银隆的吸引力,在其他园区同样表现强劲。
市界在银隆新能源洛阳产业园项目部门口遇到做线缆生意的薛东利,虽然项目进展缓慢,连工厂都没有建起来,但是他仍然想抢在前面,提前拿下银隆的大订单。
不巧的是,洛阳银隆正在进行招标会议,无人接待,他被拦在门外,只好冒着细雨骑摩托车返回市区,并打算改天再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无功而返了。
薛东利仍旧抱着傍“大树”心态,期望能碰碰运气,搞定银隆。他不知道的是,1000公里外成都银隆的供应商们,正陷入讨债的泥潭当中。
薛辉左等右等,90天过去了,银隆的货款始终不见到账。
“通常来说,我们这行拖账拖个十天半月还是很正常的”,薛辉自我安慰,“人家那么大的公司还能欠咱这几个小钱。”
另一方面,他不想因为催账而破坏来之不易的合作关系,遂决定等一等。一般情况下,对方公司如果不能按期付款会提前打电话来通知,但银隆并没有任何消息。
货款逾期一个月后,薛辉坐不住了。他决定拿着采购合同,直接找采购部要钱。采购部让他去找财务部,财务部却告诉他,“这是采购部盖的章,应该去找采购部”。采购部又明确地告诉他,“公司付款都是财务部负责,我们怎么可能有钱付款呢。”
为了尽快能拿到钱,薛辉只能敦促采购部,重新签订合同,盖上公司章。此时,财务部以单价过高,要求薛辉降价才愿意盖章,来来回回协商耗了一个月,最终以薛辉的妥协才把采购部的章全部换成公司章。
市界留意到薛辉提供的合同,都盖有“成都广通汽车有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而广通汽车属于银隆的全资子公司。
银隆的多位供应商证实,他们都经历过类似的改章程序。
就算改成公司章,并不意味着能拿到钱。薛辉拿着盖有公司章的合同和发票,屡次找到财务部,但财务部声称需要等总部审批,因为钱都是从总部批下来的,正在走流程。
断供相逼于事无补
许穆杨没有薛辉那么有耐心,在第一笔货款到手后,决定以不再供货为要挟,并联合其他供应商,逼迫银隆按期付款。
然而,断供并不能威胁到银隆,因为还有无数个供应商挤破头地想为银隆供货。薛辉提到一个场景,“在采购部的办公室要钱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其他供应商正在谈合作,10个人有6个是要钱的,4个是谈合作的。”
几家供应商断供时,正值银隆生产的高峰期,令许穆杨生气的是,银隆拿着钱去市场买辅料,也不付钱给他。“他们太没有信用了!”许穆杨自那以后决定退出,不再为银隆供货。
部分供应商断供,导致银隆生产遇阻,采购部的人又找到薛辉表示,“你继续供,我们就先付一部分款,如果断供的话,那你的货款可能就要往后排了”。
在逾期半年后,薛辉终于拿到一小笔货款,但前提是要继续供货。急需要钱的薛辉,只好选择继续供货,不过他每次只供一点点,不敢供多。
眼看银行100万元一年期的贷款就要到期,而银隆付给的部分货款远不够还给银行,薛辉当下最愁的是公司可能要被银隆拖垮。
这些小供应商们陷入两难境地:断供,货款难以收回;继续供,更可能血本无归。
许穆杨和薛辉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再要不到钱就完全与银隆撕破脸,将其告上法庭,目前二人已经聘请律师,开始取证工作。
其实薛辉不太愿意走法律程序。“我们公司小,其实根本拖不起,但银隆就是吃准这一点,死死拖住我们。”薛辉无奈的说。
事实上,因资金不能及时给付而导致供应商与银隆反目的故事,早已经在珠海总部上演过。
2018年1月10日,银隆的供应商之一珠海思齐,组织员工堵在了珠海银隆的大门口,集体拉起横幅讨债。
银隆资金链陷危机?
银隆拖欠的7600万元货款迟迟不还,珠海思齐在无奈之下,将珠海银隆诉诸法院。6月1日,知情人士表示,“跟银隆纠纷还在和谈当中,其中有部分货款双方存在争议。目前正在一边和谈,一边走法律程序。”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资料,不完全统计,银隆仅涉及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就达到7起。
最新的一份裁定书显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成都银隆165.33万元被冻结一年,自2018年4月3日开始执行。
“小供应商”因为快要被拖垮而不得出面讨债。其实,银隆拖欠“小供应商”的货款只是“冰山一角”。有知情人士对市界分析,真正被欠款的大头是供应车身零件的大供应商。
市界联系成都银隆的一位大供应商,询问欠款情况,对方明说“我们现在跟银隆在一条船上,他倒了对谁都没好处,你还是别问了,我不会说的。”
供应商货款迟迟得不到支付,或许只是撕开了银隆资金链危机的一角。
早在2018年1月,就有负责建造银隆工厂的施工方,组织工人到成都银隆堵门要帐。市界从一位员工那里获得的视频和照片显示,一些轿车和工程车首尾相连堵在银隆大门口,员工无法出入。
一位刚从成都银隆离职的高管表示:“公司欠了好几个亿的工程款,年底施工方工人们来要钱,就把厂区大门给堵了”。
市界就欠款问题,多次致电银隆总部,以及成都银隆采购部部长,截至发稿均未得到回应。
一些被迫走法律程序的供应商,曾经调查过银隆的银行账户。其中一位高管向市界透露,“银隆已经没什么钱了,我们查了它所有的银行账户,几十上百万可能还有,但是没有更多的钱了。”
上述已经离职的成都银隆高管感慨,“银隆步子迈的太大了,到处建产业园,资金周转不过来,要害死不少供应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渝程程、许穆杨、薛辉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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