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团在印度战场:创投环境回暖,希望和绝望并存
2017年3月22日,胡剑龙在新加坡转机。四个小时后,他降落在印度班加罗尔。未来两年,他将在这里生活。
胡剑龙曾是南方周末的调查记者。
一开始,胡剑龙来印度的想法很简单。“印度作为发展那么快的经济体,我们缺乏了解,这里应该有很多故事可以写。”
到了印度之后,他萌生了创业的想法——他打算在印度做一个英文科技媒体,面向印度国内市场。胡剑龙不急着启动他的项目,目前仍在寻找本地合伙人和员工的阶段。“主要是时间问题,融入当地需要时间。”
胡剑龙来印度的时间并不算早。
黎剑有一个印度名字,叫阿米特·黎(Amit Li)。这是他在北京大学学习印度语时给自己取的。
黎剑的朋友王超做了十年的国际新闻,2009年就开始常驻印度。“作为邻国,大家对印度的了解很少,商业就更少了。”2013年,王超萌生了做内容产品来填补这个知识鸿沟的想法,但两国产业合作的热度还没有起来。
一直到2014年底,中印之间的产业合作开始发生变化。中国的传统企业开始进入印度,与此同时,新经济业态的企业如猎豹、小米等也开始进入印度。TMT行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壁垒小很多,投入的决心和行动速度也比传统企业快很多。
“时机成熟了。”2015年5月,王超叫上了当时还在华为印度任公共事务总监的黎剑,一起创办了印度科技媒体竺道。
同年,印度总理莫迪访华,阿里巴巴投资印度支付平台Paytm,经过这一系列事件,王超很明显地感受到两边的需求都在增长。印度一侧的创业者、投资者希望和中国的业界产生连接,中国一侧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也希望去看看印度市场的机会。
2011年,移动效果营销服务商Yeahmobi开始做海外市场。2016年,Yeahmobi加大了对印度市场的布局和开拓,为中国出海企业和印度本土客户提供用户获取及流量变现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原来有一大批VC在中国赚了很多的钱,所以原来赚了钱的人不会放弃,原来错失中国那一波机会的VC也不能放弃印度,因为上一波机会已经错过了。”
不管是出海的创业者还是投资人,“现在所有人都在赌印度。”Yeahmobi的CEO邹小武说。
希望
2015年底,国内还沉浸在O2O大战中,偏技术的程灵素(化名)对O2O、消费升级大潮没有兴趣,逐渐把目光看向印度。
“印度市场是除了中国、美国以外,未来5-10年内最重要的市场。”
一年多的时间,程灵素的项目已经积累了2000万用户。“印度与我们预期的一致,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2016年1月,莫迪宣布启动“印度创业,印度崛起”计划(Start Up India,Stand Up India),与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计划相似,印度也开始推出一系列推动创业的政策,包括简化企业注册、给企业减免税务,鼓励各地设立孵化器,政府设立官方的创投引导基金。
印度有巨大的市场。印度拥有13亿人口,人口密度比中国还大。相当的人口密度意味着很多在中国经过验证的商业模式在印度也有可行性。
移动支付就是一个例子。
在印度一年,程灵素明显感觉到,整个市场对于移动支付的接受度,发生了质的改变。
“我在一个集市,买本旧书、水果,很多地方都可以用Paytm。Paytm就是把支付宝的所有模式都搬到印度。”程灵素说。
2016年11月8日晚,莫迪政府突然宣布当天午夜废除500和1000面额卢比,代之以新版500面额卢比并发行2000面额卢比。人们可凭有效证件从10日至12月30日在邮局或者银行存入这两种旧版货币并以旧换新,但规定每人每天只允许换取总值4000卢比的新钞。
这一政策意外推动了印度移动支付的快速成熟。
印度消费者不得不开始被动进行支付习惯的转变,逐渐接受银行卡和电子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
据Paytm数据显示,该公司于2016年5月起开始拓展线下支付领域。平台平均每天新增5000线下商家。2016年11月的前十天,平台平均每日新增线下商家10000家,这一数字在废币政策后达到每天20000名。
废币政策对印度电商行业的布局和结构也产生了影响。
一直以来印度电商行业中,货到付款在所有支付方式中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最高时占到所有交易的80%。货到付款使得电商平台的管理费用居高不下,因而拉低收益率。废币政策实施一周后,Flipkart的电子支付比率从40%提高至50%。
绝望
一切看上去充满机会,但机会后面也充满了陷阱。
邹小武说:“第一次去印度的人回来都很兴奋,觉得要大搞,深度做了半年以后又很绝望,觉得没法做,隔半年又想去做。”
“印度是一个让人充满希望又充满绝望的市场。”邹小武说。
2015年8月,当时还在天使湾创投的胡涂开始将目光投向印度,确立了媒体加投资方向后,胡涂的印度科技媒体项目洋葱范于2015年12月底完成天使轮融资,但4个月后第一笔投资才到账。这中间的波折,大概印证了人民币基金输出的不易。
半年之后,洋葱范宣布关闭。创始人胡涂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洋葱范的关闭是个人原因以及能力不足,不是印度市场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当地员工的执行水平。王超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印度创业者在执行力和效率上,跟中国创业者有一定差距。
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除了投资Paytm外,还派了团队去当地培训印度员工的执行力和运营能力。王超在和印度的阿里员工交流时,他们说,在Paytm做得最成功的事情,不是给了多少钱,梳理了多少场景和商业模式,是把印度团队变成了阿里团队。
“这是他们最骄傲的地方。”王超说。
此外,印度有20多种国家认可的官方语言,能读写英语的人口不到10%,今日头条投资的新闻集合平台The Daily Hunt就开发了12种语言的版本,内容的生产、运营比国内要复杂得多。
印度本身不是单一市场,2016年8月GST税收体系推行之前,印度各邦实施不同的税率和税法。一辆物流卡车从旁遮普邦开到德里邦要停下来交税,很多涉及到物流的商业模式都会受到限制。
在这个不可逆的出海过程中,核心是要足够的本土化。
而让程灵素头疼的一个问题是变现困难。程灵素介绍说,整个互联网广告的分布,第一个阶段是软件和App下载的推荐内容,第二个阶段是电商广告和游戏,第三个阶段是互联网行业以外的广告主,比如快消品、汽车等。现在印度处于第一个和第二个阶段之间。程灵素说,目前项目平台上的广告大部分是推荐下载的内容以及少量的电商广告。“这两块利润是最差的。”
“至少还得三四年,印度流量变现的路径才能比较成熟。”程灵素说。
胡剑龙认为,印度互联网起步的阶段和中国不一样,印度的消费能力和习惯还有很大缺陷,需要跟它一起慢慢成长。以中国的期待和标准来期待印度是不实际的。
中国公司有不少在这方面吃过亏,产品的市场反响很好,流量很大,用户增长很快,但是没有变现手段。
胡剑龙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有一家中国公司,一开始在印度设几百个员工,现在只剩下几十个人。“发现产品对公司利润没什么贡献,就撤回去了。”
估值修正 快速回暖
2015年,大量的美元基金涌入印度。因其体量和决策机制,美元基金不投资早期项目,大部分只投资B轮以上的项目。“你需要5000万,我给你3个亿。”黎剑说,这是美元基金的做法,通过在一个主流领域挑选某一家重仓投入,快速建立资金壁垒,把估值推得很高。
2015全年印度拿到9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仅次于美国和中国,这个数字是印度2012年到2014年的总和。
“有非常多泡沫。”王超说。
2016年,印度资本市场明显趋冷,全年拿到的风险投资总和不到50亿美元,很多企业都融不到钱。
印度最大的电商平台Flipkart曾在2016年计划新一轮融资,但没有进展。2016年是自2011年以后,Flipkart首次未能成功融资的年份。
2016年被调低估值的独角兽公司包括Flipkart、Snapdeal、Ola和Zomato。其中,Flipkart的估值曾一度达到152亿美元。而根据摩根士丹利于2016年底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Flipkart的估值约为55.4亿美元。
到了2017年第一季度,市场开始回暖了。
2017年3月,Flipkart在新一轮融资中拿到了14亿美元的投资,而这一轮公司的估值为116亿美元,比上一轮152亿美元的估值低。同样也在今年初完成新一轮融资的出行平台Ola,也获得了软银3.3亿美元的投资。据相关报道,Ola的估值已经下降了30%,只剩35亿美元。
“大公司率先完成流血融资,这是很好的现象,市场完成了估值修正的过程,在往正常的水平、理性回归。”王超说,在几个大家伙的带领下,大家开始考虑要不要先快速融一笔钱来应对接下来的激烈竞争。
另一方面,2016年11月,莫迪政府出台旧币废除政策,意外推动了印度移动支付的快速成熟。同样在去年,印度4G运营商巨头Jio在印度推出廉价4G网络计划,新注册用户在2017年3月31日之前均可享受免费4G流量。在此之前,印度大量中小城市都只有2G网络。王超认为,电信搅局者用免费流量催熟了用户的流量消费行为,对2017年创业环境的发展是利好。
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印度初创公司融资总额达29.07亿美元,相较于2016年第四季度增长3.5倍,市场在快速回暖。
中国军团的机会
王超发现,很多印度的创业者可能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但他肯定会说一句中文,就是他感兴趣的创业方向,或者是他正在做的项目在中国对标的名字。“比如我是印度的途虎,我是印度的蜂鸟快递。”
而来自另一端的需求在今年也更为明显。
目前,竺道的业务主要分为三大块,第一块是媒体业务,分成内容和数据研究。今年1月,竺道在当地全资收购了印度创投数据库企业Xeler8,做结构化的投融资报告和数据产品;第二块是社群和活动,连接两边的创业者和投资人;第三块是早期投资,除了自身在印度当地投资项目,还为投资人提供投融资服务,如标的搜寻、项目交割,以及投后的管理。
李江玕是Momentum Works的创始人,Momentum Works是针对面向东南亚和印度创业项目的加速器。在做投资的过程中,李江玕发现了很多其他的需求。
很多人向他咨询,在印度本地如何找团队,怎么和国内团队交流等。“还有很多人来找我们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资金和技术已经到位,能不能帮忙做落地。”
李江玕说,加速器本身的现金收入是有限的,咨询方面的现金流更明显。Momentum Works在开发一个产品,能更系统化、数据化地满足出海企业和投资人的需求。
李江玕说,有一些企业在国内做得很成熟,想寻找新的增长点,就通过出海找一些国家看看这个模式是否适用。国内的团队拿着国内的资金,去了之后才发现需要本地的团队和资源。“很多都是三四个人拿着500万去印度市场做,其实挺困难的。”李江玕说。
印度的TMT行业,依然是美元基金占到头部位置,第二是本地的基金加上中国军团。
王超介绍说,印度当地业界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认知是,由于中国互联网行业,不管是资金、技术还是商业模式,已经发展到可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做输出的势能,再加上国情类似,下一波中国资本可能占到更重要的位置,美元基金会损失掉一些份额。
“有很多国内的投资人来印度看了一轮发现,价格怎么这么高?”王超解释说,这些投资人一年飞来印度两次,在当地看一下就做决策,作为外来人,能拿到价格和交易机会,一定是要比本地的人付出更高的成本。
2000年左右,红杉、IDG、经纬、老虎基金等美元基金也是“fly in”的状态,每年飞到中国,投一到两个项目。
2008年,这批美元基金在中国市场开始进入收割期,中国市场的回馈让他们有决心去印度做更大的投入。据王超介绍,这批美元基金大部分都是在2008年前后开始在印度设立办公地点,雇佣硅谷的印度裔高管回到印度去做早期的风险投资。“印度的独角兽,基本都有这些美元基金的身影。他们一开始就下了重注,在当地耕耘多年,市场被他们慢慢推起来,我们作为后来者,付出的交易成本自然会高一些。”
2016年,腾讯领投了印度本土即时通讯应用HikeMessenger 1.75亿美元的D轮融资,该轮融资后,Hike的估值达到14亿美元。
“大家都知道Hike估值是偏高的,为什么腾讯要做这件事?第一花钱买时间,第二花钱买战略。”王超说,整个人民币基金的国际化需要过程,势必要付出一些学费。
注:部分数据来源参考自竺道《2017印度互联网发展白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