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并购IBM的PC后 我直接把美国的CEO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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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也没这么想过,所以就把奖金给发超了。结果相关部门一样拿这个东西来查你……后来才改的所得税。你看这明显不合理吧?

  另外又比如说定价,当时有物价局,产品怎么定价呢?只认 硬件 的钱。例如我们做了一个联想式汉字系统,定价方法就是把成本——买元器件的成本和加工费算在一块,再加一个他们认为的最高利润,比如25%,售价就不能再高了。但他们不知道人本身的智力发明也应该是值钱的,结果 软件 开发一分钱不算。

所以当时我们开发了汉卡以后,海淀区物价局认为要罚我们100万,我们一年利润才几十万块钱愣要罚100万,把你罚垮了才算,怎么去求、去说都不行。

经济观察报: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柳传志 :最后这事的处理方式就是自己变通。比如发奖金,我就偷着拿支票换了现金,就不记帐了。中关村别的企业都那么做(记者注:指直接发三倍以上奖金),但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因为这么做查出来以后责任得我来承担,但是奖金是发给工作人员的,我又不拿。所以当时我们员工挣了工资奖金是他自己的,责任是我的,但利益不是我的。

90年代初的时候,有人说联想的业务这么好,咱们在边上另外办一个公司,等那个公司差不多了,咱们把联想好业务往那儿一转,你就到那儿是大老板,我们也占点股份,这个公司就不要了。

  但我坚决不让,就是因为周光召院长号召我们出来,坚决支持我们走民企的路。我要这么做的话除了良心上过不去以外,整个中国科学院的 高科 技产业化道路也就垮了,那对周院长将是巨大打击。而我的习惯是跟科学院谈清楚,我们应该得什么。

经济观察报:明着做,明着来。

   柳传志 :对,明着来。比如像刚才有些政策边缘的事,我就把边缘算清楚,到哪一道就是过了一点也是出大事了,到哪一道你坚决按他的东西做一步也错不了,我算得比较准。

例如进口问题,当时我们划分了五颗星。第一颗星是第一等级最安稳,那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五颗星就纯走私,风险很大。做到第三颗星就是我们买人家的走私品,(卖的时候)发票齐全,到我这儿不出任何问题。当时是制度上很混乱的期间,企业领导人就要花很多的精力去研究这些事。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觉得中国企业家商业环境的重大分水岭就是九十年代吗?

柳传志:第一次就是九十年代,中国要加入WTO之前。就是加入WTO这件事,把中国好些事都弄得规范了。相比80年代的时候,90年代当然是越变越好,到了2000年后,审批制度又越来越多,又有些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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