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生产线上的年轻人：我是在生产最著名的手机，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9月4日，得知郑州富 士康 有个男工人前段时间跳楼自杀的消息，正在网吧打《英雄联盟》的王国英楞了一下，这时游戏里的敌人放出一团火球，烧死了他。

“我靠。”王国英骂了一句，不知是评论这件事还是评论游戏里角色的死亡。

　　这个19岁的富 士康 工人又继续埋头在游戏中。“我连加了13天的班，今天好不容易能休息下，如果不让休息，我估计也会跳楼。”

“对，我加班就是在组装iPhone7。”王国英说。

在富士康对外发布的消息中，坠楼员工的名字没有公布——这名员工于8月18日清晨从L03厂房楼顶坠下。坠楼前，他刚刚结束了iPhone7流水线上的通宵组装工作。

但这个“坏消息”，很快就淹没在iPhone7即将上市的“好消息”中。

苹果CEO库克在9月8日的iPhone7发布会上宣布，iPhone手机至今已售出10亿台。这对苹果公司和河南省的富士康工厂来说，都是“里程碑”式的一年，因为至今在河南富士康组装出的iPhone手机超过了4.59亿台。

这意味着，全世界所使用的iPhone手机中，几乎每两台手机，就有一台是“中国河南造”。

而当你手握售价超过5000元的iPhone7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组装它的是数十万名年轻的中国劳工，每天都在碰触iPhone7的零部件，但却无力购买。他们需要经历每天超过10个小时、连续10天以上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永远是流水线上一成不变的机械劳动。

一名河南富士康工人在诗里给自己打气：“生活在给我们苦难的同时/也是在锻炼我们的身躯和灵魂/所以，即使生活很艰辛/我们也要力挺腰躯/勇往直前/”

　　 iPhone7在他们身上“刻下”的痕迹

iPhone手机有一条著名的广告语：“再次改变世界。”

但对于组装iPhone7的郑州富士康工人王国英来说，他丝毫感受不到自己在做着“改变世界”的东西。他和生产线上的工友们，每天要做的事，不过是刮掉一个黑色外壳上两处胶水。

王国英每天大约需要重复900次刮胶水的动作，为此他几乎要无休止地干上10个小时。

说这话时，王国英的眼睛里布满血丝。

他把巴掌举到眼睛前方不足10厘米的位置比划道：“你要这么近，才能凑着灯光看到那处胶水的痕迹，然后把它刮掉。看一两个小时眼睛就受不了了。”

他形容在富士康工作3个月之后的变化，“每天眼睛都是酸痛的，视力起码下降了100度。”

像王国英这样的工人，在郑州富士康被称为“普工”。富士康集团曾统计，郑州富士康的三个厂区里，共有超过30万名员工。这些员工中，“普工”是工厂中最底层，也是数量最大的群体。

在你来到富士康工厂之前，很难想象这里是何等庞大。

郑州富士康共分三个厂区，在组装手机最火热的时节，航空港厂区里聚集着超过20万名“普工”，几乎相当于一个县城的人口；在面积稍小的出口加工区厂区，绕着工厂步行一周，也需要一个小时。

张才是这茫茫人海中的一员。每当他看到路人手里拿着iPhone手机，常常想，“这个usb接口或许是我安装的。”

在有这样的想法时，张才的右手食指总是不由自主地弯曲。他笑笑，“条件反射了，每天食指弯的次数太多了”。

最近，他的食指关节时常隐隐作痛，上网搜索，怀疑自己得了“腱鞘炎”，再一查，发现有人说“腱鞘炎根本治不好”。

在来富士康打工之前，他是河南周口一个县初中篮球队的“得分后卫”，他对自己投篮的本领颇为自得，“想投篮准，其实食指用力就够了，别的手指只是用来控制方向。”但情绪随即低落下来，“现在肯定投不准了。”

iPhone7以这样的方式，在这些普工们的身体里留下痕迹。事实上，在王国英和张才这样的普工中，身体上这样的隐患“根本算不上毛病”，周围的工友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疼痛。

“现在是用身体在换钱。”张才说。在郑州富士康的三个厂区中，所有普工有着统一的工资标准，每天工作8小时，试用期每月1900元，转正后2100元。

这个金额尽管比河南最低工资线高出了500块，但对于一个承担着养家糊口任务的成年人来说，依然捉襟见肘。

“扣掉社保和食宿费用，每月工资就没多少了，只能靠加班挣钱。”张才说，每天8小时之外，工作按1.5倍的工资结算，周末加班的工资按2倍算。

这使得工人们普遍陷入一种“加班太累”和“渴望加班”的矛盾心态中。

iPhone7的庞大订单，一方面增加了普工们身体上的疼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提供了加班的额外工资。对于加班，富士康集团曾多次对外宣称，他们从不强迫工人加班。

“确实没人强迫我们加班，是生活逼着我们加班，总要活着。”工人刘伟为了能得到多加班的机会，把喜欢他的一名女工推荐给自己的流水线线长当女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