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中国互联网的黄埔军校：这里走出了百度总裁、阿里云之父、金山软件CEO、小米总裁

　　 微软亚洲研究院是 百度 总裁、 阿里云 之父、 金山 软件CEO、小米总裁的摇篮，这里走出的500多人活跃在中国IT产业的各大企业，100多人执教于中国一流大学。带着改变世界的热望，又幸运地得到善待，一群年轻人曾在这里创造奇迹。

　　 早熟文明

　　今年5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当着习近平和李克强的面， 华为 总裁 任正非 提出了困扰自己多时的一个难题： 华为 正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因为跟着别人跑的红利期已经过去，而 华为 还没有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没有理论创新，就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

　　 任正非 所说的基础研究，是企业面向未来的一项投资。历史上最著名的要数美国创立于1925年的 贝尔 实验室，太阳能电池、半导体、激光的理论就诞生自那里。在这个商业世界的乌托邦里，研究人员没有KPI和SCI的压力，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做出了不起的科技，改变人类的生活。而在中国，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 IBM 、微软等外企，近几年来， 华为 、阿里等企业都加大研发投入的比重，也在内部建立了类似的机构。

　　在这种潮流下，创 新工场 CEO 李开复 先生意外地发现，自己18年前所经历的一段往事正重新得到关注。在每天诞生43家创业企业、3.9起融资的北京中关村，把时间花在怀旧上实在不算什么明智决定，但4月中旬的一天，他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天上午，他在办公室里接待了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并非前来寻求投资，而是关心他18年前参与创立的 微软中国 研究院（现为微软亚洲研究院）。

　　1998年， 李开复 接受微软总裁比尔 · 盖茨的委托，来中国创办一个进行前沿性基础研究的机构，成为首任院长。在科研环境尚显落后的1990年代末，李开复和一批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带着数十名刚毕业的本土博士，在研究院里进行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人脸识别等前沿技术的研究，那时中国的互联网时代尚未真正到来，PC电脑都没有普及，他们在还跑着牛车的中关村，创造出一个早熟的计算机文明。 

　　「把一些人虚拟地放在一个房间里开会，这个就是今天的VR嘛，但是早了20年。当时你看我们做的语音识别，还有这种智能输入预测你的拼音的下一个字是什么，虽然（后来）未必是微软做出来的，比如说 搜狗 输入法，或者是苹果今天的Siri，其实也都代表了当时我们的工作的前瞻性。」李开复对《人物》记者回忆。

　　 来客 中的一人名叫何晓飞，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新成立的 滴滴 研究院院长。去年上任后，他立马想到去找李开复取经，「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国内的影响，我怎么形容呢，基本上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是第一，第二就不知道在哪儿的这种感觉。」学生时代，何晓飞曾在研究院实习，他至今记得在那里度过的纯粹的研究生活。

　　如果要列出一份研究院「毕业生」的名单，这份名单上的名字几乎可以覆盖大半个IT界： 百度 总裁 张亚勤 ， 阿里云 之父王坚， 金山 软件CEO张宏江，小米总裁林斌……「我们这些人就很幸运嘛，你想想如果中国过去20年没有这种快速的发展的话，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有今天在产业界的这种成就。」 金山软件 CEO张宏江对《人物》记者感叹。他比李开复年长一岁，被称作多媒体检索领域的「开山鼻祖」。「我们这帮所谓的 精英 ，包括开复自己，包括亚勤，包括我，包括王坚，大家都在中国的互联网产业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而且显然比我们一开始回国的时候想到的梦想，要大很多。」

张宏江， 金山软件 CEO

一次活动中，李开复遇到张宏江，「那个谁，不是你的学生吗，做人脸（识别）的」，他看着台上一位正在发言的创始人。「是啊，如果说今天做人脸的这几家公司的话，里边所有的人都跟我有关系，因为我是在研究院第一个做人脸检测的。」张宏江说。

如今，癌症初愈的李开复在北京的时间不多，一旦出现，他的行程总被排得满满的。那天上午和何晓飞等人聊完后，他在另一间会议室接受了《人物》采访。采访伴随着简单的午饭进行，「我都不太接受（时间这么长的）采访的，你也知道的」，他咬了一口牛肉馅饼，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言谈中带着台湾国语腔。回中国创办研究院那一年，李开复37岁，那段岁月对他来说具有特殊意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很美好的时光，还有就是，一个创业的过程是比较容易被记得的。」

　　但何晓飞的到来还是让他有些意外。近20年过去了，中国的信息产业发生了迭代式的变化，百度、阿里、 腾讯 三家BAT企业崛起，中小型创业企业涌现，移动互联网已经取代了个人电脑，「现在的微软研究院，吸引力还很大吗？」李开复略带一丝吃惊地问。

　　 重力场

成为今天年轻人口中的创业导师之前，李开复的身份是语音识别领域的科学家。1991年，他在苹果公司开发出可以人机智能对话的「小精灵」，并因此上了美国电视新闻，成为当时的学术明星。

但是1998的春天，李开复正经历自己的「失败时期」，当时他在硅谷一家名叫SGI的公司任副总裁，因为做的产品过于超前找不到市场，他被迫出售自己负责的多媒体公司，正为此四处奔走。他本来想做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工作——把公司开发的多媒体软件全部移植到微软的Windows系统中，影响全世界的人。现在他觉得自己的激情和才能都被压抑和埋没了。

微软没有意向购买李开复的产品和公司，但他们打算聘用这位既懂科学又有管理经验的人去中国做即将成立的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当时，微软要扩大全球研究院的规模。这一机构成立于1991年，要在微软内部打造一个如同卡内基梅隆大学那样的环境，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为微软未来5——15年的技术做准备。中国研究院是它在美国总部之外设立的第二个分支机构。

微软的很多员工都知道，比尔 · 盖茨对中国充满感情，他的蜜月就是在中国度过的。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笑着对《人物》回忆，当年，盖茨包了一列火车游览丝绸之路，还去拜访了敦煌艺术研究院，老院长听说这个「年轻的领导」是世界首富，还铺了条红地毯，结果盖茨走的时候也没捐钱。但几年后，他就让李开复等人带回一份大礼：投资8000万美元在中国建立一个百人规模的研究院，创造如同大学一般的环境，进行基础研究。一个流行的说法是，盖茨去清华大学演讲时感受到学生们身上的热情，他觉得中国充满希望，在回美国的飞机上做出这个决定。

当时，庞大的中国市场正在苏醒。接受盖茨委托前，李开复也接到了英特尔猎头的电话，它也要在中国建研究院。李开复那时觉得，未来将被微软和英特尔垄断，如果必须向其中之一投降，他选择做软件的微软，他在SGI这种硬件公司做怕了。另一方面，他也对中国蕴含的机会充满信心。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时，一位来自大陆的同学向他提起，国内当时还是在纸上编程，但算出来的数据直接就可以运转；还有一位国内声学所的朋友告诉他，他们语音输入的Sample都是一个个人工敲进去的，每秒钟的样本就有1.6万个。李开复深受触动，他觉得中国并非缺少聪明的大脑和勤奋的身体，只是没有好的环境和契机。用他那颇具导师语录意味的话来说，人生充满各种选择，总是要寻找正在腾飞的火箭，而中国就是他当时的目标。

　　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微软要花大手笔在中国成立研究院的消息非常具有振动力。1998年11月5日， 微软中国 研究院开幕式在位于长安街的国际俱乐部举行，当天到场了18位院士、4位大学校长、29位政府官员等300余位嘉宾，至少100名中外记者前来报道，而当天真正的主角，新成立的研究院，最初成员只有6名。

尽管没有在中国大陆长期工作和生活过，但李开复为人机敏，他希望这个外来的新生儿能获得政府、学界的善意，特别注意在开幕式时邀请官员和学者，和他们保持良好互动。邀请官员时，他听取了本土公关公司的建议：「一定要强调微软投资8000万美元这个数字，你说出这个数字，表明你对中国的Commitment（承诺）。」在到底叫「研究院」还是「研究所」这个问题上，微软内部一开始有争议，李开复也采纳了公关公司的建议，叫研究院，因为听上去更大、更有气势。

　　现在，他还需要再向这里空投一批华人科学家。经历多次拒绝后，他把希望寄托在很多人都向他推荐过的 张亚勤 身上，那一年，32岁的张亚勤是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李开复认定此人是计算机领域里的「一面旗帜」，他的加入将会吸引更多的人回来。他打算邀请张亚勤来研究院担任首席科学家和副院长一职。

李开复当时没有任何把握，「反正打个电话，如果他有任何的迹象我就请他来，他不来，也许我去看他。」没想到，张亚勤在电话里直接流露出回国的意愿，并且很快就做出决定。他的妻子后来曾略带抱怨地说，真搞不懂你们这些男人，日子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国去，瞎折腾。

「我想当时可能打动我的一句话是，」张亚勤对《人物》记者回忆，「我说中国做研究能做成吗？开复当时说，其实我们也在创业，也是在创造历史，咱们就建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院！」李开复描述的这种从零到一的感觉让张亚勤再次感到兴奋，他在成长岁月中曾体验过这种巨变——张亚勤生于「文革」爆发的1966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年，12岁的他进入中科大首届少年班，「你们年纪比较轻了，像我觉得我，每一个时代的转变节点和我的经历都完全是同步的」。

1998年，张亚勤离开中国已经13年了，一家人定居在美国东北部的城市新泽西。他在Sarnoff公司独立领导着一个实验室，刚刚获得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克林顿总统给他写了贺信。但对那种从零到一的兴奋与熟悉，让张亚勤与拒绝李开复的人所想不同，拒绝者考虑更多的是客观环境，「哎呀，你都不懂，你是台湾人，你哪里知道，大陆没那个环境，它的环境那么好，咱们也不用跋山涉水，万里迢迢跑到美国来做科研。」这是李开复被拒绝时听到最多的理由。

但张亚勤更在乎的是自己正被什么所吸引，他要追随这种吸引力。「所以后来为什么我要回来，这很自然，就是我尽管在美国待那么多年，总是想各种机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和国内有什么样的关系。当时我一个朋友讲了句话，他说中国是你的gravity，怎么讲这句话，就是你的重力场吧，中国本身像一个大的一个力场，你在它周围。美国可能是另外一个力场，你去了之后，和它没什么关系，包括像美国看这个总统选举，我可能看着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张亚勤做研究时，脑袋里总有一幅图片：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怎么用着软件，软件的界面是什么样的，然后他再倒推回去需要什么样的研究。中科大少年班毕业时，他有很多专业可以选择，物理、数学，但他选了计算机，就是希望和现实发生直接的关系。而那一年，中国正准备加入WTO，国企改革艰难地进行，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真正地进入市场经济中。

　　李开复没有说错，张亚勤的决定推倒了第一块骨牌。消息立即在美国 同行 中蔓延开来，一时间，到处都在半信半疑地相互询问：「怎么，连张亚勤也去啦？」身在美国加州惠普公司的张宏江得知这个消息时有些吃惊，「他在美国正如日中天」。两个月前一次学术会议上，张宏江听张亚勤提起回国的事，还提醒他：「你想清楚了。」张宏江考虑回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但一直缺少合适的机会，对中国研究院他有自己的犹豫：第一，这是不是盖茨给中国政府的一个政治「礼物」，只是闹着玩？第二，国内还有符合他们标准的愿意做研究的学生吗？现在，张亚勤回去了，并且来到他的家里邀请他一起去北京「把多媒体这块做到世界一流」，两个人喝光张宏江家的藏酒后，张宏江有些动心了。

　　张宏江幼年时曾随父母下放干校，是恢 复高 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把他们这群人形容为饥渴的一代，「我们还想做事，还想做很多事，或者是说70年代、80年代初那批大学生，大家的这种个人使命感，或者你要是说的通俗点，出人头地的这种想法，好像大家不是那么特别容易放弃啊。」

1999年3月，张宏江来北京做最后一次交流，吃午饭时，窗外的天突然暗了，沙尘暴来了，张宏江心里「咯噔」一下，临行前妻子让他多拍点北京的照片，小区的，学校的，医院的，回美国后他没敢告诉妻子这一幕。他迅速卖掉了美国的房子，尽管北京的公寓只有美国四分之一那么大，两个儿子睡在一个房间的上下铺里。「宏江，你想清楚没有，这不是遭罪嘛。」他的父母不明白。「两年以后我们就回去了，要是微软的股票再翻两倍的话，我们就发财回去了。」张宏江哄他们说。结果他在国内一直待到今天。

张亚勤加入研究院一个月后，李世鹏也买了回国的机票，他是张亚勤在Sonarff实验室的研究员，1998年圣诞节，像往年那样，几个华人朋友在张亚勤家聚会，「我回国了一趟，这次真是一个机会。」张亚勤说。他的决定直接影响了李世鹏：「留在美国，so what？美国的生活还是比较单调的，要折腾点事还是得去中国。」几个月后，张益肇也来了，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当时在硅谷一家创业公司，每天午饭，周围同事聊的都是股票、公司上市和房地产，「感觉上这个生活就是基本这样」，但在中国不一样，每天都会有新的变化。

到了1999年研究院举行成立一周年晚会的时候，已经有近20名科学家回国，确立了最初的几个研究中心，李开复的语音组，张宏江的多媒体组，沈向洋的图形图像组……晚会中，这些人全体起立，走上台唱起张明敏那首著名的《我的中国心》——这是七八十年代出国的大学生最有共鸣的一首歌，也是李开复仅会的几首中文歌曲之一。

在微软当时的公关经理尚笑莉回忆中，起初，这些IT男登台时还有些羞涩，后来他们开始随着音乐摆动着身体，越唱越大声。晚会结束时，这群大男人彼此拉着、揽着、相互扶持着往外走，那个画面令她至今回想起来都十分动容。

微软亚洲研究院早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