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的“接盘侠”：减持新规后大宗交易从业者的失眠一周

在繁盛时期，仅在上海，做大宗交易公司减持的公司就有近20家。有限的上市公司数量，旺盛的需求，再叠加扎堆的同业，往往意味着竞争的白热化。在李浩的印象中，有时一家上市公司的董秘会同时见上十几家甚至更多的资方。

　　 猝不及防的“接盘侠”

“端午节三天，我天天做噩梦。”

就李浩所从事的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而言，证监会方面规定，出让方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受让的股份。 

出让方和受让方的两头设卡，无疑给大宗交易以巨大冲击。 

但在李浩看来，最“严酷”的一条还在于对于受让方的规定，其所在公司通常是以97折-98折期间接手大股东所减持股份，“但是6个月不得转让，谁知道半年后市场行情会如何转变？” 

5月31日，端午节后首个工作日，也是首个交易日，李浩发现情况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糟糕，因为他迄今谈成的最大一笔“生意”泡汤了。 

端午节前不久，李浩刚刚敲定了一笔市值3000万元的大宗减持。前前后后忙活了几个月，眼看双方已经快签订合同，却因为“猝不及防”的新规没法继续下去。 

李浩满心懊恼，因为自入行以来，他此前做成的3单，总价值才是3000万元。沮丧的不止李浩一人，其所在部门有3位同事的3笔生意也通通夭折。 

“端午节三天，我天天做噩梦。”李浩向腾讯财经描述，其公司的负责人也同样焦虑，正在和其他资方的老板商量对策。

　　 昔日极度火爆的大股东减持通道

大宗减持火爆，有时一家上市公司的董秘会同时见上十几家甚至更多的资方。

李浩开始怀念减持活跃的2015年、2016年。 

在他印象中，这是他所在行业的繁荣时期。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A股重要股东减持金额累计达3609亿元，2015年更是创下5477亿元的高点。虽然2016年减持金额较2015年下降三成以上，但这一金额仍高于除2015年外的其他年份，为历史次高水平。按全年240 个交易日计算，重要股东日均套现金额达15亿元。 

在繁荣的市场行情下，大宗交易成为大股东主要的减持通道。2016年1月，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要求股东在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的总数不得超过总股本1%，但未对大宗交易减持做出限定。 

证监会发言人邓舸表示，大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两种方式进行的，占到了60%。 

交谈中总是以行业“菜鸟”自居的李浩，此前所做成的3单就完成于交易活跃的2016年。就他所了解到的，在繁盛时期，仅在上海，与其所在公司同类型的企业就有近20家。 

有限的上市公司数量，旺盛的需求再叠加扎堆的同业，往往意味着竞争的白热化。在李浩的印象中，有时一家上市公司的董秘会同时见上十几家甚至更多的资方。 

不仅不同公司，有时公司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同一部门往往相互配合，而不同部门之间就管不了那么多，谁抢过来算是谁的。” 

勤奋，人脉广，“不能太笨”，这些都是李浩总结做大宗交易所必备的素质。他习惯于将自己所做的工作和所扮演的角色比作销售。活跃于各类金融论坛，广撒名片，拓展人脉，后期向大股东推销减持方案——在李浩看来，这些和销售并没有什么不同。 

　　对于这一时期完成3单，共计3000万元市值的成绩，李浩还是觉得不够 满意 。因为这意味着他“连10万元都分不到”。 

2008年4月证监会发布的解禁新规，成为大宗交易平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配合解禁新规，交易所连发文件，从积极组织专场业务、鼓励申报合格投资者、相关费用优惠等角度，支持大宗交易发展。 

　　此后，大宗交易一度活跃，甚至出现“井喷”行情。腾讯财经通过 同花顺 ifind统计发现，2008年时，共有237家A股上市公司参与了大宗交易。2011年，这一数据已经蹿升至795家，成交量突破百亿股，成交额突破千亿元，均创下历史新高。2013年，参与大宗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首次破千家，达到1216家。2015年-2016年，参与大宗交易上市公司数量纪录再被打破，分别为1596家和1818家。 

2015年7月8日，为维护市场稳定，证监会出台18号令，对重要股东减持行为作出限制。从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但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A股重要股东（包括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及其亲属）减持金额累计仍达5477亿元，仍为历史最高点。 

　　期间， 兴业银行 （601166.SH）重要股东公司股东恒生银行年合计减持超19亿股，套现金额合计约310亿元，成为2015年沪深两市的“套现王”。恒生银行投资期限为11年，获利超300亿元，较最初的投资成本增长了8倍，赚得“盆满钵满”。

　　 生意惨淡：部门解散、变相裁员

“我的端午节和儿童节被过成了愚人节。”

但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李浩猜测，减持方付出更高折价，并提供承诺或签署对赌协议很可能是其中一个解决方案。 

　　出于工作需要，李浩活跃在上海各类金融群，为了“强化信心”，李浩在各个群内留言：“我方作为独立资方会继续我们的主营业务，按照国家政策来接盘，至于半年间利润亏损部分如何 操作 ，还在进一步讨论……” 

想要“强化信心”的还有李浩口中的竞争对手。一家上海同样主营大宗减持的公司人士则选择了群发微信消息：“新规对现行大宗冲击巨大，虽然早有风声，但未曾想这么快出且内容严苛。具体应对办法公司正在研究，请稍安勿躁。” 

尽管刻意给与他人信心，但李浩自己心中还是有些没底。郁闷的他在朋友圈中转发了一个段子：“那，有没有应对减持新规的办法呢？当然有，（持股）5%以上的股东可以离婚，财产分割到5%以下。和房子限购一样，目前多数政策对民政局来说都是利好……” 

6月1日上午上班时，李浩发现公司对于接下来如何应对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李浩安慰自己“这么棘手的问题，总是不会那么快的”。 

李浩还注意到，以往每天晚上，公司的公众号都会统计当日市场大宗交易的成交情况，但前一晚，公司公众号“罕见”地没有推送。 

到了下午，李浩听到了自己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公司的大宗交易部面临解散。公司方面给出的说法是，大宗交易部手头的客户要继续维护，如果做成其他业务——他所在的公司还兼作并购等业务，可以享受双倍提成。 

在李浩看来，不提供底薪，但是却让维护客户，这无异于“变相裁员”。尽管觉得非常不合理，但是部门内没有人向公司提出应该予以补偿。 

委屈又无奈，但“散伙饭”总是要吃。席间，李浩听同事聊到，前一天还在和公司一样“强化信心”的竞争对手，状况更加惨烈，由于业务结构单一且以大宗交易为主，目前竞争对手整个公司面临解散。 

而就李浩与同行交谈所了解，目前主营大宗减持的部门和公司面临解散的，远不止他所在的公司和竞争对手这两家。 

心情郁结的李浩发了一条朋友圈：“为什么我的端午节和儿童节被过成了愚人节。”朋友圈的结尾，李浩配上了三个大哭的表情。

　　 利益链条末端：

　　 一夜消失的商业模式

“如果还有机会，还是想做大宗。”

在他看来，以他为代表的“李浩们”事实上是处于大宗交易市场利益链条的末端。 

以其所完成的3单为例，3000万元市值的成交额，公司往往拿3个点的收益，也就是约为90万元。这部分收益还需要再剔除掉给券商、上市公司董秘和高管等中间人（这部分人介绍有减持需求的大股东），剩下的公司净利润的10%，才是李浩的收益。这也就意味着，3000万元的成交额，李浩所得不超过9万元。 

其中还需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是，有时市场行情不佳，以及股东提出特殊要求，出现折价的情况。此时公司的收益会压缩到2个点到3个点之间。 

尽管如此，让李浩感到羡慕的是，部门内工作近3年的“老司机”还是将近百万元的收益收入囊中。 

繁荣状况曾经给予李浩极大的信心。5月23日，李浩还发布了一条朋友圈：“定个小目标，先做他个20亿。” 

李浩那时认为，这个目标并非虚无缥缈。因为他已经有十几亿市值的“票”基本敲定，再加上2017年下半年将有一波解禁潮，如果市场行情好，必然会有大量的减持需求。 

但如今，昔日场景不再，“小目标”实现也基本无望。6月2日，李浩说，正准备去一家私募机构面试。 

他说，如果还有机会，他还是想做大宗，因为这是所有工作之中，最喜欢的一项。他隐约感觉到“自己的人生轨迹已经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