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我们》学会了退票？不，以前的我们就会了

2011年，刘若英出版了一本散文集《我的不完美》，当时上市两个月销量就突破了10万册。之所以写这本书，刘若英说是想诚实面对自己。

七年后，这本书中的一个故事《过年，回家》变成了电影《后来的我们》。影片上映前一天，刘若英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后来我会变成什么样，那个答案一直在变。但不变的就是，我一直很希望自己能够保有初衷，然后做一个诚实的人。”

但第二天，她导演的处女作就陷入“退票门”事件。如今，这部电影虽然破了12亿票房，而且未来还将在全球190个国家或地区的Netflix平台上线，但退票真相依然是谜。

如果说写作让刘若英学会了诚实面对自己，那电影《后来的我们》发生的退票事件让谁学会了造假？

　　事实上，退票现象并不是从《后来的我们》才开始出现，早在这之前，就已经存在类似“黄金锁票”等 操作 ，只是这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退票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关注。目前，国家电影局已介入调查，只是真相还需等待。

　　 一场风波

4月28日，安徽合肥一家影城的经理收到同事反馈，《后来的我们》出现了异常的退票现象。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影城经理赶紧开始排查各家店具体的退票情况。

这一天正是《后来的我们》首映，因为预售火爆，有91万人在猫眼上标记了想看，当天全国排片达到43.8%。而在合肥，有近八十家影院当天进行了排片。该影院经理告诉《中国企业家》，4月28日当天，共有大几千块钱的退票，主要来自于猫眼平台。

在山东，济南百丽宫影城经理董文欣也收到了领导的消息。在该影城公众号的一篇文章里，董文欣回忆了当天的情景：“当时领导在公司群里让大家查一查是否有异常的退票现象，说有大量影院的在线选座后台出现退票情况，多家影院的同一个品牌被退票4000余张。”

董文欣查完之后发现自家的退票率是正常的，但据她了解，“周边影城28日当晚退票率达到当日排片的15％。”

微博帐号“@电影票房”发出的截图显示，武汉所有万达影城共出现4342张退票，东莞的万达影城则有2800张退票。紧接着，猫眼发声明称平台疑似被恶意刷票并退票数量约38万张，涉及票房约1300万，占影片当日总票房2.8亿的4.6%。

但据拓普电影数据库数据显示，《后来的我们》累计退票达到78.77万张，退票率为8.40%；累计退票金额为2406.32万元，退票金额占比为7.79%。其中，三、四、五线城市的退票率最高，尤其东北地区的黑龙江，以11.73%的退票率高居第一，山东省紧随其后，退票金额为182.28万元。

而影院方面，横店院线旗下的张家界米高国际电影城退票数量最多，为1402张，退票率高达38.37%。《中国企业家》多次试图联系该影城经理，但截至发稿前，对方始终未予以证实、回复。

因为多数退票是通过猫眼电影购票后所退，再加上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是《后来的我们》的出品方，唯一发行方，被业内指称“嫌疑最大”。

5月3日下午，猫眼召开了一场媒体恳谈会，COO康利用了两个小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他认为这次退票比例虽然和以往数据相比偏高，但是属于市场自然反应，“猫眼娱乐在此事件中不存在任何不当行为。”

但这样的说法很难令媒体和业内信服，就在同一天下午，刘若英现身一场论坛活动，但她没有再回应退票风波，只表示：“现在希望的就是电影能够回归到电影。”

但如今的中国市场，电影早已和资本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而这背后的关联方，利益、矛盾互相纠葛，退票事件已经不单单只是一次矛盾突显。

　　 “黄金锁票”

这次被卷入退票风波的不只有猫眼，还有另一家票务平台淘票票，事件发生不久，淘票票也发了一则声明，称《后来的我们》上映首日在其平台退票率为9.16%，接近日常退票率的3倍。

因为和影片不是直接利益相关方，淘票票在这次事件中引起的质疑没有猫眼大，但背后却共同突显了网络票务平台、片方、院线之间的矛盾。

“这种事情以前就有，大家其实都这么玩儿”，一位从事电影工作十几年的行业人士告诉记者，网络票务平台上有个工具叫“黄金锁票”，当影院排场之后，系统就可以自动读取、买票，通常买的都是第一排边角之类的非黄金座位，这样既保证了不让影院撤场，也不会影响黄金座位的售卖。

此外，预售票房高，会让影院以为市场很火，继而增加排片，行业人士说：“这时候票务平台再锁票，等到电影临近上映时他们再统一把票退掉，这样没花钱，还增加了场次。”

另一位要求匿名的院线代表也证实了类似操作的存在，她进一步解释：“被锁的位置有一定时间限制，票务公司可以在影片上映前半小时取消锁位，钱会原路退回。”

除了票务公司，影院自己也会锁位，他们一般会把黄金位置预留给会员或者现场购票观众。

该院线代表透露，如果为了让影院正常排片，锁三四个位置，一般影院也会正常放映。当看到上座率好，说明预售票理想，影院会继续增加预排片。但如果排片增加之后，发现临近影片上映时，锁位却被取消了，“那就是坑影院了。”

院线代表认为这次事件属于“恶意退票，适逢假期，院线都束手无策。”事实上，这次损失最大的也是影院，被退的位置来不及再次售卖，已排的场次也无法取消。

　　据拓普电影数据库数据显示，这次退票事件中，万达电影、大地影院和星美影院三家影投公司的退票数量最多，分别为11.56万张、9万 张和 3万张。但目前，还没有看到几家院线就此发表公开声明。

去年，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就曾爆出粉丝“锁场”，为的就是增加排片。事实上，片方、发行方、院线之前都有过各种造假经历，偷票房、买票房、返点、“幽灵场”等五花八门，幕后玩家也经历过不同组合、切换。但这次退票风波因为规模大，涉及到不同环节的利益方，也导致事件进一步扩大化。

　　 行业垄断

猫眼娱乐COO康利这几天听到最多的一种说法就是“猫眼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因为作为票务平台，他们不仅参与到宣发，还同时提供第三方数据服务。

康利解释了猫眼为何要参与出品、发行的逻辑：“在一个商业环境里，我们考虑做不做一个业务，取决于能不能在这个环节上创造核心价值，能不能提供比原来可能更好一些的产品和服务。”

　　淘票票也是如此，4月19日，淘票票总裁 李捷 还宣布推出“灯塔”平台，为电影片方和宣发公司服务。

　　根据易观数据显示，2017年第4季度由淘票票、猫眼电影参与出品、发行的影片数分别为16例和6例。此外，在当季，猫眼微影、淘票票分别以51.87%、37.74%的份额位列 中国电影 在线票务市场的前两位。

在2018年春节档，就有数据显示90%的观众是线上购票，当票务平台在渠道上占据绝对优势时，院线的话语权也就相对削弱了。

票务平台涉足制作、发行，除了核心价值的考量，还有出于利润的需求。如果只做票务服务，那电影票的油水实在是不大，但是参与到制作、发行等产业链上游，那盈利空间就会大得多。

因此又回到了最基本的问题——中国电影的产业结构还不够成熟完善。康利也承认，在目前的商业环境里，大家利用各自优势，去自主进行业务发展，“我觉得是会存在的，也是正常的。”

但产业结构不完善，并不能成为各方造假的理由。2017年3月，《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对于电影拍摄流程、国产片放映时间以及打击票房瞒报现象等方面都做了规定。但对于市场来说，显然还需要更多法治的约束。

长远来看，比起出现更多“十亿票房”和“十亿导演”，可能真相和公平竞争对我们来说要更迫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