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他跑去朝鲜，跟金正恩的爷爷“做生意”……

　　 一

       1991年的一天，豪情万丈的黄鸿年突发奇想：到朝鲜去见见 金日 成，探一探朝鲜会不会效仿中国搞改革开放，甚至是去说服说服他。

　　当时，黄鸿年正在中国如火如荼地推进声势浩大的“国企改制”行动，他带领的“中策”，在李嘉诚的和黄集团、美国 摩根士丹利 、日本伊藤忠商社的助力下，三下五除二就成为了国企改革和资本运作的排头兵。

黄鸿年崇尚通过资本运作产业。他说：“自己投资搞企业，从买地、建厂到出产品，要做太多繁琐的事，我没这兴趣，也没这个精力。”

他还有句名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可买寸光阴，收购就是“寸金”购买“寸光阴”。“他辛辛苦苦一辈子，我可能几个晚上就拿过来了。”

收购、整并，然后打包上市，也是他参与中国国企改革的主要手段。

挺进内地之后，黄鸿年接连创造了一个晚上收购一个城市所有国有企业，一次性收购大连101家国有企业，以及“市长要求所有赴宴官员随身带上公章当场盖章，我也当场打电话给银行，第二天一早就将资金到账”的国企收购新纪录。

不到两年，“中策”就在内地设立了200多家合资企业，总投资超过百亿人民币。在当时，100亿是个天文数字，其收购涉足行业之多，跨越地区之广，以及一次性买断几十上百家企业的大手笔，在全国乃至世界也都史无前例。

与此同时，黄鸿年还大手笔推进企业改造并将改造之后的企业上市。

1993年7月1日，“中策”将在国内收购的橡胶和轮胎企业打包，于百慕大注册为“中国轮胎公司”并成功在美国纽约上市；

紧接着，他又将“中策”在北京、杭州及烟台等地的多家啤酒厂打包，于百慕大注册为“中国啤酒控股公司”，在加拿大多伦多成功上市。

　　当时，地方政府普遍把国有企业当成包袱，把出售国有企业改制成合资企业当成政绩，而且对51%还是49%这个事关控股权的要害也缺乏认识，以为也就是2个 百分点 的事……

这给黄鸿年的收购提供了极大支持，推动他不断把收购计划做大，大到自己都后怕，大到后来引起中央政府的警惕并出手对其说“不”，也让他的很多收购都前功尽弃。

但在当时那个环境，被时代洪流推着走的黄鸿年雄姿英发，大有“世界就在手中”之感，也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与兴奋。

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他燃起了创造更大历史的雄心和构想。其中一个便是：

到朝鲜去。

他的算盘是，如果朝鲜也搞改革开放，他要跟金日成主席做做生意，复制自己在中国的经验模式，帮助朝鲜企业走向世界……

甚至，他还希望说服朝鲜搞改革开放。

        二

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这当然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但历史往往不都是由疯狂的想法推动的吗？

黄鸿年决定把想法变成现实。

至少要去试一试！

最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可以跟朝鲜有共同语言，因为他已经跟朝鲜的老大哥有足够的共同语言，而且合作很甜蜜。

　　黄鸿年出身豪门，他的父亲 黄奕 聪曾是印尼首富，其家族至今是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大财团。

　　他们家在中国投资的 金光纸业 APP（中国），总资产超过1200亿人民币，是中国最大生活用纸，也是全球最大铜版纸企业。早年的上海威斯汀中心，去年落成的北外滩地标——金光中心（白玉兰广场）也都是他们的产业。

但黄鸿年的故事跟这些关系不大，他的故事是由他自己自由自在又独立撰写的。

从小任性，“行侠仗义”，惹事生非的黄鸿年，12岁就被父亲以一句“我管不住你，让毛主席来管你”，扔到中国接受教育。

此后，他历经“上山下乡” “入党” “入党不成” “大串联”等等历练，“文革”中实在受不了了，才取道香港回印尼。

黄鸿年也是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与生活的人。他天马行空，浪漫天真，任性劲儿上来，有点天王老子也管不住的意思。但他基本不为难别人，也不为难自己，总是一副认真又不Care，努力但又得过就且过的样子。

父亲送他过来，是直接写信给周总理请求安排，“文革”还能到北京饭店“开洋荤”；成分不好不能跟喜欢的妹子谈恋爱，就写信给周总理“安排我回去”的他，也有笑傲江湖的资本。

黄鸿年的父亲从一个倒卖椰产的小贩成为一国首富，对下一代的管教非常严格，并曾制定一个飞机不能坐头等舱的家规。

其他人都老老实实遵守，但黄鸿年破了这规矩。那天，他刚刚坐进头等舱，就看到父亲扛着包向自己走来，向经济舱走去。

他正想解释，但父亲白他一眼，没搭理。

按常理，一顿臭骂和按家法严惩是少不了啦。但黄鸿年下飞机后，只是嬉皮笑脸地对着面带愠色的父亲说了一句话，就一言暖三冬了：

“你不坐头等舱我坐头等舱，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爸爸比你爸爸有钱。”

“毛主席教育”的10年，让黄鸿年对中国有了深刻的了解和理解，放大了他的勇气和格局，也为他后来在中国的商业运作打下基础。

刚回印尼时，黄奕聪担心黄鸿年被“文革”弄傻了，安排他在香港学打字、学英语，但熟悉毛主席语录的黄鸿年兴趣缺缺，甩下一句“我天生就不是做具体工作的”，就回印尼找父亲要了一个工厂来自己管理，还管出了效益。

他不懂具体业务，他也不管具体业务。

“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以几倍的价格请到一个日本经理，换了原来的经理来帮我，目标责任制。”

一年时间，他们赚到了几千万。

因为“天生不是做具体工作的人”，黄鸿年在家族干得很不愉快，主要是跟父亲不对付，“一山难容二虎”。憋了一段之后，他干脆“离家出走”，跑到新加坡，不几年的功夫，就折腾成了新加坡最令老一辈生畏的“后生”。

不做具体工作的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做宏观工作的新办法——收购公司，收购对象往往就是老一辈辛辛苦苦一辈子建立起来的事业。

而且，他的行动快、准、狠。

其中，最经典的案例就是他联合李光耀的弟弟李金耀，用一个生产洗衣粉的上市公司，鲸吞了当时新加坡最大的商业地产企业——新加坡置地，创下当时新加坡史上的最大企业收购纪录，并组建了新加坡最大的地产企业。

当他告别新加坡来到中国，在中国的10年则成为他继续把收购事业做大做强的大资本。

当时的改革还是摸石头，很多都是禁区。中国的领导跟他谈政策，谈理论，他甚至比这些领导还熟悉。你还刚说上句，他就能接下句，最后还能总结：“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他说，交朋友有三项基础：共同的志趣，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认知。到了中国，这些都是他的强项，而且能随时发挥，出神入化。

　　他跟很多地方领导是 同代人 ，还都上过山，下过乡，当过“红卫兵”，开口闭口就是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去卡拉OK，有些领导照顾他是个华侨，点邓丽君的《甜蜜蜜》，而他高声吟唱的却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红星照我去战斗》。

1970年离开中国时，一度被点燃“革命”热情，但却在“文革”中被彻底浇灭梦想的黄鸿年，曾深深为10年的“荒度时日，浪费青春”而遗憾。而再次到中国后，他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觉得那10年，是一个无形的宝贵资产。”

　　朝鲜不是中国的小弟弟吗？带着中国的经验和 智慧 ，黄鸿年决定：

到朝鲜去。

        三

多番努力后，黄鸿年踏上了平壤的土地。

虽然此前已有足够沟通，接待他的朝鲜外交部礼宾司官员依然非常紧张。

“他们问我，见到金日成主席时该怎样称呼？紧接着教训我，要称呼伟大领袖并祝愿他老人家万寿无疆。”黄鸿年的回答则是：

“请放心，这些已早就融化在我的血液中了。”

金日成亲自接待了黄鸿年，还跟他共进了午餐。黄鸿年回忆，两个多小时里，“伟大领袖十分健谈，神采奕奕，非常慈祥。”

虽然现场气氛并不轻松，尤其陪同的人，随时都担心有意外发生，但黄鸿年依然小心翼翼地把握机会，把话题往他想要的方向转。

这样的机会，通常都从赞美开始。

黄鸿年当然精于此道。他向金日成表示：“您给我的印象是慈父般的领袖，但外界的舆论却评价您像一个暴君似的独裁统治者，外界对您和您的国家太不了解了，是否能够进一步对外开放旅游，让人家多来看看。”

　　听到暴君似的独裁统治者， 周围 的人吓死了，但气氛很快就愉快了。

“金主席表示赞许，并当场指示总理和有关部门要积极促进和发展旅游事业。”

然后，黄鸿年把对外开放旅游的话题升了级，向金日成推销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既试探伟大领袖的态度，也希望向伟大领袖建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值得研究研究，学习学习。

但金日成的反应令他失望。

“当我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时，他避开了改革开放这四个字，自始至终不提改革开放，只强调了四个愿望，即‘四有’。”

黄鸿年回忆，他记得很清楚，金日成谈到这里，还特意提高了嗓门：

“金主席说，‘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做到有白米饭吃，有肉汤喝，有绸缎穿，有瓦房住。’”

       四

感到天儿要被聊死的黄鸿年及时终止了讨论，然后，金日成一如既往地批评起了美国：

“有一位朝侨从德国回来看望我，他说美国是一个强盗的世界。在高速公路持枪打劫，如果身上没有五百美元就被打死了；在纽约，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乞丐；美国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

听完谴责，黄鸿年把天聊到了更紧张的层次。

“我回答道：金主席，您的朋友说的是事实，但那只是片面的，我们常说，要知己知彼，要了解敌人。美帝国主义有不公平的一面，亦有阴暗的一面，但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和工业最发达、军事和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已故领袖毛泽东从未到过美国等西方国家，被认为是一大遗憾，建议金主席有机会到美国去看一看。”

听完黄鸿年的话，金日成直直地盯着他，半天没有说出一个字。陪同在场的朝鲜总理和几个部长都吓得脸色铁青……

沉默后的金日成淡淡地笑了笑：“我同意你的观点，有机会的话，也想去美国访问。”

后来，黄鸿年才知道，两小时里，他至少给自己创造了三次可被杀头的机会。“在很多朝鲜官员印象中，当面顶撞伟大领袖都是要杀头的。”

但金日成不但没有杀他，而且全程很愉快。

“没想到伟大领袖还跟我干了三杯茅台酒，并且在我离开平壤以前，派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专程送来三箱水果和一个精致的银器花瓶，据说这是最高的外交礼遇。”

提到茅台，让我们机智地插播一个作品小广告

这也让黄鸿年对朝鲜的看法有了很多改变。

因为对威权的畏惧，以及一层盯一层，一层严过一层的统治，人们印象和传闻中的金日成并不是真正的金日成。

而晚年的金日成也已经是被“蒙蔽”了的人。

“朝鲜朋友还向我解释，要尽量避免给伟大领袖增加烦恼，让他老人家可以安享晚年。”

“一些不好的消息尽可能不要让他知道，由我们处理就可以了。”

黄鸿年说，走出平壤，他由衷地体会到——金日成的晚年，“同许多其他当政时间太长的领袖一样，完全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

“周围的人只报喜不抱忧，难以听到真话，许多决策往往只是根据一些片面的情况汇报，这是非常不幸的。”

甚至，黄鸿年认为，包括宁“要核子”而不要“裤子”，也不一定是老人家的本意。

不久，金日成在朝鲜去世。

曾经在香港媒体以“两报一刊”为笔名发表大量文章的黄鸿年，还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并署真名发表。

标题是：万寿无疆的结束。

开头两句话，就是社会主义人民非常熟悉的：

列宁说过：“领袖是暂时的，人民是永恒的。”毛泽东也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黄鸿年曾一度相信朝鲜会在第二代手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在他看来，“权力和财富可以传承，然而，人民对领袖的崇敬和拥护却不能简单地转移给下一代，更不能自然地传下去。”

他认为，朝鲜的新领袖必须寻找到让人们崇敬和拥护的新理由。这个理由应该就是改革开放，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而不是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穷兵黩武。

但现实，总让人意外，也超出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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