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之后放得下,放下之后拿得起,这位创始人两度辞任上市公司CEO
在携程的多事之秋,采访到梁建章并不容易,除非你想聊的是人口学问题。
携程目前是中国在线旅游行业的绝对老大,市值240多亿美元,是仅次于阿里、百度、京东、网易、微博的第六大在美股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作为这样一家巨头公司的掌舵人,梁建章有点“另类”——他的人生理想似乎并不只满足于商界。
19年前,梁建章联合 季琦 、 沈南鹏 、范敏创立了携程;2003年,携程在大洋彼岸的纳斯达克上市;2006年,梁建章辞任CEO、奔赴斯坦福研究人口学并呼吁放开二胎;2013年,携程危难之际,梁建章回归重任CEO,被业界称为“二次创业”,将艺龙和 去哪儿 等主要对手纳入麾下;2016年11月,梁建章又一次卸任CEO,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人口学、城市创新等公共政策研究领域。
你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位两度辞任CEO的上市公司创始人,第一次离开,业界评价他“ 拿起之后放得下 ”,重回携程二次创业之后,业界对他的评价又多了后半句,“ 放下之后拿得起 ”。
作为从小就被公认的天才少年, 梁建章是自信的,这股自信既适用于他自己,也适用于携程这家公司 。《风眼》问梁建章,“有没有想过,携程有机会通过多元化成为另外一个BAT体量的公司?”他说:“ 我们不用多元化就可以成为像BAT那样的公司。 ”
和不断进攻他人领地的美团、头条、滴滴等新独角兽不同,梁建章推崇业务的专注主义,在他眼中,全球化是一家企业在业务上专注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公司应该把自己的创新、模式做到全球去,这个会更有生命力。这跟多元化不一样, 你到另一个行业,肯定会摊薄你在原来行业的精力。 ”
梁建章关注携程的全球化,而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人口等社会问题的大声疾呼上。除了最为迫切的人口危机,梁建章认为——中国还面临医疗、教育、污染问题,这些由人口问题衍生出的社会问题,都亟需深入研究才能找到解决方法。
身兼两种身份的梁建章,给中国互联网的企业家们竖立了新的榜样——一种既可以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又可以对社会使命努力追求的榜样。
人口学专家与城市创新
尽管2016年初我国已经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但在梁建章的观察中,由于高房价、教育制度和女性职场的高参与度,“在中国生小孩的痛苦指数是世界上最高的”,因此二胎政策的放开并没有带来生育 高峰 。
梁建章多次呼吁政策上给予抚养小孩更多的支持,最根本的就是国家花最大决心去提供直接的现金支持,同时采取免税政策。梁建章告诉《风眼》,“随着年轻人群的一点点减少,整个人口形势会越来越严峻。”
梁建章如今多以人口学专家的身份频频出现在大众面前,他通过发微博、写专栏、出书等各种形式为人口问题的紧迫性摇旗呐喊。既是人口学家,又是企业家,梁建章评价自己双重角色的优势,“ 能够从行业发展、创新的角度来看人口对于经济的影响,我的研究会更加深入。 ”
谈论起从做企业到研究人口的相通之处,梁建章向《风眼》表示,“政策的变化肯定还要很长时间,做企业就非常立竿见影,不过两者还是有相通的地方——比如大企业可以尝试更多的东西,但战略一定要非常坚定或者有前瞻性,要有数据、行业分析;管理人才上,怎样吸引到最好的人才,人力制度怎样能最优得让好的人才冒出来——两者可以互相借鉴。”
梁建章从企业家向人口学家身份的逐渐转变,起源于12年前。
2003年底携程赴美上市,梁建章认为当时自己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将携程做大10倍”。3年时间过去,携程的内外部环境渐趋成熟稳定,梁建章曾评价当时的携程“拿着望远镜也找不到对手”,随着个人工作的常态化,梁建章的内心也开始渴望一些新东西,他开始思考自己还能再干点什么,再学点什么,再研究点什么。
到了2006年,创立携程7年后,梁建章毅然决定辞任CEO奔赴斯坦福攻读博士,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他开始以学者身份指出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并为“放开二胎政策”而摇旗呐喊。
2012年,梁建章联合茅于轼、 许小年 、 陈志武 等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共同发起一份签署建议书,呼吁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终于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国家宣布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这其中梁建章也遇到过误解,他告诉《风眼》,很多人对人口数据不太清楚,他们还存在“中国人多”,“中国农村还生很多小孩”这样的误解,这些都需要一段说服、教育的过程。
今年两会,国务院机构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梁建章认为,“这预示着人口政策的重大转变。”他紧接着在3月13日发表名为《人口政策改革的下一步方向》的专栏文章,指出要全面放开生育,并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
专注主义与多元化
4月1日愚人节一过,一桩桩收购案就接踵而来,阿里全资收购 饿了么 的靴子刚刚落地,第二天晚上召开的摩拜董事会上,股东们最终投票决定将这家共享经济明星独角兽卖给美团。
“创新的源头还是来自于小公司。”《风眼》问及当巨头公司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是否会抑制行业创新时,梁建章持乐观态度,“基本上现在的互联网时代, 平台级的创新已经过去了,而在垂直、细分领域还有很多创新机会 ,旅游行业也是这样。大公司愿意去收购,那肯定不会抑制创新,但如果是小公司做了什么巨头就去做,把你打死,那可能会抑制创新。”
今天的携程拥有3万多名员工,这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大象。
为了防止公司内部的管理效率低下和创新力的缺失,梁建章告诉《风眼》,他在携程内部进行了更多的分权,这一机制无论是从激励方式还是权利分配, 都让公司的每个小部门像一家创业公司,拥有充分的自主权 ,公司要做的就是平衡好效率和一致性,比如在品牌和服务这些必要的方面保持统一的调性和标准。
在保持自身创新的同时携程也在积极地对外投资,携程CEO 孙洁 此前在接受凤凰网科技的采访中表示,携程对于投资目标的选择非常谨慎,一般会遵循三个标准:首先跟携程业务紧密联系;其次,它是业内数一数二的公司;第三,携程希望在正确的时候介入。
当下,美团与滴滴的战争正酣。王兴创立的美团,这家经过千团大战洗礼的最终胜者,因为王兴著名的“无边界”论,接下来或许将承受来自阿里、携程和滴滴全部的炮火。
早在去年6月21日,美团王兴谈到企业的边界问题时说,“万物是没有简单边界的,所以我不认为要给自己设限。在科技变革的前半段,因为风险非常大,所以需要用小团队去探索。但到了后半段,红利变小,整合成为了释放红利的方式,这时候多业务的公司会比单一业务公司更有优势。”
2天后,梁建章撰文反驳称,他认为市场越大产业的分工就会越细,而潜在市场更大的全球市场,企业的专业化程度也会更高,而专业化有利于创新。
在与《风眼》的对话中,梁建章表示,“ 我们不做多元化就有可能成为像BAT的公司。旅游这个行业不同于电商行业,它虽然不是爆发型,但全球旅游的收入还是非常稳定地增长。 ”
梁建章推崇业务的专注主义,在他眼中,全球化是一家企业在业务上专注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公司应该把自己的创新、模式做到全球去,这个会更有生命力。这跟多元化不一样,你到另一个行业,肯定会摊薄你在原来行业的精力。”
2017年是携程积极走出去的一年,在刚刚过去的携程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上,梁建章总结称,“我们的目标是在五年之内,将携程国际业务收入占比提高到40%~50%。”
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4月3日,携程宣布旗下的携程专车正式获得网约车牌照——携程专车从2015年开始搭建平台,引入了多家网约车品牌,而在3年后,携程终于正式推出自营的专车服务——在美团打车和滴滴打得正酣之时,携程也高调宣布要参与到当下水深火热的打车大战中。
多元和专注或许并非全然对立,尤其对于携程来说,网约车和机票、酒店、旅游一样,本来就是用户出行链条上的某个环节。不过,老道而理想的梁建章,和生猛且无畏的王兴相遇,究竟会擦出什么火花,还需静观其变。
天才少年与侠之大者
梁建章从小就是计算机神童,13岁时他开发出一款可以辅助写诗的 程序 ,一举获得第一届全国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金奖,人称“电脑小诗人”,15岁梁建章考入复旦大学第一届少年班,一年后又考取美国 乔治 亚理工学院,仅用4年就拿到了其他人要用7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硕士学位,那年梁建章才20岁。
少年成名与高智商让梁建章向来自信。
这种自信让他深谙自己的优点,他向《风眼》谈起自己的优点,“想得比较深入和长远,能够比较专注、坚持得去做一件事。” 而对于自己的缺点,梁建章是模糊的,他对着《风眼》的镜头思考了几秒钟 ,“不知道,可能顾不上其他的一些新东西和机会。”
梁建章在很久之前买过一些比特币,他当时认为比特币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唯一的问题就是政府是不愿意放弃铸币权,所以比特币跟政府之间总会有一定的对立。而在比特币之外的区块链运用上,梁建章相对谨慎,他对《风眼》称,“我认为现在还没找到一个非常实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口政策的优化是一件相当长远的事,梁建章坦言自己“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做这件事”。他曾经设计过一幅国画,在那幅朋友一同郊游的国画中,道路崎岖,但每经过一段崎岖的路就会有一处风景,而且风 景一 处比一处美,最上面的风景同时也是最美好的。
在当年的携程四君子(携程的四位创始人)里,如果说季琦有激情、沈南鹏精于推动投资、范敏善于经营,那么 属于梁建章的标签就是理性,他喜欢用数字说话,且眼光长远 。
和大多数的创业者不同,梁建章没有想过未来希望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他觉得不管是在企业还是政策影响方面,还有很多实际的事情要做。
他也很少感受到焦虑,看到企业面临的诸多机会,看到人口政策当下的不到位,梁建章的精神都会为之提振,觉得自己应该赶快去把这些事情做好。
人口学家和企业家, 双面梁建章给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除了合并、出售、倒闭、转做投资之外,原来还可以将关注的视角放到如此之大,甚至心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