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我看不起中兴的侯为贵

最近看中兴员工跳楼的新闻，刀哥就在想：

要是侯为贵还掌权的话，这件事，估计就不会发生了！

　　有他在，中兴的离职沟通，绝对会更 温和 一些！

可话说回来，要不是他，中兴估计也落不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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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华为老大哥，

　　逼着 任正非 狂奔！

如今，华为的营收是中兴的6倍，放在30年前，这个数据，是要倒过来的。

　　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航天691厂技术科长、技术专家的侯为贵，被派到深圳，做起了电子表、电子琴的加工业务，一年就赚了35万元，这就是最初的 中兴通讯 。第二年，他用做贸易挣来的钱成立研发小组，专攻交换机领域，3年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到1992年，中兴合同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就此，中兴进入通信领域，并一发不可收拾。

就在侯为贵专心研制交换机时，转业军人任正非乘上了南下深圳的列车。1988年，他和几个人合伙凑了10万元，在一栋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最初代理了香港一家公司的用户交换机产品，开始走上销售电信设备的路子。

经过两年的积累，华为在沿海区域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网络，任正非也开始做研发，推出了自己生产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同城创业的两人，惺惺相惜，还多次聚在一起，讨论民族通讯崛起的道路。

但商场哪有永远的朋友？

1996年，侯为贵决定突破原来产品结构上的单一性，向多元化领域扩展；凑巧的是，任正非也在同一年为华为制定了发展计划。两家在产品结构上，至少有70%是重合的。

随即，双方开始紧锣密鼓地排兵布阵。任正非靠极具攻击性的销售团队，四处出击，争夺市场；而侯为贵则使出价格利器，用低价俘获人心。

同城兄弟头一回有了针锋相对的苗头！是继续各自为战，还是直接撕破脸皮兵刃相见？

任正非选择了出手！

1998年，华为在湖南、河南项目的投标书中，加入了打击中兴的内容。第二天，中兴开始反击，如法炮制。结果，中兴赢得了订单。

任正非不甘示弱，随后在法院起诉中兴，指责对方作引人误解的对比。很快，侯为贵便以相同的理由状告华为。双方的关系剑拔弩张。

以侯为贵的性格，他不太愿意大动干戈。据说，华为刚开始告中兴时，他一直想不通对方为什么要起诉。后来，随着竞争不断加剧，他也就慢慢习惯了。

在这场“中华”大战中，中兴赢得了更多赔偿，而华为则赢得了更多市场。

从1998年到2000年，中兴年销售额从41亿元仅增至102亿元，而华为年销售额则从89亿元增至220亿元，一举奠定自己的王者地位。

结下了梁子的“中华”，在此后的15年里，时常贴身肉搏，从国内打到国外。

竞争最激烈时，半路截住对方投标人员的事情时有发生，双方员工以各种外号来“互骂”。例如，华为员工称中兴为26，暗喻对方是二流企业，中兴员工则称华为是28，比26还2。

打的激烈，差距也越拉越大，2016年华为营收是6000亿元，中兴只有1000亿。

随着营收差距拉大，任正非看不起侯为贵的言论甚嚣尘上。

缠斗 15年，任正非恨他不难理解，可看不起他，又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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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看不起”侯为贵的

三个理由！

任正非跟侯为贵，同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两人在很多事情上，有共通性！

例如和任正非一样，侯为贵在生活中也非常节俭，常年穿一件“土里土气”的夹克，出差也一切从简，只坐经济舱，不住豪华间，经常还自己带锅去酒店熬粥。

但两人在经营企业上，处事风格截然不同。

当惯学霸、做过老师的侯为贵，一直喜欢四平八稳的处事风格，也很少有过激行为，做事永远不紧不慢。

有一次，网络事业部在南京开会，负责人请他去讲话。不巧赶上飞机晚点，晚上7点的航班，到11点还没起飞。侯为贵也不着急，一个人坐在候机厅里看书。后来，还是负责人觉得太晚了，打电话让他回去，他才回去。

经营企业，他也讲中庸之道。

在侯为贵看来，如果领导者只考虑五年以后怎么样，现在就要赔着做五年，这肯定不行。这种事做多了，企业就活不下去了，能掌握好公司的长期战略发展和当期经营的平衡，就是个比较好的经营者。

而任正非是典型的狼性进攻风格，双方创始人不同的经营理念，导致两家多次选择不同！

首先是花钱的方向。前十年，两家的营收基本在同一水平上，相差不过20亿。

但是从2004年以后，中兴与华为的差距越来越大，从1.5倍到2倍再到2.5倍……

因为两家花钱的方向完全不对了！

2004年前后，中兴靠小灵通的爆发，产生了不错的业绩，但它更加务实，重视现金流。而华为跑去拼未来了，变得更加重视技术研发投入。

“给的钱多了，不是人才的也变成了人才！”砸钱的华为，很快搞定了WCDMA！

后来的中华酷联时期，中兴也是走保守的价格战路线，而华为则砸钱搞研发。

其次，判断价值的方向。

中兴前任总裁是南京邮电学院老师，身上的书卷气很浓。因为CDMA技术要求更高，所以他强推研究CDMA。

　　但好技术在商业上却不一定能成功。最简单的例子是 摩托罗拉 的依星计划，它计划发射28颗卫星，就再也不用布网了，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成本太高了。

后来果不其然，CDMA的授权费各方面成本都很高，没法进行大规模普及，后来被高通也放弃了，而WCDMA专利分散，方便大家形成交叉专利，很快成本就能降下来，华为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最后，还有投资布局。

军旅生涯在任正非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他也把很强的军人气质植入到华为当中，无论建立是张牙舞爪进攻性极强的销售团队，还是赌赛道，他只求快求狠，绝不求稳！

为了让这批一线战士心甘情愿地不惜一切代价抢夺市场，任正非制定了一系列颇具吸引力的激励机制，传闻其提成比例就高于行业平均水准5个点左右。

侯为贵绝对做不到这一点，他不喜欢高狼性销售那一套，钟意更稳妥的经营之道，就连投资，也是走的非常安全：

“我跟踪了很多东西，一看到这个机会非常大，我就发力，一看到机会不大，渐渐就放弃了。”

“作为公司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不能只顾当期利润而忽略长期发展。”

温和的中兴，在跟华为漫长撕逼战里，也不是没有赢过，小灵通、CDMA，以及早期的中华酷联，都赚的盆满钵满！

但最后，这些优势，不是被时代抛弃，就是被华为超越！

3

员工离职中兴后，

竟这样说……

侯为贵无疑是个好人，对员工也极其温和，在中兴的历史上，侯为贵一共只免过三位高管，其中有两位还被送到美国去学习。回国后，侯为贵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工作。

他对下属也很亲切，和员工沟通，从来不居高临下，更多是一种咨询式的交流：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只要不违反规定，什么都可以谈。

2016侯为贵退休时，说，“我留给中兴最有价值的并不是账面上的财富，而是经过多年沉淀、并得到全体员工认可的一种企业文化。”

可离职的员工，却在微博上说：

离开华为的的往往念华为的好，离开中兴的，往往只记得中性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