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他是江阴县“盖茨比” 缔造了中国第一家海外上市公司，却在事业巅峰被全球通缉
2001年，仰融在一次员工大会上说，“到2010年销售100万辆汽车，有200亿利润。2010年我要在 华晨 培养100个亿万富翁、100个百万富翁，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2010年前就下台！”
仰融讲这话的底气来自于这样的事实：1991年，他控股了一家陷入困境的国企——沈阳金杯，仅一年后，他就将其以“ 华晨 汽车”之名，带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开创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第一案，引爆华尔街。此后，他更在汽车领域全面布局，牵手国际汽车巨头，将华晨打造成在国内排名第四的车企，还造出被誉为“中华第一车”的中华轿车，一时风光无二。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如日中天的企业家，却在2002年突然被辽宁省政府扫地出门，并被全球通缉，从此流落美国。这之后，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手缔造的“第四汽”，被继任者们搞到巨亏，甚至将被出售。在美国期间，仰融皈依了基督教，似乎只 有信 仰才能让他看淡过往。
江阴县的“盖茨比”
仰融的一生都是谜，这个谜首先从他的身世开始——
没有人能确切无疑地断定他是哪里人，出生于什么家庭，早期有过什么经历，原名是不是叫“仰融”，以及是不是姓“仰”。
在仰融自己的讲述中，他是安徽人，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次进手术室，奇迹般没有残疾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开始既珍惜又藐视生命。”
这个故事在20世纪90年代被媒体传播得很广，不过很多媒体后来又表示不予采信，因为有人称仰融当年不在越南，而在江苏江阴的北国镇，跟一个漂亮女人在一起，看上去像一个暴发户。
后来，有研究者勾勒出一个大体可信的故事：仰融原名仰勇，1957年出生于一个大家庭，有兄弟姐妹，家境不是很好。他从小很聪明，到处捣蛋，但不爱学习，上完初中就不上了。这之后，他进入北国镇一家饭店，从跑堂、帮工做起，慢慢学会厨艺，后又跳槽到江阴县的一家大饭店。
彼时，仰融留给朋友们最大的印象是豪气。据说，他曾招待朋友们到饭店吃饭，亲自下厨，做的是店里极名贵红烧鲥鱼，事后险些被老板辞退。
改革开放之后，仰融就不做厨子了，改行做生意。他先在江阴县开了一家小商店，没多久又跑到一家外贸公司做推销员。有一阵子，他从江阴消失了，当他再次出现时，人们发现他已是一幅暴发户的打扮。
这之后，他就成了县上的名人，县里流传着关于他“暴富”的各种传说，而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一种可靠的推测是，仰融当时投靠了体制内的一位神秘人物，双方利用“价格双轨制”获利，仰融则是那个马前卒。后来他们还涉足贷款业务，从银行和一些部门获取贷款，然后转贷给江阴县的企业，赚取利息差。
不过做这种生意风险很大，国家当时正大力整顿价格双轨制，严厉打击相关“经济犯罪”。据说，仰融在警方的一次夜间行动中被捕，被捕时身上只穿着内裤。
有研究者称，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所以仰融才极力否认自己是江阴人，并将名字从“仰勇”改为“仰融”。
以上说法若属实，仰融就是一个“盖茨比”式的人物——
一个小人物拼命抹去与过往有关的一切痕迹，开始为自己构建一个“了不起”的故事。
“我要把五星红旗插在这个地面上”
运作沈阳金杯赴美上市，是仰融做的第一件“了不起”的事，他一亮相就名震寰宇。
1989年秋，仰融离开了江阴，带着400万元去上海炒股。这400万元据说来自他哥哥仰瀚名下的公司，是一笔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获得的融资。当时的股市是冒险者的乐园，管金生（点击阅读：7分47秒，他从昔日“教父”变成经济罪犯）、朱焕良（点击阅读：一个文人，却把400多家金融机构都忽悠了）等人利用市场早期的混乱转眼富贵，仰融也跟着有样学样，赚了不少钱。
有钱之后，仰融开始像盖茨比一样包装自己，他租下上海东湖宾馆一幢法式花园别墅，开始结交权贵。其间，他结识了一位影响其人生走向的重要人物——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 徐文 通。
徐文 通是江苏启东人，与仰融算半个老乡，当时是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同时担 任华 银的老总。徐文通很喜欢仰融，将其介绍进自己的朋友圈，那都是一些政商界的大人物。
这对有如师徒的组合看上了当时“搞活国企”的机会，而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沈阳金杯。
沈阳金杯成立于1987年，是一家由50多个小型汽车修理厂和部件厂拼凑成的国有独资企业，主要生产海狮牌客车，不过一成立就深陷财务困境。为了融资，金杯老总赵希友申请到发行股票的资格，计划发行1亿股，每股1元。赵希友花了一年多时间，使尽浑身解数，结果只卖出去一半。就在这时候，仰融出现了。
“请你把剩下的股票都卖给我吧。我要让金杯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仰融对赵希友说。不久，他向沈阳金杯汇去4600万元，一代传奇就此上演。
仰融先去香港成立了一家名为“华博财务”的投资公司，然后让“华博财务”到百慕大注册成立“ 华晨汽车 ”，后又让“ 华晨汽车 ”接收他所收购的金杯股票。这之后，他又飞到美国考察华尔街，并高薪聘用曾在 美林 证券做事的会计与金融学博士汪康懋为兼职顾问，还拉着有强烈爱国心的汪康懋跑到华尔街， 神采飞扬 地说：“我要让五星红旗插在这个地面上。”
其后，汪康懋以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为仰融工作，他组建了一支豪华的项目团队，团队成员包括投资银行家、会计师和律师，其中有很多大牌。
这些大牌并不了解沈阳金杯，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因为这是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家海外上市公司。不过他们也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要以什么样的名义上市。
假如以“私人企业”的名义上市，则市场想象空间不大，更何况，走那条路就需要仰融提供财务来源证明，而这是仰融的死穴。
苦思冥想之后，仰融想出一个非常高明的方案：
先成立一家具有官方背景的非营利性机构，然后将所控制的金杯股票挂靠在该机构之下。这样想象力有了，资金来源也无需证明，一石二鸟。然而就是这个高明的方案，却在后来促成了仰融的出局。
1992年5月，在仰融多方奔走之下，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中国金融学院、海南华银和华晨集团等四家单位，发起成立非营利性机构——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其中华晨集团为实际出资人，仰融则为实际控制人。基金会的成立彻底扫清了上市障碍。
10月9日，沈阳金杯以“华晨汽车”之名，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开盘后一路大涨，当天即从16美元飙涨至20.125美元，3天后又狂涨至34美元，轰动华尔街。这起IPO后来被哈佛商学院收为经典案例。
回国之后，仰融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甚至被国家领导人特别接见。彼时，他在接受采访时毫不谦虚地讲， “外国人认为我是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第一人。”
“华晨极有可能赔得精光！”
尽管已经把金杯客车运作上市，但仰融对于汽车业仍提不起兴趣，他当时的志向是用“金杯模式”搞活更多国有企业，但现实告诉他这条路走不下去。
金杯上市后，仰融对原来的老总赵希友说，“我负责搞钱，你负责造车。”其后他便带着亲信离开了，跑到上海寻找新猎物。彼时，他雄心勃勃地试图打造一个包含钢铁、电力、化工、电子、电讯和制药等子公司的集团。为了制造新闻效应，他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大型研讨会，主题定为 “帮助中国大型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
令他没想到的是，一场危机正向他迅猛袭来，华商韬略总结如下：
首先，有关部门开始以“未经批准，非法上市”为由调查金杯客车，怀疑“让外资（实际是境外壳公司）在国有企业里控股，造成沈阳大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
其次，刚成立的证监会为维护国内资本市场警告仰融，推广赴美上市经验属于“非法”行为。
最后，赵希友因沈阳市长武迪生在一次出差途中坠机身亡而被“退休”，从而导致华晨内部大乱，业绩迅速下滑，股价更是从最高时的34美元，一路跌至3.5美元，且仍有下探迹象。
这时候，美国媒体也开始落井下石，纷纷指责华晨 “根本不懂汽车”、“赴美上市纯属骗钱”。负责上市事务的美国律师也警告仰融： “一旦投资者提起诉讼，华晨极有可能赔得精光！”
在国内，仰融同样遭到警告，有中央高层特别召见了他，说：“这股票上市可不是好玩的，搞不好会影响国家形象，拿出办法来！”
这一刻，仰融突然意识到自己坐在了火山口上，他向领导保证：
“不把金杯客车搞好，不在汽车制造业站稳脚跟，绝不回归资本市场！”
局外人的胜利
仰融再次回到金杯是在1994年年底，他这时才发现公司虽然已经上市两年，但整体面貌仍是老国企的样子——经营体制陈腐，人浮于事，还被美国会计师事事务所查出“财务问题”。更难以置信的是，公司居然为了养活旗下一家座椅厂，将花3000万元进口的丰田原装座椅放在仓库里烂掉。
“不能再由着 金杯汽车 (600609,股吧)，我们（华晨）要接管金杯客车（合资公司）管理权。”仰融对下属说。他这么讲是有底气的，因为华晨是占股51%的控股股东。随后他拜访了沈阳市的新领导班子，提出了接管金杯客车的申请，并承诺两三年管不好自动交权。市领导同意了，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之后，仰融任命其得力干将苏强出任金杯客车总经理，对公司进行全面整改。
苏强当时刚满29岁，意气风发，再加上深受仰融熏陶，很有冲劲儿。他先是整顿公司人事，大规模辞退不合格员工，整肃纪律。其后他又整顿经销商体系，结束了各自为政、随意定价的无序竞争，改而实行全国统一售价，并严禁跨区域销售。为了避免出现不良账款，他要求经销商先押30%的车款，余款可通过银行汇票支付，金杯客车则在经销商提车后第6个月到银行结算汇票。此举彻底改善了金杯客车的财务状况，到2000年，其销售额达到63亿元，其中35%为现金，65%为汇票。最后，他整顿了采购体系，让那种“买劣而不买优”的现象不再发生。
在苏强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仰融自己也行动起来，他请两名高级工程师给自己上课，培养自己对汽车行业的兴趣和判断力，此外还在1995年年底赴日本考察金杯的合作方——丰田汽车。他对丰田的 “精益生产模式”极为着迷，一回国便组织中层干部赴日培训。
这些改革到1996年已初见成效，仰融决定顺势推出一款新车，扬名立威。新车型叫“海狮SY6480”，是一款对标长春一汽“小解放”的客车，不过外形和质量都比小解放好，售价也更低，为6万～10万元。
之所以对标一汽的产品，是因为一汽曾在沈阳市政府安排下，在华晨刚获得管理权后，强势进入金杯客车，并控制了董事会。虽然一汽后来因无力扭转局面而选择退出，但仰融自此与一汽结下了梁子。让仰融尤其不能释怀的是，一汽老总耿昭杰一直瞧不起他，老是跟他显摆小解放。他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造一款比小解放更牛的客车。
这款客车造好了，但仰融并没有急着量产，而是拿着图纸去找耿昭杰。他对耿昭杰说：“我这个车一卖，你的小解放肯定就不行了。”随后他话锋一转，表示可以以5000万元的价格把该车型卖给一汽。最后他总结说，“这个情况，我是通报给你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按我的方式干了。”结果，他被耿昭杰请出了办公室。
凭借这一战绩，仰融在国产汽车行业建立了巨大声望， 同行 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个局外人居然翻了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