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过《疯狂的石头》、《无人区》的宁浩：从屌丝到一线知名导演发家史

2002年年底，上学那会儿宁浩写了一个本子《香火》，也不知道能干嘛，就给了电影学院文学系的老师章明看，他又给了韩小磊老师。

韩小磊看后就说你这个东西挺好的，要不然咱们就把它拍出来吧。我想那当然好了。

他有一个进修的学生叫吴雨，他年纪比较大，本身也是深圳的一个地产商，他说可以投150万。

第一次见面是在传说中的天上人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也是最后一次进天上人间，然后在天上人间的一个K房里面聊电影艺术的事儿，聊得挺认真。

2000年时大家还是把电影当成一个艺术，因此没谈票房的事，只是去参加电影节，就是所谓的地下电影了，但当时也弄不懂这些事，反正有人给钱就拍呗。

突然有一天，韩小磊跟我说吴雨投不了了，因为当时电影局发了一个文，如果真的拍成了地下电影，对投资人有一个追罚款的问题，那个罚款会处以50倍以上，这个问题就比较大。

我想对自己有一个交待，把它作为一个学生作业拍了。

当时我跑到中关村去买了一台DV，花了两万多，我上学因为一直拍MV嘛，挣了一些钱，就拿了三四万块钱，但大制片张宇2万多块钱就帮我做完了。

年30开机，因为有春节的戏，需要这个气氛，半纪录地拍了，都找的是我当地的同学。

从30拍到正月15，中间还歇了两天，13号就拍完了，剩下两天就打麻将打扑克，玩，等到正月15那天，拍街上的一个望火的仪式，拍完这个仪式16号就回老家了。

后来回北京之后，忙着开学那点事，开学没几天，就听说韩老师去世了，我本来想剪完给他看的，但他突然就去世了，脑溢血。又赶上非典，人心惶惶的，然后学校开始封门了，整个社会停滞了，我也没有MV之类的活干了，就在家里面剪片子，大概剪了一个多月，剪完就放在那儿，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然后我们就稀里胡涂地毕业了，连毕业答辨都没有进行，我们的毕业证都是隔着校门扔出来的，我记得当时我和我老婆谈恋爱嘛，就带一副羽毛球拍子，电影学院的校门不高，就隔着校门打羽毛球。

毕业了，一下子又挺迷茫的，不知道该干啥，8月份的时候，我在拍一个朴树的MV《colorful day》，在官厅水库那一带的荒郊野地，我们的摄影师给我打电话，说香港电影节的一个选片人叫杰克想看我那片子，我其实还没剪完，是一个三个多小时的版本，我说那看吧。

在盛志民家，因为片子长三个多小时，他要赶飞机走，又看不懂，因为讲的是山西话，而他是香港人，他一边看我就一边讲，就看了一半，然后我把这个故事大概讲完，他就走了，我想那个人连片子都没看完，应该没什么戏。

盛志民为了以示安慰，还请我吃了顿涮羊肉，我就没管了，又回去剪朴树的《colorful day》，同时还在拍别的MV，接活挣钱。

一直到九月份的时候，接电话，一看外国号，说我们想邀请你的片子参加诺加诺电影节，我说那是好事啊，但我还没弄完啊，他说那你抓紧时间弄完吧。

其实我也就是想免费出国旅游，于是就去了瑞士，玩了十来天，当时也不懂，说出国办多少天，我说办个十来天呗，但发现去了很无聊，去了三天，所有的地方就逛完了，剩下一个星期在酒店呆着，很无趣。

楼底下还有个很小的赌场，里面也没人，所有商店礼拜六礼拜天都关门，特别无聊。在瑞士还把自己关在阳台上，当时我跟我的经纪人闲得没事干，就在阳台上晒太阳，他没事就拿脚扒拉门玩，哐门就锁上了，锁上了发觉门得在里面开，我就在腰上围了个浴巾，里面什么都没穿，他就穿了个三角裤衩，三角裤衩前面还印了一个米奇，后来他翻旁边的阳台去前台找人开的门，后来我就把这个桥段放在了《疯狂石头》里了。

接着12月，又被邀请参加东京参加电影节。

当时不懂，后来知道，你参加完一个电影节，你会收到各大电影节各种乱七八糟的邀请，基本可以实现周游世界，免费旅游，大家都给出机票和住宿。

当时我在那个剧组里，干得不太顺心，刚好出去晃晃去，就稀里胡涂地去了东京。整天和朋友就和我们家的日本干儿子在街上喝酒。他很早就在中国留学，过年也不回家，就在我们家过年，他就带着我在东京酗酒，每天喝得烂醉。

有一次找不着宾馆，进了楼，拍手，灯也不亮，按电梯按钮，按半天，然后迪——整个楼都响了，按的是火警按钮。我连忙往外跑，跑老远了楼还在响，酒醒了一半，然后还是找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直到有人推我才醒。

几个日本人在那儿说，找了你很久了都没有找到你，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去受赏。我就赶紧起来，浑身酒气，给我发奖的是金基德。

金基德的翻译说，你有酒的味道，他说提前走漏消息了吗，你提前庆祝？当时《PTU》什么的都在参赛，我根本没想过拿DV拍一个破玩意儿能拿奖呢。

后来就又转到香港电影节，又拿了一个大奖。这个学生作业给我带来了两个比较大的肯定。

从东京回来我又去拍《中国式离婚》，在临杀青在一个小洋楼里头拍蒋雯丽她娘家那场戏时，接到蓝瑞龙的电话，说我们看了你拍的《香火》，一个儿童片叫《乒乓小子》，有没有兴趣。我说我回北京聊吧。

2004年1月11左右号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就和他见了面，当时电影学院有一个老师想做这个事，因为这是农村片，而且是儿童片，占了这两项，就有一个国家的基金资助，大概有个50万—80万的资金，如果有电影频道买，150万的投资应该就能收回成本。

当时的电影都这样，除了几个大导演，能拍那种成千上万的电影，像我们那种在线下挣扎的，能拿到这个，已经算很好。而且这个已经是中国制片行业的通常算法，电影频道多少钱，能不能拿到华表奖，以奖金来作为回收保证。

当时的生态圈特别恶劣，但我当时看完那个本子，还是没什么想法。讲的是南方某镇的小孩打乒乓打得特好，就带领一帮农村的孩子打乒乓球，打出农村，打向城市，最后把校队给灭了。片子还有一个要求，要去一个南方镇上拍，那个镇有十几座石桥，如果你能把那十几座石桥都拍下来，就能给点赞助。当时全是这样。

但我对这种东西就不是特别有感觉，打乒乓这事这个套路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中国人打乒乓球，就跟中国人踢足球一样，没有悬念。当时我是拒绝了。

然后就回来，继续拍MV什么的。三月，一次在新疆饭馆吃饭，新疆饭馆不是挂了一张巨大的画，上面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什么的，突然就觉得打乒乓球这事儿得放在内蒙。当时有了这个想法，还比较兴奋，当时我就打他电话，说我想去内蒙看一下，只要我改符合你的两个条件就行了，农村片，牧区也是农村嘛。他说可以啊，其实这个片子他已经在找别人拍了，但他听完，他觉得这没准也是一条路，然后我就开车奔了中蒙边境。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拍摄之前一定要去现场看看。我从小画画就是这样，我想画一幅 向日葵 ，我会先到 向日葵 地里坐上一上午，逮逮蚂蚱，这个特别像印象派，就是我要捕捉我的第一感知。当时画向日葵时我呆了一上午，临走时天阴了，风吹起来，那个唰的声音一下子进入你的脑海，我画的时候那个脑子里那个声音一直在响，那个干枯的叶子是我的动力，能够让我沉浸到那个氛围里去，要么我就是只是画了一幅画而已，它就不能给我一种呼吸感。

如果我要拍古装片，我也要先去那个古代的城里去坐一下想一想，当时大概会是什么样子，那种东西会给你一种触摸感，有肌肤的感觉。我对电影也是这样，虽然现在越来越不是这样，因为背负了许多其它别的考量，但我希望兼顾其它考量的情况下，这个东西我还能保留，这种第一感受的捕捉会使你的东西区别于一般的工艺品。

这样剧本《绿草地》写了一个月，然后四月就杀出了就开始拍，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就是磨难。

当时那个老师做制片人，150万，我前面预支了20万，一切都按步就班地准备，差三天就开机了，打电话给我说，香港投资方撤了，投资方撤了，就没钱了，他的意见是推到明年再拍，我说不可以，我说所有的人员都到位了，演员都选完了，如果推到明年，基本上把这些人弄在一起是不可能了。

然后他从北京去，我从边境向回开，然后在锡林格勒盟找了个宾馆住下来，聊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办，最后定下来还是要拍，没钱，就大家凑钱，我和蓝瑞龙一人又出了10万块，加上前期20万，一共40万，我说还好，前期没花太多钱，我们就在这40万之内把它做出来，最后超了，超得不多，最后四十六七万。

我说按这个做法，咱们就不要拍胶片了，拍磁带，然后跟所有人谈，能留下的留下，想走的走，缩减编制，原计划一个半月，实际20天把它干完了。

我做事情是这样的，首先是看我自己有什么。为什么前面是偏艺术类的，因为我只有那么些钱，我只能干那点活，我只有40万，你指望我能拍出花来，不行，我的镜头量支持不了，只能用长镜头的办法快速地把这事儿说清楚。我不能拍动作，我就拍意境，这个是不用花钱可以做得到的。

当我钱多一点时候，我知道我可以把它放大了，我有机会去改变那种拍一套电影只想着去靠奖金，靠拍别人的石桥拿赞助的情况。

我也了解这个资金的背景，不是不负责任的，首先刘德华不指着我发大财的，这笔钱他已经通过其他的方式回收了，你只要放心去耍，拍这个片子，任务就完成了。这个老板给了我最大的自由，我就可以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和包袱的去干这个事情。

当时我有三个选择，一个是焦雄屏找我拍一个700万的电影，另外一个选择是一个法国人，500万的电影，刘德华这个是最少的，但他是没有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做得比较洒脱。

《疯狂的石头》在2001年就写了一个雏形，去找了两三个投资人，基本上他们的反应都差不多，说咱们聊聊吧，交个朋友，然后就是要不你就签在我这儿吧，我觉得你挺有才华的。两三个投资人之后，我就拒绝再去找了。

我记得拍完《香火》之后，还有一帮混三里屯的导演问我，唉，你为什么不出来混，你得混啊，你得跟大哥喷理想，得把大哥喷晕了，才能拿到钱。我当时说我不太会混，主要是我也不屑于这样干，因为这样干没有必要，而且关键问题也不在这儿，我说你这个行为是找人家要钱啊，凭什么啊，就像你跟个我说，兄弟我有一理想，我想买套房子，你给我点钱吧。

为什么我要给你这个钱啊？除非说，兄弟我有一个理想，我能为你挣多少钱？你去求别人没用，所以我是不把精力浪费在那些无聊的谈判当中。

《疯狂的石头》是一个巨大的改善，但没那么快，有一个发酵期，我发现在中国，大概需要一年半到两年，大家要观察，会不会有危险。

但是我比较幸运的是，碰到了韩三平这样的人，他属于有魄力，胆也大，民企老板兜里就这俩钱，他赔了害怕，国企没这个顾虑，所以马上第二部他就追进了，这又是我的一个保护层，我就又不用浪费时间跟别人谈，这个大哥已经说了，这个钱已经给你了，报预算就成了，不要超过多少钱就成。

后面才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找我，尤其在《疯狂的赛车》上映之后。因为他们看到你能放大资本，一千万你能卖到一个亿，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能力，如果脱离中影，不见得是这样一个数字。

我现在还是不见投资人，上次去青联开会，碰见南方一个游戏公司的投资人，他非得跟我聊，所以有一天就约在夜店CoCo Banana 门口。我给他一顿打击，他说我要给你投资1.5个亿，我要给你做成中国第一套3D电影，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个事，他说我做了一个游戏《九阴真经》，你也要怎么样。

这话不小心让我感受到了膨胀，我就向他说了，我干不了你这活，让我消化个两三千万，我能干，1.5个亿，我干不了，我不是一个烧钱的机器。我觉得这哥们人也不错，我是很实在的跟他谈，我问他是怎么赚来的1.5个亿，他说我们蜗牛公司是靠实力，一步一步做起来的。我说跟你们做游戏是一个道理，今天你能举得你动画产业的成功，是你对它充满敬畏，但你不能因为你获取一个权力的时候，你就藐视另外一个行业的规律。一个人的毁灭，通常都是一个人在没有能力控制权力的时候获取了权力。跟你一样，我也是尊重这个职业的，所以我不能帮你这个忙。我也希望你考虑我的话。

《无人区》，我最原初的冲动，是人性两面的斗争，在当下，人性分为动物属性与社会属性，七情六欲是动物性，奉献责任，这是社会属性，这两点始终都是对立统一的，人都有善良的一面，也有自私的一面，恶的一面，这善与恶一直对立统一在人性里。

从动物来说，最基本属性是生存和繁殖，人性中的动物性都是服务这两样的，比如男人都是花货，（投黑马www.tou.vc专注于文创领域的众筹平台）女人都是要求安全感的人，雄性花粉会在风来的时候飞得满天都是，所以很多人花粉过敏，这和男性的精子多是一个道理。我要求的扩散率，而雌性花蕊是等待受粉，受精成功我就要收起来保护种子，公狮子是到处乱跑，母狮子则是领地欲最强，这都是正常的，连植物都这样，人怎么可能有所改变。这是不是说所有男人，都出去花吧。

与天道相统一，其实不是，因为人这种高级生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出现了另外一种东西，叫社会，也就产生了社会属性，而面临社会属性时就面临一个问题是付出。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一只猴子上树摘挑子，容易被老虎吃掉。两只猴子发现两人合作，就能都吃到桃子，还不被老虎吃掉，一个放哨，一个摘桃子，这两只猴子都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付出。摘桃子的要懂得不要把桃子吃完，要给下面的留下一部分，而下面那只要懂得，饿死也要在那挺着，让他先吃。

如果两个人有任何一个背叛此付出原则，此关系不成立，他们还会被老虎吃掉，这是解释了人的社会属性与付出属性。

所以人生下来是不会教你吃奶等这些东西，而是会教你扶老太太过马路，孔融让梨，拾金不昧，善这种属性是通过教化传承的。在几百年的教会之中，它开始进入基因，因此有了一定的侧隐之心存在。

人在善与恶的斗争是非常难选择的，这让我觉得这个片子中的人物是有意思的，他处在一个自我分裂和自我救赎的状态中，最终你怎么摒弃恶还原到你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