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的支付宝：办公点像黑网吧，面试尴尬得像卖保险

　　微小的创新，深刻影响了中国商业社会今天的模样。 支付宝 、微信莫不如是。

支付宝最早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担保交易模式。但脑补下2005年，没有网上银行，更没有移动支付，买家需要去银行网点或者去邮局汇款，汇款后买家要把汇款凭证传真给当时的淘宝财务部，淘宝的工作人员核对完后，再通知卖家发货。

在支付宝公司的杭州总部的前台处，至今还有一台非常古老的传真机，就是当年那台接受用户底单的机器。

早期的淘宝搜索是“半个人”完成的，在2006、2007年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一边负责其他事务，边完成淘宝搜索的维护工作。

　　等到“双十一”巨量交易、银行眼红、 马云 和 马化腾 的支付大战，那都是后话了。人们看惯了血淋淋的商战大戏，却忽略了其实更精华的商业故事在于，一个产品是如何在夹缝中萌生，如何在每个微小的转折点踩准节奏，一步步长成今天的巨兽。

        如今商业圈动辄谈大生态、大产业、时代变革，但改变企业命运的往往是一瞬间的举动，正如决定一个生态系统的不是老虎狮子和大象，是微生物。

　　从 阿里巴巴 庞大的商业版图回溯，支付宝像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

　　2003年那个非典横行的 夏天 ，淘宝诞生，电商C2C时代开启。商品流通的边界被打破，人们更轻易地获取所需，然而，落后信用体系却成为最大的掣肘。大而不强的商业体系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留下巨大的真空。

正如汽车的激增倒逼了道路的升级，支付宝也是新商业文明谋求突围的产物。它从解决交易信任出发，在科技、商业赋能和历史选择下，意外探进一个个“无人区”，通过一次又一次看似微小的革新，深刻影响中国商业社会今天的模样。

　　 传统商业沉重的大门被新技术缓缓撬开。过去15年，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拓荒者，支付宝被赋予非常复杂的标签。 它和它背后的科技新时代，像一面镜子，照出生机与混乱、革新与保守、逆袭与跌宕、微小与伟大，以及现在与未来。

一群“相信小的伟大”的人，做了一些“小的伟大”的事，不得不说，他们是中国过去40年美好的一部分。

　　 秘密项目

　　40岁刚过，倪行军便有了岁月倥偬之感。那不代表他累了，这位支付宝首席架构师至今仍保持凌晨下班的习惯。最后 五分钟 通常会留给一支女士烟，他喜欢半坐在18楼办公室的矮柜上，对着窗外灯火阑珊的杭州城。

薄荷味的烟草香让人平静。过去一年他比任何时候都要焦虑。2016年末，他被任命为支付宝副班长。过去，他只需要和代码打交道，现在，他要参与确保一艘狂飙的巨轮时刻行驶在正确的航道上。他们正驶向远洋，底下深不可测，一如中国汹涌的内需——在刚过去的2017年双11，支付宝经受了每秒25.6万笔支付峰值的冲击，是去年同期的2.1倍。

　　每年，这场消费狂欢结束后6天，就是倪行军的入职纪念日，如今已是14年。当初那个仅读过编程培训班的迷茫青年，如今已成为 阿里巴巴 合伙人 。他由此拥有了先驱般的荣光——他敲下的支付宝的第一段代码，被装裱悬挂在大楼入口处，还有柔和的灯光围绕。

现在，站在这些时间证物的跟前，倪行军仍会想起2003年夏天湖畔花园大门外那个彷徨的下午。

　　几天前，他刚把 简历 投给阿里巴巴，期待在这家名声鹊起的互联网公司谋得一份 程序 员职位。他毕业已经3年了，对前程相当迷茫，虽自学了编程，却一直在闲职打转，后来创业也不成，心情相当苦闷。

HR的电话很快就来了，推荐他去“淘宝”试试。倪行军有些失望，问：“淘宝是干嘛的呀？”

当时淘宝上线仅3个月，毫无名气，电商仍是eBay的天下。2003年4月，马云秘密启动了淘宝这个C2C电商项目，目的为拖住后者入华的步伐。他从阿里调来10名干将，签了秘密协议，让他们到湖畔花园（阿里巴巴诞生地）封闭，连老婆孩子都不能说。对外则称个人网站。

前阿里副总裁波特·埃里斯曼是当时少有获知这一计划的高管。他在书中回忆了马云找他密谈时脸上那顽皮的笑，还故意停顿很久，说：“我们准备向eBay宣战。”

波特一点也不意外，这很马云，充满对小个子挑战巨人式传奇的着迷，并对此毫不掩饰。

纵使这个项目被如此寄予厚望，但在当时倪行军的眼中却满是疑惑。他拎着公文包、西装革履地在小区门外迟疑，一个被HR极力推荐的新部门为什么会在居民楼里？而且他还被保安拦住了。

他给里面打电话，接电话的人叫“破天”，果然人如其名，扯着要破天的嗓门喊：“奶——奶，有人来面试。”

很快，“奶奶”出来了，是个小姑娘。倪行军怀疑自己可能被骗了。

他最终还是跟了进去。此时，淘宝团队已经从后来很著名的“16幢1单元202室”搬到旁边一座别墅，但并不妨碍这里仍混乱得像个黑网吧，烟雾弥漫，夹杂着汗臭和脚臭。来和他聊的人都穿着短裤拖鞋，让他尴尬得像个卖保险的。

考虑了两个月后，倪行军决定加入，人称“苗人凤”。（注：阿里内部花名，多是武侠人物）

　　 信任这个永恒难题

苗人凤终于结束了职场动荡，成为湖畔花园那帮狠命抽烟、爱玩倒立的“码农”中的一员。运营妹子“阿珂”（叶枫）也注意到了这位憨厚的新同事，由于同路，他们时常拼车回家。

阿珂是淘宝“十人创始团队”的成员，也是前期唯一的女生。作为一个骨灰级的淘货发烧友，她为早期淘宝增加了不少流行元素。例如淘宝体“亲”，也是她当客服时与同事所创。

　　网站上线前夕，取名问题愁坏了几个技术男。阿珂提议：“淘比买接地气，像挖宝一样，叫淘宝好了。”项目负责人财神（ 孙彤 宇）觉得不错，拍了板。

由于免佣金，淘宝增长很快。上线不到一个月，注册人数就破万。苗人凤最初的工作是琢磨一些“偏招”——写网页劫持代码。后来，他的师傅“茅十八”要去读博士，交给他一个淘宝的子项目，叫“担保交易”，目的是让用户放心付钱。

在中国商业史上，“信用”一直作为道德内涵而非制度约束。即使进入21世纪，个人信用体系的覆盖面仍极其有限。纵使电商很好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与之匹配的支付工具和交易模式仍是荒漠一片。婴儿期的中国电商，刚起步就陷入巨大的个人信用盲区，甚至一度被舆论污名化（电商诈骗）。

　　 “先付款还是先发货，是个永恒的难题。”苗人凤说，“谁也不相信谁，最终陷入死循环。” 也因为这个问题，早期电商用户都选择同城交易。这本质上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中国商业古训的现代版而已，做不大。远程汇款，又为骗子滋生温床。

财神想了很多办法，先研究PayPal（当时全球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工具），发现国外信用卡安全得很，还想过模仿腾讯Q币搞个淘宝币，发现也是换汤不换药。

财神为此伤神了好一阵，“感觉钻进了牛角尖儿”。逛淘宝论坛是件放松的事，一天，财神泡在里面，看用户吐槽。有几个用户提出：只要淘宝能保证资金安全，就敢用线上交易。

这像是在耳边打了个响指。财神马上找来团队，很快，“担保+交易”的思路浮现了。等于在交易链条中增加一环，即由淘宝官方担任第三方担保和仲裁的角色，由其先保管货款，待买家收到货并确认无误后再转账给卖家。

对于追求“做减法”的互联网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加法”。谁心里也没有底，因为这样买家爽了，卖家却不爽，会大大延迟收款周期。最初，这个功能被设计为可选。

10月18日，西安工业大学学生焦振中在淘宝看中了一台700多元的二手富士相机，卖家崔卫平当时在日本横滨。一如既往，在付款方式上，两人又谈不拢了。

崔卫平一时也不知道怎么着，开始在淘宝上随意扒拉，发现了“担保交易”这一新方式，觉得可以试试，于是把支付链接发给了买家。随后，淘宝财务妹子接到确认请求，她狂奔出来，对着大伙儿喊：“业务来了，快确认！”

结算员程英首先获得这个消息，意识到这可能是担保交易的开张第一笔。但高兴劲儿还没过，妹子又跑回来喊：“买家又不想买了，要退款。”妹子是广东人，做生意很看中“头炮”。她再次联系买家焦振中，解释担保交易的原理、流程和细节，焦振中最终接受。

　　 就这样，第一笔担保交易产生了，而且还是一笔跨境交易。开发团队觉得需要一个更好记的名字，财神又去找阿珂。 阿珂再次发挥萌妹逻辑，“有大宝，就应该有小宝。而且宝、保同音，又用于支付，叫支付宝好了。”

财神第一反应是“真土”，但他也没能想出更好的。随后，支付宝立项，放在淘宝财务部，一共3个人，工具是手工记账本和Excel表，苗人凤负责整体开发。

　　 “马云要自己干了吧”

2004年，淘宝的员工多了起来，湖畔花园那些集体宿舍般的日子也到头了。支付宝随队搬迁到华星科技大厦。人们重新装修了公司，涂上可爱的黄色。

　　 担保交易不算产品意义上的重大创新，而是交易流程的重组，却触及了交易的本质——信任机制。 就像拨动一个小按钮意外启动一列火车那样，这个微小的改变无意中开辟了 中国电子 商务的新时代，也迅速成为电商业的基石和标配。仅1年时间，担保交易已覆盖淘宝70%以上的商品。

蛋糕能变多大，当时谁也看不清。苗人凤记得，日交易额达几万元时，他们就欣喜若狂了。一次饭局中，苗人凤愉快地畅想：“你们说（日交易额）到100万时，得多可怕啊。”

几个月后，还真到了100万。轮到马云乐了，他把团队带到城东一家饭店，搓一顿后还合唱了一首《朋友》。他承诺，以后每增长100万他都和大家庆祝。“后来他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了。”苗人凤说。此时他还不知道，马云已开始琢磨一些更棘手的问题。

2004年的一天，马云出现在上海浦东松林路300号的中国银联总部，他要拜见中国银联的高层，想依靠后者解决淘宝的支付难题。

支付宝的交易量上来后，人工对账的方式撑不住了，还拖累了银行。由于每一笔交易都要频繁地转入帐，中间还发生无数信息丢失，让对账结算变得异常复杂。2004年下半年，支付宝的日交易量已达8000笔，就工行一家，浙江省行不得不调动辖区十几家支行近300人来处理，但大量单据依然积压，成麻袋地堆起来。

　　媒体当时的解读是：PayPal可能给了马云思路。前者和VISA、 万事达 等卡组织合作，一次性打通所有银行。马云也想复制这样的模式。

这场会谈只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结果令人失望。银联当时搭建的只是线下网络，而且还是多部委合力推动的结果，线上自己也没打通。这源于一个很具中国特色的原因——没有政策支持。

　　 另一个流传的版本是：中国银联高层对此兴趣不大，只派了一个级别较低的部门负责人出面。正是这次不愉快的会面，后来意外倒逼出一个庞然大物，为双方长达10多年的恩怨埋下伏笔。

　　一两个月后，银联内部问及此事，对接者说：“马云要自己干了吧。” 2004年12月8日，浙江支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正式与淘宝拆分。第一任总裁是 陆兆禧 。

苗人凤也不错，作为元老的他进入了支付宝四人筹备小组，其余3人除陆兆禧、程英外，还有蔡崇信。

　　 敲开那些大门

科技公司流动的比特和金融机构跳跃的金币原本分属两个世界，拥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存世逻辑。在互联网早期，它们就像相隔4000公里的硅谷和华尔街一样，各统一方，相安无事。2000年后，随着两者尤其是互联网“圈地运动”的扩大，边界模糊了。

　　 支付就是首当其冲的交叠地带。它既是传统金融的基石，也是新技术跨界颠覆的支点。只要冲破这一隘口，用户消费行为就可以被沉淀，才可能踏进大数据风控、征信、理财等丰腴之地。

银行却不那么乐见其成。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富的国有银行，却没有相匹配的市场化程度。互联网支付必定会削弱其物理网点和网银，最终失去对客户的控制，沦为通道。

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为保住“护城河”，银行对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只愿以网关模式进行有限合作。这导致用户要多次跳转网页，外加只支持IE浏览器、插U盾等诸多限制，体验相当灾难。支付成功率也长期徘徊在50%左右。

这扼住了全行业的咽喉。由于上下游不通，技术也失效了。支付宝曾组建专门的技术团队帮助某国有银行提高支付成功率，最后也止步于60%左右。

“就连淘宝，也动过放弃支付宝的念头。”苗人凤说，“整个行业都很焦虑，像被困在一个黑屋子里，四周都是墙壁。”

到2009年底，与电商业一起水涨船高，支付宝用户数已超过2.7亿，日交易量超过了12亿元，交易成功率却仍止步不前，像一个膨胀的大个子摇摇欲坠地支在一双筷子般的细腿上。

　　2010年初，马云突然出 现在支付 宝年会上，并发了一通脾气。“烂、烂、烂到极点。” 马云一身蓝夹克，挥舞着右手，“你们像在开追悼会，如果再不重视，这就是支付宝未来的追悼会。”随后，支付宝换帅，彭蕾出任CEO。  

　　木华黎（樊治铭）在那一年成为金融事业部总监。他的任务 只有一个 ：把支付成功率提升至80%——90%。有一天，他从苹果App Store得到启发，对方“一次绑卡，多次使用”的方式非常便捷。随后，一种更接近理想形态的MOTOpay进入团队视野，它常被用于航旅支付。这两种方式成功率很高（90%以上），但都只适用于信用卡，而且要高度实名，使用场景很有限。

　　 如何将其扩大到通用购物环境，且适用于任 何一 张银行卡呢？这最终成为一个相对清晰的突破方向，银行则是其中最大的关口。

　　木华黎的搭档 雷鸣 （袁雷鸣，现 蚂蚁金服 副总裁）承担了和银行谈判的任务，苗人凤负责架构和技术。他们先做两件事，一是弄清银行系统内部千丝万缕的关系，二是从银行内部挖人——金融机构里最先被互联网感染的一群。

有了新同事们带来的内部关系和情报，业务拓展团队摸清了银行系统内的开明力量——一些发达地区的分行。他们是业务体系的夹心层，领导年轻，渴望业绩也有足够的改革动力，会以更超前和包容的眼光对待新技术。

　　这些从银行过来的新鲜血液在发挥作用之余，处境也非常微妙。银行体系盘根错节，“关系”也变成一把双刃剑。现 蚂蚁金服 线下支付事业部银行服务副总经理风至来自某国有银行，与老东家的合作在临门一脚被莫名按下，“最后才知道招了老领导的眼红。”

经过大半年的谈判，一些小口子陆续被撕开。小范围的合作陆续在北上广深等地分行开始，先期非常低调。具体方式是银行为支付宝开通验证接口，用户绑卡时核对其预留手机，成功后每次输密即可划款。它被称作“快捷支付”。功能上线后，用户以日绑卡超百万张作为回应。待分行上报到省行或总行时，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

不过，到了上级行，利害关系却变得更为复杂。网银被绕过了，银行不再重要了，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垄断市场，这很难被接受。雷鸣和他的谈判团队再也难进半步。“只得请出马老师，”雷鸣说，“他是最大的BD（商业拓展）。”

此时阿里已经创办11年，按理马云已无需操心一线业务。但他似乎对此格外感兴趣，还曾在公开演讲中放言——“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

这一年是雷鸣见马云最多的时期。他们一家一家银行去谈，技术、团队、商业前景、人格魅力都端出来了。支付宝也加大利益让渡，例如提供存款，预付手续费，兜底所有交易风险等。

一个更关键的因素——政策，也适逢其时地降临。2010年6月，央行发布了2号令《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首次为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明确了身份。

上层路线外加口径护身，至2010年底，四大国有银行的合作之门相继被撬开，这意味着80%的居民银行卡可以使用新的支付方式。此谈判策略被不断优化和输出，2年后，合作银行突破160家。

　　 支付宝这一次用户体验危机，随着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了，与银行博弈的产物“快捷支付”，本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脱困之策，却最终探到金融的腹地，完成银行间的大连接。 这一模式被包括腾讯的财付通在内的更多平台复制和沿用，衍生出丰富的金融服务，开启日后移动支付的繁荣。

　　 软硬之争

在走出湖畔花园6年后的2010年，对支付宝来说，PC时代的仗已经打完了。它超越了昔日的老师PayPal，跃居全球电子支付平台之首。这一年，苹果最具划时代意义的iPhone 4发布，安卓应用数量达10万，中国的3G用户也累积至4700万。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启。

新时期的第三方支付产业，在快捷支付攻克银行关后，重回技术竞争之列。市场各方围绕两个必要条件赛跑——标准的信息终端和输入输出设备。“但谁也没有想好到底该怎么做。”苗人凤说。

　　 支付宝内部在探索中逐渐产生分野，一边是以二维码支付为代表的“软件派”，一边是以NFC（近场支付）为代表的“硬件派”。他们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未来。

这也是市场分化的缩影。软件派所推崇的二维码，最早发明于日本，是一种以几何图形来记录数据的编码方式，无论信息量还是安全性都优于传统条码，用于移动支付具有天然的优势，日韩等国也有过试水。

然而，“硬件派”却不看好。当时智能手机尚不普及，3G网络的覆盖和速度也不理想，部分摩尔定律的信徒坚信专用终端才是出路。一个做智能POS机的厂商还宣称：未来每台手机都应配一个刷卡器。

“当时开会争得非常激烈，硬件派还一度占上风。”苗人凤的徒弟、蚂蚁金服CTO鲁肃（程立）回忆。除了NFC外，同时期的硬件尝试还有声波支付、光子支付等。在办公室的各个角落，一些硬件研究者随身带着他们的实验品，见人就展示，到处洋溢着对黑科技的热情。

时任支付宝无线事业部总经理的徐达（诸寅嘉），就在这样的喧嚣中着手研究他的二维码。他率领一个几十人的小团队，在如日中天的PC团队映衬下几无存在感，他需要尽快找到突破口。

可乐（孟超峰）是当时坐在他旁边的产品经理，留着胡子、扎着马尾。徐达在他身上嗅到了和自己一样桀骜不驯的气息——徐喜欢电影《蝙蝠侠》里的小丑和他的那句台词：“你知道混乱的好处不？它能带来公平。”

“一个合格的产品经理，一定不是一个唯上的人。”这是徐达在一次部门会议上的告诫。可乐对此深以为然。后来，徐达安排可乐负责二维码支付的产品研发。“当时这并不是一个KPI业务。”徐达说，“内部觉得未来交易量不会很大。”

但他还是让可乐放手一试。在他看来，扫码的优势很明显，在现有设备上改造软件即可。NFC体验虽酷，但新置硬件成本高，很难推广。

2011年4月，二维码支付首个demo完成。他在一次内部高管会上做了演示，马云看后说：“这个很有意思。”

3个月后，支付宝在广州召开发布会，在国内首推二维码支付。支付宝还为此申请了专利，客户端也增加了一款叫“悦享拍”的功能，即现在“扫一扫”的前身。

　　徐达所期待的结果并没有到来。他攻克了技术，却未解决更隐蔽的对手。例如黑产的入侵，钓鱼、盗刷、病毒等横行迅速浇灭市场的热情。 血本无归的故事充斥着警方通报和媒体报道，一些讽刺漫画，把二维码描绘成新技术猛兽，有着血盘大口和锋利的牙齿……

这种全民警惕熬死了二维码支付的第一轮试水，“悦享拍”最终下线。支付宝内部对此也争议不断。徐达被质问“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呢？”还要求他停掉。“现在听起来可能有些魔幻。”徐达说，“当时确实如此，它被认为没有回报。”

二维码支付由此进入一段不温不火的沉寂期。2012年8月，阿里高管大轮岗，徐达被调去了淘宝负责平台业务，二维码的事宜则由下属可乐继续维持。

　　 “大公司是谋杀创新的罪魁祸首”

在支付宝，可乐的顽强和顽固同样出名，浑身充满早期阿里那种“打不死的小个子”的气息。在一个超过8000名员工、估值或达750亿美元的大公司里，他的随性和耿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关于他最著名的段子是“在一个副总裁面前摔了凳子”。

作为主要研发者之一，可乐对二维码支付的首轮滑铁卢至今仍充满愤懑。他是二进阿里。2007年第一次入职，次年离职到北京做无线产品开发，2010年又回来，工号和工牌都没变。但公司大得充满了陌生感，也多了许多他从未听过的部门，产品很多，人人很忙，但又不知道为了什么。

这种集体迷茫的背面，是掩盖在高增长下强大的惯性和路径依赖。超越PayPal后，支付宝在外部已独秀，但也正因为这样，让其在无线上一直自我压抑，或者将旧思维生搬硬套。“你能想象早期支付宝App要安装安全证书吗？”可乐说，“真这么干过，这就是典型的PC逻辑。”

　　支付宝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无线时代先发优势的旁落。 至2012年3月，未来最大的对手微信只用一年多时间就收割了1亿用户，支付宝客户端的下载量才刚突破3000万，到了日后支付宝所自省的“生死攸关的时刻”。

如果说无线时代的后起之秀是从零开始造一艘快艇，支付宝的转型之难就好比一艘巨轮在硬币上调头。若干年后，彭蕾接受采访回忆这一段，说：“突然有一天，当智能手机已经遍布大街小巷，所有人都变成‘低头族’时，我们在手机上有什么？自己突然出了一身冷汗，就好像已经被一个全新的时代抛弃了。”

作为一名级别不高的产品经理，可乐影响不了什么，甚至说服工作群里的人都费劲。可乐决定折腾点什么，影响大一点的那种。很快，他盯上了公司食堂。

当时阿里的食堂仍相当老式，还凭小票取餐，由此造成大量的低效和浪费。他找到行政，说可以进行“无线化”改造，变成直接刷员工卡，自动联网到员工的支付宝结算，既方便快捷，又能沉淀数据。

行政一听还能这么弄，当然支持。2011年初，可乐申请了一笔经费，拉上一个开发，半个测试（兼职）和两个帮手，找到工卡系统供应商谈改造。大概一两个月后。食堂新刷卡系统就完工了。

可乐满心期待同事们能有所触动，从而焕发对无线的激情。但实际情况是，除了排队快些，食堂成本降低些，什么也没发生。

可乐不甘心，又盯上了公司里的自动贩卖机，当时也还是用纸币或购物卡。他设计了一个方案——为贩卖机加上读卡器和联网模块，实现无线刷支付宝。他还想了一整套基于贩卖机的营销交互方案。例如“再来一瓶”和发虚拟优惠券，完全可以通过手机里的支付宝账号记录和抵扣，省去巨大的物理运输和兑换成本。同样，同事们很喜欢这个改造，觉得可乐很棒，仅此而已。

可乐感觉受到了伤害，像满腔热情倒进了一个混沌无声的黑洞。他开始在深夜抽烟，把坏情绪撒在社交网络上。一个夏天的上午，他突然心绪不佳，在微博上敲下：“大公司是谋杀创新的罪魁祸首。”

2012年9月一个凌晨，支付宝内部论坛出现了一篇名为《来谈谈支付宝无线化吧》的帖子，作者是可乐。

“我们的支付宝客户端，完全是PC互联网的思路。手机上的功能应该是极简的，能砍就砍。去年做‘条码支付’摔跟头后的感悟：我们在线下是没有用户的，我们在线下更没有商户……

　　围脖、 大众点评 、人人的手机用户已经明显超越PC了，微信更是从无线逆袭PC互联网，我们呢？我们的无线化，仅仅是拆团队拆业务，每年搞两个项目不鸟鸟之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以上，来自一个小P（注：阿里技术评级），成天想无线业务快想疯了，逢人便喷的小P，一个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的小P。”

帖子很快被置顶并在公司内疯传，同事们纷纷来顶帖回复，包括CEO彭蕾。随后彭的秘书找到他，说Lucy（彭蕾）想找他聊聊。可乐大大咧咧地去了。彭蕾说，有什么想法尽管提。可乐说想建一个工作室，做想做的事情。彭蕾同意了。

很快，可乐的工作室在公司15楼一间会议室成立。会议室原本叫“天上人间”，可乐将其改名为“我喷工作室”，英文名为“Open Studio”。他还被授权组织团队，5位同事被说动，随他而至。

“我喷工作室”被布置一番。年轻人搬来电脑和心爱的摆设，可乐带来一辆绿色的“死飞”自行车，琢磨事儿或累的时候就在室内骑上两圈。年轻人们的日常，就是在大幅磁性玻璃板上涂鸦灵感，或为各自的观点争得不可开交。

工作室的第一个项目叫“随身付”。年轻人们想为支付宝App设计一套全新的交互方式。例如带有社交色彩的对话框转账，声波支付，扫身份证快速注册等。

　　 此外，他们还涉猎电磁支付和光子支付，包括他念念不忘的二维码支付，他研究了很多使用场景，正扫、反扫、单离线、双离线……

“随身付”的demo出来后，可乐开始到处推销。他参加公司到集团各种公开会议和活动，一有机会就展示。“十八罗汉都差不多都被我找遍了。”可乐说。

　　以“喷”出名的可乐，既受欢迎也被讨厌。一些讨论会，他因其敢言而受邀，而他总能把人得罪光。到了2013年初，无论在支付宝还是阿里，这样的会议明显增多，出席的人也越来越高阶。从苗人凤、彭蕾、 曾鸣 再到马云，可乐也数次列席，主题只有一个：阿里还能不能拿到移动互联网的“船票”？

　　 走向万物互联

2013年春节后，阿里巴巴宣布“All in无线”转型。组织架构腾挪重组，手淘、支付宝钱包、来往、钉钉等被列入战略级移动端产品。在内部邮件里，马云说——

“我们从心底里真正感受到新技术革命到来前夜的敬畏和激动……以前，我们对别人、别的行业呼吁，天变了。今天我们发现自己头顶上的天也变了，我们脚下的稳健土地也在变化。这不是因为对手，而是因为我们的客户和市场，因为新技术的革命在变。”

　　至此，“软硬之争”也见分晓。 智能手机的普及，4G时代的来临，防盗刷技术的升级，为以扫码为代表的远程支付扫清了最后的障碍，NFC退潮。在冷藏了2年后，二维码支付终被正名。

可乐也终于结束那些被轻视、被误解的日子，他将工作室解散，和同事重新归队。他戴上头巾、拉起横幅，也剪去长发，后来成为一个小男孩的父亲。而徐达，则在2014年初离开阿里，成为平安壹钱包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后将其做到行业第三。现在，回顾往事，他说：“二维码支付走到最后，看似选择，实则必然。”

当年双12，支付宝高调在全国近100个品牌、2万家门店推广扫码优惠。随后，微信等第三方平台也推出相应功能。

　　两年后的2016年，二维码支付已在事实上成燎原之势，也经历了被监管从叫停到承认的起跌。新一轮争夺线下场景的支付战争开启，银联及各家银行也放下成见，相继入局。 中国移动 支付进入以支付宝和微信为两级的群雄争霸时代。

在二维码波诡云谲的2014年，苗人凤成为阿里巴巴合伙人。这是他11年前在湖畔花园敲下支付宝第一行代码时所不曾想象的际遇。他目睹支付宝从淘宝的附属功能，成长为新兴金融科技力量最前沿的一支。在穿越担保交易、快捷支付、二维码支付等行业节点后，他仍在首席架构师的岗上，为更远的科技征程提供底层支持，其中很多接棒者都是他的徒弟。

　　鲁肃就是其中一位。2005年加入支付宝后，他主持了各代技术架构 和平 台的搭建，后成为蚂蚁金服CTO，并于2014年与师傅一起步入阿里合伙人之列。 二维码之役为移动支付确立了标准和入口，下一轮浪潮则围绕生物识别等安全核身技术展开。声波支付、刷脸支付、无人超市等黑科技产品已陆续走出实验室。

如果说二维码支付让人们摆脱现金，生物识别则为了让人们摆脱手机。这一技术的基础是深度神经网络技术。计算机通过深度学习，运用人脸检测、关键点定位、特征提取和特征比对等手段，识别出脸部主人的身份。

2015年3月，马云为支付宝的“刷脸支付”做了首秀。在当年的德国汉诺威CeBit展，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观众，看着“外星人”摆着自拍的姿势，从淘宝购下一枚1948年的德国汉诺威纪念邮票。

两年后的2017年，生物识别技术走向线下。7月，淘宝首家无人超市亮相。两个月后，全球第一家“刷脸支付”餐厅杭州万象城KPRO开张。作为技术方代表，鲁肃出席了开业庆典。

他站在摆满绿色食品的货架旁，给好奇的顾客分享对未来的看法；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都以人机交互方式被颠覆为标志。第一次是PC，第二次是智能手机，下一次，每个人、每个物品都将被数据化，变成传感器，万物将直接相连。

　　 “过去几十年，互联网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可也许不用十年，我们将成为互联网的一部分。”鲁肃说。

而10月下旬，我对苗人凤、鲁肃师徒俩的访谈行将结束时，他们却更愿绕开这些大词，聊聊一些小事。在他们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幅摄于旧金山的合照，他们互相搭着肩，站在半月湾的沙滩上，风很大，卷起的巨浪像一扇白色幕墙。

那是2011年10月，苗人凤和鲁肃一起到美国参加JavaOne大会。会议期间，传来乔布斯去世的消息。他们有些莫名惆怅，于是溜号去硅谷苹果总部，送上一名异国后辈的敬意。

此时的硅谷已经人流满布。两人不识路，也买不到花，只好跟着人群漫无目的地走。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坪，人们停下来，依次在长木椅上摆下鲜花，还有乔布斯的照片和咬掉一口的苹果。他们大多是普通人。

　　 那一刻，鲁肃深受触动。“真正用科技改变世界的人，最终会超越时间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