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研究院“互联网+”研究报告

一、“互联网+”的背景与本质

1.1“互联网+”的深刻内涵

普适计算之父马克· 韦泽说： 最高深的技术是那些令人无法察觉的技术，这些技术不停地把它们自己编织进日常生活，直到你无从发现为止。而互联网正是这样的技术， 它正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所谓“互联网+”就是指，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应用过程。 互联网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和100年前的电力技术，200年前的蒸汽机技术一样， 将对人类经济社会产生巨大、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无论网络零售、在线批发、跨境电商、快的打车、淘点点所做的工作分享都是努力实现交易的在线化。只有商品、人和交易行为迁移到互联网上，才能实现“在线化” ；只有“在线”才能形成“活的”数据，随时被调用和挖掘。在线化的数据流动性最强，不会像以往一样仅仅封闭在某个部门或企业内部。在线数据随时可以在产业上下游、协作主体之间以最低的成本流动和交换。数据只有流动起来，其价值才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互联网+”的前提是 互联网作为一种 基础设施的广泛安装。英国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 佩蕾丝认为， 每一次大的技术革命都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技术—经济范式。 这个过程会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新基础设施的广泛安装； 第二个阶段是各行各业应用的蓬勃发展和收获（每个阶段各20-30年） 。今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21周年，中国迄今已经有6.5亿网民，5亿的智能手机用户，通信网络的进步、互联网、智能手机、 智能芯片在企业、 人群和物体中的广泛安装， 为下一阶段的 “互联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互联网+”的内涵根本上区隔与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化” ，或者说互联网重新定义了信息化。我们之前把信息化定义为：ICT技术不断应用深化的过程。 但假如ICT技术的普及、应用没有释放出信息和数据的流动性，促进信息/数据在跨组织、跨地域的广泛分享使用，就会出现“IT黑洞”陷阱，信息化效益难以体现。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正在回归“信息为核心” 这个本质。 互联网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看到的信息处理成本最低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天然具备全球开放、平等、透明等特性使得信息/数据在工业社会中被压抑的巨大潜力爆发出来， 转化成巨大生产力， 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新源泉。例如，淘宝网作为架构在互联网上的商务交易平台，促进了商品供给-消费需求数据/信息在全国、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通、分享和对接：10亿件商品、900万商家、3亿多消费者实时对接，形成一个超级在线大市场，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流通业的效率和水平， 释放了内需消费潜力。

1.2“互联网+” 推动各产业的互联网化

“互联网+”的过程也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过去十年，这一过程呈现“逆向”互联网化的过程。在企业价值链层面上，表现为一个个环节的互联网化： 从消费者在线开始， 到广告营销、 零售、 到批发和分销、再到生产制造、一直追溯到上游的原材料和生产装备。从产业层面看，表现为一个个产业的互联网化：从广告传媒业、零售业、到批发市场，再到生产制造和原材料。从另一个角度观察， “互联网+”是从C端到B端，从小B再到大B的过程，产业越来越重。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物流、金融业也跟着出现互联网化的趋势。在“互联网+”逆向倒逼的过程中，各个环节互联网化的比重也是依次递减。

  最先被互联网带动的是消费者。根据CNNIC的数据，到2014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这可看做是中国人口的互联网化程度） 。其中，网络购物用户3.61亿，我国网民使用网络购物的比例升至55.7%，在全国居民中的渗透率也达到了26.67%。广告营销环节是最早互联网化的商业环节。 易观国际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互联网广告产业规模达到1,535亿元，市场份额占整体广告产业的28%，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广告行业互联网化的程度。

其次是零售环节的互联网化。2014年我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9.7%，达到2.8万亿元，占同期社零总额的10.6%。这也基本代表零售业互联网化的比重。再往上是批发和分销环节的互联网化。 这里包括传统的B2B网站纷纷由信息平台向交易平台转型，推动在线批发，以及传统企业的大量开展的网络分销业务。例如，2014年7月在港交所挂牌的电子元器件B2B网站 “科通芯城”走的是纯线上交易模式，2014年交易规模约80亿元。阿里巴巴的内贸批发平台-1688在截止2014年6月之前的12个月内在线批发规模227亿美元（约1400亿人民币）。整个国内批发、分销市场的互联网化比例估计为1-2%的比例。再往上倒逼就是生产制造环节， 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个性化需求倒逼生产制造柔性化加速，比如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二是需求端、零售端与制造业的在线紧密连接。这导致制造业也出现在线化、数据化的趋势。

二 、 “互联网＋”的动力: 云计算、大数据与新分工网络

“互联网＋”的实践风起云涌、极大地改变着经济、社会的面貌，其不竭动力来自于三方面： 一是新信息基础设施的形成； 二是对数据资源的松绑；三是基于前两方面而引发的分工形态变革。

2.1“互联网＋” 的 基础设施 ：云网端

经济、社会活动的正常运作有赖于基础设施发挥其支撑功能。 随着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加速转变，基础设施的巨变也日益彰显。短短几十年间， “互联网”能够从诞生、普及，升级为“互联网＋”这一新变革力量，技术边界不断扩张，从而引发基础设施层次上的巨变，则是至为重要的原因。大力提升新信息基础设施水平， “互联网＋”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源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彰显威力。“互联网＋”仰赖的新基础设施，可以概括为“云、网、端”三部分。

“云”是指云计算、大数据基础设施。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商业模式的创新，都有赖于对数据的利用能力，而云计算、大数据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为用户便捷、低成本地使用计算资源打开方便之门。“网”不仅包括原有的“互联网” ，还拓展到“物联网”领域，网络承载能力不断得到提高、新增价值持续得到挖掘。“端”则是用户直接接触的个人电脑、移动设备、可穿戴设备、传感器，乃至软件形式存在的应用。“端”是数据的来源、也是服务提供的界面。新信息基础设施正叠加于原有农业基础设施（土地、水利设施等） 、工业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等）之上，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1、 云计算、大数据基础设施强势突破

在“云” （云计算、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上，以“阿里云”为代表，我国的互联网企业已实现了基于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 来提供通用云计算服务。无论是在技术先进性、安全性和经济性上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亚马逊、谷歌共执牛耳。我国云计算、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发挥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强化了计算资源的专业化提供水平、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将国际IT巨头主导的起源于“工业经济”的“计算机＋软件”模式向适应“信息经济”特点的“云计算＋数据”模式转变；带动了“网”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撬动了我国在“端” （移动设备等和软件应用）上的市场潜力和无限创意；

在数据的存储、 处理和分析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而成为社会的神经中枢，与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一起联手打造系统级智能；打破了大企业在计算能力上的垄断， 从而成为这个时代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温床；推动传统企业加速拥抱互联网，加快了传统产业转型的步伐；加强了政务处理效率、提高了社会治理能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云计算”技术，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有助于降低能耗、助力可持续发展。

2、 互联网、物联网基础设施快速渗透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物联网就是把传感器装备到各种真实物体上，通过互联网联接起来，进而运行特定的程序， 达到远程控制或者实现物与物的直接通信。 射频识别标签（RFID） 、传感器、二维码等，经过接口与无线网络相连，从而给物体赋予“智能” ，可实现人与物体的沟通和对话，也可实现物与物的沟通和对话。有新兴的“云计算、大数据”服务作为支撑，物联网的发展将提升过去在数据存储、 处理和分析上能力欠缺的问题， 焕发出新活力。IDC研究报告显示， 全球物联网解决方案市场规模将从2013年的19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71亿美元。 全球物联网装机量从2013年到2020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17.5%，增长到2,120亿台。

3、 智能终端、P APP软件应用异军突起

在云计算、 大数据设施和应用软件服务的助力下， 以智能终端为代表的用户设备，正成为大数据采集的重要源头和服务提供的重要界面。中国已成为全球智能终端增长的绝对主导力量,并引领全球移动市场智能化演进。2012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2.58亿部，份额超过全球1/3，并以167%的增幅远超全球水平，一举超越2012年之前历年之和。2013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更达到4.23亿部， 全球份额贡献逼近50%。2012年二季度中国手机出货中， 智能手机占有率已超越功能手机达52%，领先全球整一年时间完成历史更替 （全球在2013年二季度首次超越50%达到52%）,而至2013年四季度，中国新出货手机的智能化比例已高达75%。以智能终端为接入界面， 互联网内容逐渐从门户网站主导的网页向异

彩纷呈的APP应用程序转变。APP应用程序更多以云计算服务为支撑，通过后台丰富的数据驱动， 开发和发布的门槛降低、 创意受到极大激发。2013年年底,苹果App Store与谷歌Google Play应用下载规模均达到500亿次,应用规模均超过100万个。腾讯、阿里、百度等企业试图通过深度掘移动即时消息、手机支付、地图等能力，在自身核心应用领域搭建超级APP平台。

4、 基础设施投资主体转向

移动互联网快速普及， 那么这类基础设施的投资是谁带来的呢？答案是数以亿计的普通用户。我国有6.32亿网民，其中83.4%使用移动上网（CNNIC截至2014年6月的数据） ，按每部手机1000元，两年更换一部手机计算，人们在移动设备上投资额是巨大的，几年内即可达万亿级别。同样云计算基础设施也是由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等民营企业建设和运营，无论是用户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均位于世界前列。这样， 新基础设施的投资就由过去的政府或者国有大企业主导， 逐渐向民营企业和个人主导转向。 由于投资主体的变化， 服务模式和控制权也发生了显著改变， 从事基础设施服务的民营企业， 必须持续创新以扩大规模、获取潜在收益；消费者主导权增强，用手中的设备“投票” ，直接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 因此， 信息经济的治理模式也将从原有的集中控制向依靠大众创新、共同治理方向转变。

2.2“互联网＋ ” 的新 生产要素 ： 数据

人类社会的各项活动与信息（数据）的创造、传输和使用直接相关。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都是在逐渐打破信息（数据）与其他要素的紧耦合关系、增强其流动性，以此提升使用范围和价值，最终提高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信息 （数据） 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 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信息化过程，信息技术的超常规速度发展，促成了信息（数据）量和处理能力的爆炸性增长，人类经济社会也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IDC于2012年12月发布了研究报告 《2020年的数字宇宙： 大数据、更大的数字阴影以及远东地区实现最快增长》 。数字宇宙是对一年内全世界产生、复制及利用的所有数字化数据的度量。从2013年到2020年，数字宇宙的规模每两年将翻一番。2012年中国总体数据量占世界的13%， 而到2020年将提高到21%。如前所述，除了作为必要成分驱动业务外（即Data-DrivenApplication， 如金融交易数据、 电子商务交易数据） ， 数据产品的开发 （即Data Product，通过数据用途的扩展创造新的价值，如精准网络广告）更是为攫取数据财富开辟了新的源泉。 经济领域海量数据的积累与交换、 分析与运用， 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洞见和知识， 极大的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为充分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提供了超乎寻常的力量。

2.3“互联网＋” 的分工体系： 大规模社会化协同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力提升，加速了信息（数据）要素在各产业部门中的渗透，直接促进了产品生产、交易成本的显著降低，从而深刻影响着经济的形态。信息技术革命为分工协同提供了必要、廉价、高效的信息工具，也改变了消费者的信息能力，其角色、行为和力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从孤陋寡闻到见多识广，从分散孤立到群体互动，从被动接受到积极参与，消费者潜在的多样性需求被激发，市场环境正在发生这重大变革。以企业为中心的产消格局， 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全新格局。 企业以客户为导向、 以需求为核心的经营策略迫使企业组织形式相应改变。 新型的分工协同形式开始涌现。

“小而美”是企业常态：由于节约了信息成本，交易费用降低令外包等方式更为便捷，企业不必维持庞大臃肿的组织结构，低效、冗余的价值链环节将消亡，而新的高效率价值环节兴起，组织的边界收缩，小企业成为主流。生产与消费更加融合：信息（数据）作为一种柔性资源，缩短了迂回、低效的生产链条，促进了C2B方式的兴起，生产与消费将更加融合。实时协同是主流：技术手段的提升、信息（数据）开放和流动的加速，以及相应带来的生产流程和组织变革，生产样式已经从“工业经济”的典型线性控制，转变为“信息经济”的实时协同。就业途径更多样： 信息技术为灵活的工作方式提供了可能， 就业形势多样化。 “信息经济”条件下，由于沟通、协作的门槛降低，评价和信用制度的完善， 专业技能的价值进一步凸显， 个人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就业的灵活性进一步提高。年轻一代经由网络、利用外包方式，可以充分安排自己的时间和工作的地点，为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比如翻译、设计、客户服务等工作， 企业的雇佣方式和组织形式、 人们的就业方式和收入结构，都将出现改变。综上所述， 新信息基础设施 （ “云＋网＋端” ） 、 新生产要素 （大数据） 、新分工网络（大规模、社会化的全新分工形态）为“互联网＋”能量的释放提供了不竭动力，体现了“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推动“生产率跃升”的强劲力道。 “互联网＋”行动，将以夯实新信息基础设施、提升原有工农业基础设施、创新互联网经济、渗透传统产业为指向，为中国经济实现转型与增长开辟新路。

三 、互联网+零售业 ，网络零售释放内需潜力

互联网与零售业的结合促进了电子商务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释放了庞大的内需消费潜力， 并推动我国流通业在覆盖地理范围、 覆盖人群上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得益于交易技术和商业模式的革命，流通业的效率和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3.1互联网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对于国家经济繁荣至关重要。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指出， 统一而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美国19世纪经济增长的独特要素之一，庞大的市场规模通过规模效应和技术收敛促进了美国的发明创新，并联同资源丰富这另一独特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创造了技术领先优势， 从而奠定了美国崛起的基础。在我国，市场化三十年，统一规则下的全国大市场依然困难重重。 分割的市场、 高昂的中间成本与扭曲的定价机制导致国内流通体系低效，同时严重抑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互联网天然具有跨地域、 无边界特性， 架构在互联网之上的电子商务也具有跨地域、分布式、在线协同的特点。当线下各省市、区域分割严重的局面无法短时间改变的时候， 互联网通过其 “距离无关” 的天然属性，将全国不同区域间巨大的制度与政策落差瞬间抹平， 形成了事实上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这里的 “统一” ，是指统一的准入条件、交易规则、信用制度、IT服务、金融及物流体系等。这个市场足够“大” ，以淘宝网为例，每天上亿用户，10亿件商品、900万的卖家，每天2000万以上的包裹量，24小时不间断的电子商务交易行为。淘宝网实现了海量需求和供给信息地高效、实时、全局匹配，也驱使各类生产要素在市场平台上自由流动。基于互联网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使得我国独具优势的“巨国效应”1显

1、经济学家盛洪指出，我国的巨大人口和辽阔地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广度，也为市场分工和专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我国可以做到很多小经济体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比如我国的内部市场巨大，很多分工和产业转现。这意味着，中国仅仅依靠其国内市场就可以实现产业的不断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