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下岗潮要来，这话有依据吗？

从中国证券网获悉， 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人大老博士论坛称，劳动市场信号已经失真了，统计局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对于研究者没有用，“那个指标根本没有敏感性”。其表示，由于国企重组等因素影响，要准备迎接第二轮下岗潮。了，统计局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对于研究者没有用，“那个指标根本没有敏感性”。其表示，中国要准备迎接第二轮下岗潮。

曾湘泉的简历：

1955年11月5日出生于陕西省咸阳市。籍贯湖南湘乡。

1979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

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8年8月至1999年9月在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经济学系福布莱特基金高级访问学者。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

劳动经济学和薪酬理论及管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学分会会长

关于“互联网+”对就业的影响，曾湘泉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互联网+”对就业的“创造”和“毁灭”并存。

当私家车主通过滴滴、uber等网络平台赚取零花钱时，出租车司机们则对着越来越多的空驶公里数唉声叹气;当淘宝、京东等电商赚得盆满钵满时，传统实体商铺却利润下滑，举步维艰。

以电子商务、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为代表，以制造业和互联网的融合为趋势，本轮新技术革命催生了大量就业岗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缓解中国就业难题的一剂良方。

然而，新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影响并非只有积极的方面。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认为，从对就业数量的影响来看，本次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毁灭效应同时存在，此外，它对就业形式乃至收入分配结构都会产生冲击。

“在新的工作业态下，如何调整劳动力市场制度以有效保护劳动者的整体利益，是政府部门当下应着重研究并积极应对的重要议题”，曾湘泉近日表示。

影响就业数量质量的“双刃剑”

记者：“全民创业”热潮的带动下，互联网行业用人需求出现“井喷”，中国就业景气指数也显示，上半年互联网及IT领域提供的职位数同比增幅为44%。这能否缓解当前经济下滑所引发的就业压力?

曾湘泉：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这场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就业效应是持积极态度的，但从客观效果上来看，本次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毁灭效应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到底是创造的岗位多还是毁灭的岗位多，这在官方数据上难以得到准确反映。

近年来，互联网作为销售渠道普遍出现，催生了大量的就业。电子商务给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生产知识和贸易信息，促进了贫穷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

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各地大量的实体店因经营困难而纷纷倒闭，这些行业由此出现大量失业和半失业状态的人员。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冲击的这些实体店人员，大都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低、知识结构老化，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再就业能力，在“互联网+”占据话语权的当下，此部分人群失业风险增加的事实不应被忽略。

记者：这场新技术革命对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有什么影响?

曾湘泉：新技术革命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非常复杂，一方面本次科技革命对不同劳动者会产生差异化效应;另一方面，科技革命广泛作用于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各个维度，如收入、工作生活平衡、工作自治性、工作时间、工作强度等，而其对这些子维度的影响并非都是正向的。

从收入角度来看，科技革命无疑会在增加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升整体工人的劳动收入。从工作生活平衡角度来看，网络经济下，足不出户养家糊口成为现实。家庭与工作场所合二为一，使得现代人追求的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理念真正变为现实。人类也许即将告别耗费大量时间，奔波于家庭和工作场所之间的通勤痛苦。去组织化，回归家庭、回归自然、回顾自由、回归自主的时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带给人类新的美好生活的期盼。

然而，从工作自主性、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的维度来看，新兴行业员工虽然有较高的工作自主性，但其整体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强度加大。近年来，互联网员工猝死的消息屡见报端。与传统行业的工作类型和性质不同，互联网从业人员大多接触工作内容较新，这也迫使员工保持高强度的饱满精神状态。高强度工作压力、睡眠不足、日晒不足、饮食不规律、生物钟紊乱等都成为健康的杀手。

打破行业垄断 缩小收入差距

记者：最近这一两年来，以支付宝、滴滴、uber等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对于原有的金融、出租车等垄断行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新旧产业利益争夺白热化，这对于劳动者的收入会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曾湘泉：新技术革命促使了就业形式的多元化，非标准就业规模有持续扩大的趋势。互联网以快捷、便利的特点更好地满足了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以低价销售扩大了市场份额，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无疑从整体上提升了劳动者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