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最严”支付新规有点儿无奈

几乎形成一条定律：一旦牵涉到大众金融或形成社会舆论，监管方就会变得过于谨慎。

国庆期间，央行为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下发了一条通知。这差不多是今年以来针对支付环节的“最严”新规——它从账户管理、转账管理等七大方面提出了二十项具体措施，其中，还涉及到限制支付机构日累计转账数额和笔数的条款。这意味着，从12月1日起，你从支付宝和微信转账时的笔数和额度都将受到限制。

别搞错了，这回可不是为了照顾亲儿子——各家银行的网络银行，也面临同样监管。

假如你还记得到不久前，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几起知名电信网络诈骗案——其中一起还涉及到一位女大学生死亡案件——央行出台如此谨慎的新规不难理解。网络诈骗频出不穷，来自公安部门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全国电信诈骗案件数量从10件飙升到60万件。微信支付的拥有者腾讯则公布了一个统计数据：仅今年上半年，公众在电信网络诈骗中就损失了65.6亿人民币。以至于，在央行发布新规之前，在此之前的9月23日，中央综治办还联合了六部委发文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欺诈的确应该整治。不过，央行限制交易次数和笔数的做法，其实最终归于这样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少做事，就少发生坏事，极端了就是：什么都不做，就什么也不会发生。

这种“管教”方式，在政府的很多决策中都能看到，其效果也自然可以预想。

说到底，电信和互联网不过是一种技术手段，诈骗人员也懂得用它来提升作案效率。但诈骗这一犯罪现象并不会随着技术的消失而消失——因为并不是技术手段促使他们犯罪的。

无论如何，这条新规对于网络支付而言都不是什么好消息，最直接的影响可能在于，移动支付交易的成本——不是指费用——被提高了，“数字货币”的流动性也变差。

金融在中国是一个大命题。大人们说它事关国家大事，而创新者说，它事关技术和新市场的未来。就比如《FinTech, 金融科技时代的来临》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斯金纳提到，在价值互联网时代，任何金融活动都能通过技术来摆平，任何金融活动都可以被简化，任何金融市场都可以借助点对点、人对人的连接性被精简，这对金融的开放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总体而言，“毛头小子”才会产生简化物，而“有资历的人”只会出产错综复杂的东西。瞧，眼下，我们又从简化回到了复杂。

移动支付及其背后的市场如今已经非常具有想象力，它也是一场尚未决出胜负的战役。在中国，有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从全球看，苹果、三星、Facebook等等大公司都在打这个市场的主意。它对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影响更大。一个例子是，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办理移动转账的货币量甚至超过了地方货币的实际流通量。

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家支持数字支付，这些交易瞬间转变成了数字货币。因此其想象力更可以上升到一个层面。这一切会发生得非常快——未来10年，移动数字交易就会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普及。

移动支付的影响力已不可小觑。过去，当央行在统计M1货币量时，有一个隐性的项一直没有被计入，即个人银行卡下的活期存款。通俗解释就是，它体现为你的移动钱包，即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产生的活期项，过去可以忽略不计，现在已经有17万亿的规模。从最初发端与电商交易，第三方支付在过去十年成长迅速。来自易观的数据，2016年一季度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市场规模已经接近6万亿人民币。而且第三方支付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出行、餐饮、理财，甚至医疗、养老等。

央妈想做好事，却也担心再次出现未及时监管P2P带来的后续种种问题。如何使用监管力度就成了火候拿捏的问题。

话说回来，此次出手监管并不能解决欺诈的根本问题。如果回顾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历程，甚至能看到，它诞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欺诈”这件事的——在电商发展之初，缺乏信用，而Palpal和支付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说，解决技术诈骗，还得依靠技术本身。

但从大的方向上，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期待。今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说：加快推进网络技术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文/刘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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