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打假背后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迷思
文/王如晨
23日晨,大群媒体涌入阿里园区,听取它与中国双打办成员单位代表介绍打假经验。印象中,阿里一直在打假,也一直被人打假,但从没这样兴师动众拉人听报告。
时间回到20天前,央视《焦点访谈》一档节目,曝光了广州白云区国大鞋城假冒名牌鞋行为;时间回到12天前,国家工商总局公告称,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天猫、京东、1号店、亚马逊等电商双11抽检,6平台15批次样品属假冒或高仿,7批次样品质量不合格。
阿里此举应带有公关用意。对这家互联网巨头来说,除了假货,很少有如此挠头的话题。
但在我看来,央视与工商总局的行为,以及阿里的回应,表面揭开的是假货问题,实质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症结。这是一场充满矛盾、悲情、体谅的产业迷思。
就让我先展开来多说几句。
电商售假认知:被侮辱、伤害的
电商存在假货,但它绝非源头。互联网在中国才20周年,电商自阿里始不过15年。此前,不要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已戴上世界工厂帽子,无数鞋帽玩具流向全球,假货一度泛滥;就算漫长历史长河,假货也能追溯到春秋战国,那时商人就懂得在谷物掺假获利;你现在读的所谓春秋典籍,大都出自战国与两汉文人杜撰。习主席读的《孔子家语》,更是晋人王肃伪书。抗日战争时,国军子弹被造假,噼啪扫去,鬼子没倒,自己哑了。
3年前我去小区菜场买菜,一处排队,总觉前面阿姨穿得阿迪达斯有点怪,仔细看,原来是adadis;8年前去天津出差,回程火车上,旁边大哥手拿大瓶可乐咕咚咕咚猛灌,好幸福啊。忽觉不对劲,定睛看,原来是可乐可乐,喝起来真是加倍的样子。
假货伴随商业而生,反映了人性的贪婪,也有小人物生存压力的变异。这本是用不着解释的常识。为什么到了此刻,假货标签忽然被大规模贴给电商,绑在一起?
在我看来,这是传统零售渠道与电商渠道角力的一个关键时刻。过去,众多线下销售的假货开始转移线上,试图借互联网渠道获利。只是,大部分造假者没料到,当他们一上点哈根平台,就容易被抓个正着。
央视、国家工商总局聪明又伟大,年年都能发现假货,那只是九牛一毛。你看阿里集团首席风险官邵晓锋昨日披露的数据:2014年前三季,阿里平台主动下架9000多万件问题的商品,近百万家商家受到处罚。公众应还记得今年5到7月微信商家忽然云集、假货丛生吧,消息人士说,那就是阿里上半年打假效应:被赶走的无良商户,跑那边去了。
9000万件。假如阿里没发现这么多问题商品,未曾下架,偌大中国早就民怨沸腾了吧。京东、微商、1号店类似。即便百度,它的搜索引擎之前也曾发现许多医疗业许多造假,后者的信息一被搜索引擎搜到,就容易被许多人识破。
仅仅将假货、虚假服务出现的罪责追溯到电商或诸多互联网企业身上,是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整个过程中,电商自身发现的假货与虚假服务信息远比央视、工商总局多,只是它们没有执法能力,只能更多调查、发现、举报,没央视那么拽,那么神奇。
大数据打假的优势与无奈:互联网不是万能的
你会说,为什么电商或互联网渠道更容易发现假货?这是技术平台优势,中国互联网发展20周年,大数据服务不是吃素的。何况中国人整起人来,一贯那么在行。
邵晓峰说,阿里之所以能发现这么多假货,就是大数据的力量,以及专业的调查。整个平台的商品与个人信息的认证非常严苛,甚至让商户恼火到采用非法手段对抗。而在发现问题后的追溯机制上,更是一种O2O化过程。
他透露,一旦发现集中的问题,阿里的团队会悄悄地深入跟踪、落地调查。比如淘宝上某类运动鞋假货多,除了在淘宝上打击外,会通过大数据落地到所在区域,派小组过去深度跟踪整个产业链,最终往往会发现一个真实而庞大的生态分布
“其实,通过大数据测算与实地调查,我们能够非常精准地刻画出全国整个打假工作的完整地图。”他说。
但是,发现、深度调查造假产业链之后,这个庞大的地图却让邵晓峰非常难受。昨天他多次表示,就算这个场合,有些信息他还是不敢披露,不敢公开讲。因为,许多造假产业链,事关当地百姓生存,事关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事关一个地方政府为政的深层难题。
比方,阿里跟福建莆田地方有够深入沟通,当地期望阿里能给那里的产业、企业寻找出路。邵晓峰发现,当地制造力与销售力不差,产品质量甚至不逊正品,只是没有品牌,很难销售,许多时候只能打着海外牌子卖,“真正主观恶意制假售假的企业还是很少”。
邵晓峰说,阿里对这类企业进行了处罚,但并没有放弃它们。在与福建莆田当地政府沟通后,阿里决定帮助这些企业,引导它们走正道,比如推荐好的来源和货源,以免它们最后又被利益引到歪道上去。
“这些问题不解决,我觉得,今天我们光是说哪些地方有假货,哪些地方要打,狠狠打,还是个治标不治本。”他说。
打假背后:一个国家产业升级的迷惘与迷思
在我看来,邵晓峰的无奈,传递了阿里对于中国区域产业发展的忧虑。这个庞大的电商巨头,已经将自己的服务延伸到产业升级层面,只是面对这一难题,它的力量也很薄弱。互联网企业很牛,但也有能力的边界。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个国家产业升级的迷惘与迷思。
许多所谓的假货案例,根本就不是电商业乃至整个互联网业的原罪,而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原罪。过去几十年,中国依靠投资尤其是外商投资、出口,以及庞大的土地经济,建立起来的模式,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依然没能实现真正转型。产业升级与调结构的道路,依然非常漫长,中国区域经济依然面临一个出路难题。
阿里与福建莆田地方政府、当地企业的合作,只是这种出路压力之下,一个暂时的路径选择。它反映出一个庞大互联网公司的无奈。
行文至此,再回头看看央视《焦点访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报告,我觉得,中国许多机构对于这一问题的认知,实在太过狭隘。当然,也许它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只管将责任归于互联网,每年来那么几次,万事大吉。
这里面充满了对于中国互联网业的工具化认知:当需要互联网业映衬大国崛起时,我们看到领导经常带着马云们出访;当面临产业难题与民怨时,就把马云们拉出来晒。而在这种认知与利用中,中国庞大的产业升级压力难题,就被悄悄转移了视线。
我们并不否认世界有恶的因素,这也是常识。但打假绝对是一个滞后的行为。没有一种产业的疏导、扶持、竞争力变革,它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改观。
当我听到阿里为了打假组建了2000人团队、CEO陆兆禧与邵晓峰还担任双打正副组长、拉那么多专家前去总部做报告、拉那么多媒体去听报告,口干舌燥地解释,这简直是一种讽刺:一个原本是整个社会层面的毒瘤、一个产业升级的最大症结,却让一家互联网企业出面协调,并且还要委婉地回应央视《焦点访谈》们每年的折磨。
假货确实是一种历史现象。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但中国互联网业不是假货的原罪,它们自身反而正遭受着假货的困扰。对于阿里来说,尤其是如此。
22日,马云与上述双打成员单位代表沟通时说,IPO后,阿里的目标主要有三个,即国际化、农村电商、大数据。其中说到国际化,他强调,阿里的目标是,希望全世界的贸易规则能在电商理念框架下进行合作。
想想看,如果中国产业无法真正实现升级,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充满迷障,无数商家从事着无良的假货生意,每年遭受美国、欧盟反复指责,不要说马云的目标实现不了,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还将持续遭受压力。
再回到微观层面吧。我觉得,在中国BAT进入全球前10、中概股荣耀加身的时刻,有必要回看一下马云7月29日给员工的一封信。他说,中国互联网公司大了责任就大,外界期望就高,批评指责就多,这是规律,要承认和接受,要做好心理准备面对IPO后社会环境的变化,阿里与家庭、社区、城市、社会、国家是共生关系,面对质疑要充满包容。面对一些反作用力,要反思是“我们关注的不够,沟通的也不够”,“这是风浪,但更是阿里人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是一种福报,一种修炼”。
但愿2015年的央视《焦点访谈》、国家工商总局的打假报告,有点新气象。作为媒体人,我们不希望被邀请到某一家企业去听什么打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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