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三问”固然是“白问”,但互联网拉大贫富差距就真是“胡说”?

注：这次真的是白岩松说的！

著名的主持人、媒体人、社会评论家、公益评论家、心灵鸡汤导师、青年之友白岩松老师，近期又发声了（这次不是网上传的段子，而是真人！）。不过，这一次他没有选择他最擅长的侃人生，评时事，而是选择了直击互联网经济。

这三个问题一出，就像是水下了油锅，在互联网圈子里激起一阵批判。仅昨天早上，就至少有四五位互联网人对白岩松的观点进行了回应。和菜头认为它反映了对“ 新生事物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排斥 ”。刘兴亮则认为它 “偏激与狭隘” 。

白岩松的观点遭到 “ 群嘲 ” ，这一原因，许多人归结于白岩松对互联网不了解。但是在我看来，它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缺少基本逻辑。

　　 如果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只能在淘宝上买一些 “ 便宜东西 ”。

白岩松在这个观点里面认为富人变得更富，穷人买便宜东西，颇有一点 “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 “ 东部 IT 精英纸醉金迷，西部山区人民还在吃草 ”的排比感。但是问题是，白岩松没有说清楚，富人富和穷人穷是什么关系，穷人买了便宜的东西和富人富究竟有什么错。如果没有互联网，“ 富人不变富，穷人买昂贵的东西” 这样就对了？怎么感觉有一种糟糕透了的感觉呢？

　　 如果大城市更便捷，人人向往，房价变得更高，小城市只能上上网打打游戏？

大城市变得更便捷，不是因为互联网出现之后才造成的。相反，互联网的无界性，恰恰给小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娱乐和教育选择（当然这些内容被粗暴概括成了 “ 上上网打打游戏 ” ），如今一个小镇青年，只要他拥有足够的网络操作能力，接受的知识，上的社区可以与大城市毫无区别。而许多互联网创业（例如去年被吹的神乎其神的各种 “ Uber ” 、各种 “ O2O ” ），无论成败，至少把一些线下的服务（例如专车）引入了小城市，而这些原先往往只有大城市居民拥有的 “ 特权 ” 。而高房价，我的白岩松老师，那更不能怪到互联网头上了。

　　 如果城市生活更美好，农村还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要靠天吃饭，

这一个问题更加莫名其妙。稍微有经济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城市生活更美好的基础一定是农村的繁荣。无论是产品还是劳动力，城市的需求依赖于农村的供给，而互联网则使得两者的连接变得更加通畅。实际上，许多农村经济的瓶颈，恰恰正是生产和消费之中的供需不透明和流通成本。据新闻，白岩松是在电商大会上提出这三问的，不知道他是否跟农村淘宝的创业者有所交流。据网络数据，农村淘宝已经覆盖全国 29 省 300 多个县的近 1.8 万村点，全国农村淘宝合伙人中，75 % 是返乡创业者。 ， 仅仅江苏睢宁县一个县，根据截止 2015 年的统计数据，淘宝等网店已经超过 3 万家，带动了 21 万人直接或者间接就业。即使这些网店未来可能只有一半存活下来，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农村淘宝：这样的农村淘宝店正在成为 “ 新农村 ” 经济中的重要甚至核心部分）

　　综上所述，似乎我又毫无新意地把白岩松批判了一番。然而，我想说的是：白岩松所说，虽然漏洞百出，但是核心判断却不无可取之处： 互联网的确可能扩大贫富的差距，在中国尤其如此。 只不过，白岩松提了三个问题， 却不着边际，没有批到点子上。

　　不可否认，互联网精英们说的都没错：网络能够带来人与人的连接，创造出巨大的价值，这种价值能也应该让所有人共享的。但是，任何情况只要落了地，就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沉甸甸的 历史问题 。

　　互联网有没有拉大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这种说法非常的粗略，因而很容易被反驳，不如说互联网是一种 “ 放大器 ” ，它拉大了信息设备、信息使用能力差距影响贫富差距的能力。在北上广，或者其他大城市的的人，甚至发达沿海农村的人，很容易感觉到，“所有的人都能上网”。而很不幸的是， 这可能是一种幻觉。别的都不谈，就谈互联网本身在很多地区的普及尚待时日。 尤其是农村，由于长期以来的经济、社会，乃至最基本的通信设备问题，仍然处在弱势一方。

再举个地区的例子，2015 年，位居西部的贵州省，互联网普及率仅为 34.9 % ，而浙江省的互联网普及率为 65.9 %，足足差了将近一倍。至于网络质量，网络流畅度，居民对于网络的使用能力，就更不可同日而语。（数据均来自于两省发布的《互联网发展报告》）

　　也许有人会认为，随着网络发展，网络会最终覆盖到每一个人。但这忽略了一点： 互联网带来的先发优势是巨大的 。更好的网络，意味着能够先发现机会，机会在互联网中往往稍纵即逝。同样的生意，2010 年开淘宝尚有许多空白期，2016 年开淘宝恐怕就要面临被种种大店压制难以出头。同样去给网约车做司机，2014 年进入 Uber 的人收入可以达到两三万一月，而合并后可能连油耗也付不起，这里的差距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最简单的时机优势。仅考虑这种简单的差距，互联网引发的贫富差距就难以小视。

互联网是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但基础设施只是基础，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它与实体经济是一种 “ 互联网+ ” 的关系。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它们有资本，有基础设施，有挣钱文化，他们需要的是信息对接和商业模式。但是对于欠发达地区，它需要的不仅仅是互联网，而是各种基本条件的全面革新。互联网，尤其电商革命将所有的供应商和利润透明化，物流变得畅通，实际上也正是对欠发达地区的一种更严厉的挑战：它们没有了信息和区位的传统优势，如果不能够及时找到自己的擅长模式，资本和人才就会比以前更快流入发达地区。

（两个图表：以省计算，淘宝村数量前十位的，均为中东部省份，前五均为沿海省份。地级市计算，均为富裕城市。西部省份的淘宝村仅有五个，不足全部的 1 %。）

　　当然，这又牵扯到效率与公平的博弈。许多支持互联网经济的人愿意举火车替代马车来说明，互联网是造就就业而不是失业。长远看，这肯定是对的，时代要发展， 但这不意味着难以适应时代的 “ 马车夫 ” 就活该被当做 “ 历史的肥料 ”。 转型不是简单嘴巴一碰就能成的，实际上，最容易受到互联网电商冲击的，往往是对互联网最不了解的人群，他们往往有一些特征：年龄较大，文化程度不高，家庭负担重，传统行业从业时间较长。而他们转型，在新经济中重新找到位置无疑最为困难。他们可能是你至今不会用电脑的二叔，也可能是觉得 “ 网络上都是骗子 ” 的王大爷。那么，谁来教育这批人，或者，谁来作为这批人进入互联网的中介？（不要指望政府投入，许多乡村教育本身已经岌岌可危了）

　　甚至偏见也可能为贫富差距贡献养料，实际上，在北上广之外，甚至就在小城市和乡村的人群中，新的，有活力的商业模式每天都在产生。但是这些模式却容易被忽略：因为它更 “ 草根 ” 甚至更 “ 草莽 ”，它有许多灰色的部分，许多不够优雅的部分，但是确实促进了当地繁荣，这些局限性，本来可以通过更多合理的方式进行分析。 但是，在以城市中产消费为核心价值观的 “ 主流 ” 互联网圈很容易把这些东西中可取的商业因素像《北京折叠》里描述的 “ 折叠 ” 起来，而更多关注它的猎奇、荒谬、“ 低下 ” 之处。 例如将快手中的一部分内容提取出来作为《乡村残酷物语》加以赏鉴，将 OPPO 和 VIVO 的商业模式贴上 “ 厂妹 ” 的标签。似乎绝大多数人的审美和娱乐，包括商业都应该只有一种模板。而这些模式中的积极因素和可能性，都被轻易地无视了。另一方面，这种粗糙的 “ 城市中心论 ” 又促使了相当一批小城市互联网精英不愿意深耕本地，事业有了初步发展以后，便希望来到北上广更激烈的资本竞争中。殊不知，这对于资本和创业者可能都并非好事。

（对带着草莽的模式，居高临下的否定总是容易的。但问题是，应该用什么东西去填补数亿人的需求？）

　　一言以蔽之，互联网不会造就贫富差距，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它却有点像一个扩大器， 由于这个扩大器，此前的许多城乡差距，教育差距，包括阶层差距，被加倍了。 这不是互联网的错，但是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它会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大，把以往的问题复杂化。

继 “ 白问 ” 之后，我有三个问题。

　　 1.在互联网和新经济的浪潮中，如何解决信息基础设施不均等、信息接受能力低下，商业渠道落后于信息渠道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谁来解决？谁来付费？

　　 2.如何解决小城市和农村的 35 岁以上，未接触互联网，缺乏教育的传统行业从业者转型问题？缺乏培训的他们，如何参与到互联网经济之中？

　　 3.如何看待小城市和乡村诞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和商业组织？是否只有泊来的模式才是 “ 高大上 ” ， 小城市和乡村就只能标志为 “ 乡村XX物语 ”、“草根 ”、 “ 山寨 ” ？又有什么方式，可以鼓励互联网精英在小城市创出一片天地？

能把这三个问题答好了，“ 互联网与贫富差距 ”这个命题才可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