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业缘何难产AT&T收购时代华纳？

日前，美国第二大移动运营商AT&T以854亿美元并购时代华纳在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此，有媒体联想到同属于电信运营商，同样面临移动互联网挑战而处在转型困扰的中国三大运营商能否模仿美国运营商（包括AT&T、Verizon等）的路径（例如大手笔的并购）来快速完成转型？

众所周知，如此大规模的并购首先需要并购者本身具有相当的体量或者说规模，以此按照营收计算，2015年AT&T营收为1468亿美元，Verizon为1316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分别实现收入510亿、1029亿和426亿美元；按照赢利能力的利润率计算，AT&T和Verizon的利润率分别为9.1%和13.6%，中国移动、联通和电信分别为16.2%、3.8%和6.1%，可以说，除了中国移动之外（过千亿美元营收和较高利润率），联通和电信与AT&T和Verizon均不在一个体量级，这意味着从自身实力的角度，中国运营商所处的电信业将很难出现类似AT&T如此跨界收购时代华纳的并购事件，这也同时在提醒业内，以往认知的中国电信运营商们的大体量和暴利与美国电信业的运营商相比，究竟是暴利还是体量及赢利能力依然不足？

但话又说回来，从中国移动的角度看，虽然其营收与AT&T和Verizon存有一定差距，但鉴于其千亿美元的年营收和较高的利润率（在2015年全球主要电信运营商中排名第一），理应在转型中成为中国运营商的标杆。为此，中国移动也确实有所动作，甚至早在2010年，中国移动就已经采取基地运营模式开展互联网相关业务，在全国设立了包括四川手机音乐基地、上海手机视频基地等在内的九大业务基地。去年11 月，中国移动旗下的中国移动互联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此外，中国移动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也在去年正式宣布挂牌成立，整合旗下音乐、视频、阅读、游戏、动漫五大基地业务。

不知业内看到这些有何感想？我们的感觉是中国移动的转型基本均是靠自己利用内部资源缓慢推进，但鉴于运营商的央企背景及由此形成的体制所限（运营商多年来都在学习互联网技术、倡导互联网创新、弘扬互联网精神，但运营商的企业属性和管控模式，给互联网业务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阻力，更关键的是，运营商自己的机体本身缺乏互联网基因）。所以尽管取得了所谓不错的进展，依然难以摆脱自娱自乐，不能实现脱胎换骨般的质的飞跃。除了中移动外，联通和电信也大抵如此。例如中国联通先后在广东、四川等地设立音乐、视频等基地。近日又有消息称，中国联通未来将围绕音乐和阅读业务，组建两家独立运营的子公司；中国电信则已经把分布在各地的互联网业务基地独立运营，同时天翼视讯公司试点开展各项移动互联网业务。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三大运营商到底是缺乏跨界的勇气还是体制所限？

就像前述，由于业内对于中国运营商体量庞大和暴利的认知，加上其体制的背景，中国的运营商们始终充当国家在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杠杆。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提速降费”、“流量不清零”等政策的实施。据统计，受上述政策的影响，2015年，中国移动净利润1085亿元，同比下降0.6%;中国联通净利105.6亿元，同比下降12.4%;中国电信净利200.54亿元，同比增长13.4%，是三大运营商惟一净利正增长的企业。但如果三大运营商将他们在去年向铁塔公司出售固定资源的收益也纳入财报之中。若将移动、联通、电信分别一次性获利101亿元、92.5亿元和39亿元剔除，三家净利出现约16%的同比下滑。

当然我们在此并非否认国家从大局角度制订这些政策的正确性，但具体到企业的运营商们，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影响到了运营商们的营收和利润，更为关键的是，国家这些杠杠平衡政策的实施似乎并未被市场和用户充分感知（我国用户规模数量庞大，平均下来每个人每个月费用仅下降2.6元）。在受限于国家政策的同时，对于运营商的双向考核却丝毫未见松动，这使得运营商们的首要任务和精力不得不集中在保证双向考核的指标上。要知道AT&T以854亿美元并购时代华纳和前不久软银234亿英镑(约合310亿美元)收购英国芯片设计公司ARM均是在其负债1000亿美元基础上实施和进行的，这对于尚处在赢利的中国的电信运营商们是不可想象的（运营商不敢，体制也不允许）。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鉴于中国电信运营商们的体量与体制，尤其是体制与体量紧密的耦合关系和效应，让中国电信业很难出现类似AT&T以854亿美元并购时代华纳这类大幅跨界转型并购的出现，而这似乎注定了中国电信运营商的转型将是缓慢和艰难的。不过近期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似乎让我们看到国家已经意识到运营商体制阻碍转型的症结，那么运营商们能否为了快速转型摒弃自己的企业属性（包括国家相关部门），引入新的基因？抑或只是走走形式？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