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女人如何面对性别压力?一个两性的共同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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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女性之所以没有在博士后结束时继续往上走，去当一名PI，照料家庭几乎是最重要的原因。女性需要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其中丈夫的支持更为重要。而家庭以外的社会建设也不可或缺。

赛先生记者宋戈

“教授”前面加上“女”究竟有什么不同的意味？

多年前，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颜宁――一个有很高曝光度的“女教授”――很反感别人把她的性别，或其他与科研无关的属性冠在学术身份之前。因为那个时候，她认为，教授就是教授，一旦变成了“女教授”或者“美女教授”，似乎就成了群体性的示弱，就成了需要被照顾的群体，而她们的学术能力本来可以足够强。于是别人介绍她是“美女教授”，她就机智地用“美国回来的女教授”化解掉；别人奉承她是“女神”，她就立马自讽是“女神经”。

但是，生活在现实中的女科学工作者，尽管她们可以不接受以女性身份来和男性有所区分，可以相当程度地蔑视“男人、女人、女博士”的“三种性别”的侮辱，以男女在对待事业和家庭时有同等天平一类的办法来要求自己或呼吁社会，然而还是有很多东西，确实只能由“女博士”一人孤独地承担，比如生孩子。

在这个意义上，“Women in Science”（科学中的女性）的话题就确实是必要的问题。曾不愿意看到这个话题的颜宁，如今每年以此为主题组织女科学家开坛讨论。她说：“为什么我现在转变了？因为我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这时如果你意识到你前面有人趟过那条路，也许就会给犹豫畏缩的人一些勇气。所以我后来觉得，我们在到达一定高度后，有责任去告诉有点犹豫有点挣扎的女孩子或是男孩子，你就遵从自己的内心，勇敢一点，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反正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自己做主、勇敢担当的人生是最有价值的。”

　　科学中的女人如何面对性别压力?一个两性的共同话题

　　 2014年，颜宁在她的微博上第一次讨论女科研人员面临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这是她关注这个问题的起点。

　　今年来清华参加“女科学家论坛”的，不仅有老中青三代科研女性，还有相当比例的科研中的男性。 如何面对科研中的性别压力，其实是两性的共同话题。 （编者注：德国总理默克尔12日在国科大演讲时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请见默克尔：做科学家与当总理的不同）

现场：女博后愿做Co-PI

男同学隔空喊话

众所周知，大学里学习自然科学的女性并不少，但进入独立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学术带头人）时期，女性数量就发生锐减，所占比例远不足三分之一。“女科学家都去哪了？”这个经典问题的答案是多层次的，其中最容易检讨的，是制度问题。但目前看来，并没有什么制度限制女性成为独立PI，然而现实中却存在着这样一道坎，那就是家庭社会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未见得全是外部压力，而是女性有更高比例愿意为了家庭而让步――尽管你也可以讨论，个人的意愿有多大比例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

李莹（化名）是论坛的嘉宾之一，今年即将结束5年的博士后工作进入科研生涯的下一个阶段，而这个时候正是很多科研女性选择未来道路的关键时期。博士毕业时，为了非同一专业的男友，李莹没有出国，选择留在国内做博后。而此时，她又面临着新的选择。李莹说，自己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等将来她有了自己的小孩，可能难以得到孩子外公外婆的照顾，所以目前的计划是做一个co-PI（合作PI），虽然没有独立的实验室，但相对来说可以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科研中去。

然而李莹的一位男同学就在论坛现场，一到观众发言阶段，这位男生很快站起来向她隔空喊话，表示李莹的考虑还不够，她看上去并不像很多男科研工作者对待科研的态度那么足够有冲劲。“一般在这种抉择的时候，就能决定她是会成为一个很强的人，还是只是成为一个附属的人。”

寻求家庭支持

丈夫可退居二线

对很多女性来说，家庭是她们人生中难以忽视的背景。家庭可能是她们的支持者，也可能是被支持者。李莹属于后者，但还有很多人，幸运地处在第一阵营。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郗乔然教授就是家里的独生女，她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她的孩子出生于她博士即将毕业，写完自己的第一篇文章的时候，休息6个星期后，她收到文章的评审意见，于是重新回到实验室工作，紧接着就是论文答辩。整个过程是艰辛的，需要各方面的协调，需要家庭给予完全的支持。此时的父母就给予了她强有力的帮助。从生下孩子一直到回国（孩子9岁），她母亲为了帮助照顾，先后去纽约十多次。

　　 郗乔然教授说，自己同时代的很多女性之所以没有继续往上走，去当一名PI，主要就是家庭的负担，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去照料。 好在对于新一代，特别是90后这一代，这个问题应该会好一点。

　　科学中的女人如何面对性别压力?一个两性的共同话题

　　 到场嘉宾：颜宁（左一）、杨薇（左二）、阎锡蕴（右三）、郗乔然（右二）、程东红（右一）

颜宁也深有同感。她从小到大得到父母全心全意的支持，父母从不施加任何压力给她，一直给她信心，几乎无条件支持她的任何决定。颜宁说：“不要低估了父母对自己的爱，家庭的支持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父母给我最大的勇气和力量。”

　　 但从社会建设的角度看，寻求父母以外的支持是更重要的努力方向。

　　从事生化与结构生物学研究的美国科学院院士杨薇教授提醒说， 家庭的支持不仅来自于父母，更来自于丈夫。

杨薇表示，除了传统的夫妻角色，还有一些完全倒过来的关系也是可行的，妻子做PI，丈夫做家务，几年之后把孩子带大了，丈夫再出去工作。

“所以，看在座的男同学怎么想的了。如果你很幸运娶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妻子，她的事业成功率很高，或者高过于你，你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角色？”杨薇问道。

会后，在接受《赛先生》记者采访时，杨薇进一步补充说，应当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1949年解放后，中国提倡的“男女平等”提高了女性在就业和家庭中的地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男女不平等现象在经济、科学领域有所扩大，高层领导的性别比例明显失衡。现代化社会，尤其是领导层和舆论界有责任表彰女科学家，鼓励人口的另一半（妇女）不仅在家庭和基础工作中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社会高层中能顶上半边天。

　　 为此，应当普及高质量低消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更多的女科学家从家务中走出来 ，让她们可以全力科研工作，这样李莹同学的纠结就迎刃而解了。

她说：“不可否认，男性再怎么支持也不可能代替妻子生孩子，所以女性不能逃避这种责任。但作为女性，要享受每一部分的人生，做母亲也要做得愉快，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多压力，因为不可能一天24小时，8个小时做母亲，8个小时做妻子，8个小时做工作。”

在美国工作期间，杨薇常常会遇到一些女科学家，她们在做母亲的时候会缩短一点工作时间，然后等孩子上学之后再重新完全回到工作中去；或者完全离开工作五年八年之后再赶回工作，这都是可能的解决方式，只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支持。

在多数领域里，男性通常是主导群体，但也有换位的情况。比如中华护理学会专设有一个男护士专业委员会，保护处于弱势的男护士群体。杨薇表示，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帮助处于弱势的一方，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这种弱势的角色就会发生转变。

发掘女性优势

不必委曲求全

　　除了寻求外部支持，颜宁教授给从事科研的年轻女孩提出了几条实用中肯的建议：首先，了解你自己，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特长来选择要走的路；其次，相信你自己，在有预判的情况下，适当把目标放高，高一些的目标会激发人的潜能；最后，尊重宠爱你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没必要委曲求全，这样以后任何情况都不后悔。

郗乔然教授则以个人经历印证了颜宁的上述建议。郗乔然回忆说，当年她刚到美国的时候，发现周围很多朋友都转行做了IT业，当时IT业正处在泡沫期，职业女性花几个月时间考取一个证书就可以拿到一份年薪七八万美金的工作。但出于兴趣和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她选择继续在生物领域前行。她的建议是：不要想太多，要享受科研训练的过程，不论以后干什么都会终生受益。而如果真的热爱这个专业，就请遵从内心的选择。

阎锡蕴院士是亚洲生物物理学会30年来的第一任女主席，但对她而言，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性别带来的问题，“那么多年在实验室干，也不曾考虑自己是男是女”。直到参加了一些国际上的女科学家会议，才开始意识到女科技工作者的特点，同时也发现很多成功的女科学家，不仅科研做得好，而且非常有女性魅力。

阎锡蕴说，有些媒体时常渲染“女博士”的另类生活，鲜有报道研究过程中惊喜发现所带来的美妙。“实际上，科研本身探索未知的过程，其中有困难、有挫折、有趣、也有惊喜。只要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享受探索未知的过程，就一点都不会觉得苦了。”这一点也得到了在座几位嘉宾的一致认同。

阎锡蕴还表示，虽然女性肩负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责任，但也有天赋的优势，比如女性在工作中特别有责任感，很细心等。于是她介绍了自己的三种热爱：“爱科学、爱生活、爱美”。除了“三热爱”，阎锡蕴还用“三自经”勉励青年女科研人员：“自强、自信、自在”。自强催人奋进，自信使人美丽，而有了这两个“自”，就可以更上一层楼，变得自在，变得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