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奖在中国产生的冲击波

　　

　　 1956年10月，中国籍留美青年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合作发表论文，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立即引起国际科学界广泛关注。1957年10月31日，该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31岁的李政道和35岁的杨振宁折桂。从发表论文到获诺奖仅一年时间，获奖速度之快，实属罕见；二人又由此成为首次获得此奖的中国人，更为难得。消息传至国内，立即引起高度关注，中国政府试图争取李、杨回国，形成了一股诺贝尔奖的冲击波。

　　 《人民日报》持续关注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奖

　　 李、杨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一经揭晓，中国政府和科学界立即给予了积极的回应。11月1日，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代表中国物理学会致电李政道、杨振宁，祝贺他们获奖，电文中说：“中国物理学家对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次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这一消息。11月1日的《光明日报》也刊发了李、杨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并且提到了吴健雄的实验工作。

当时，新中国已经与瑞典建交，并在瑞典设有大使馆。因此，12月8日，当李政道、杨振宁抵达瑞典斯德哥尔摩时，中国驻瑞典使馆工作人员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们，以示新中国政府对他们的重视。12月11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以《李政道和杨振宁到达斯德哥尔摩我国驻瑞典使馆人员去机场欢迎》为题进行了报道：“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中国两位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于8日下午携夫人抵达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金。我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徐中夫，瑞典外交部、瑞典科学院及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代表均赴机场欢迎。”紧接着，中国驻瑞典大使还参加了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见证李、杨受奖。12月12日，《人民日报》以《李政道杨振宁接受诺贝尔奖金》为题，报道了1957年度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及李、杨的受奖情况。

　　 中国政府争取李政道、杨振宁回国

　　 除了主流媒体积极跟进报道李、杨获得诺奖的有关情况和进展，中国政府还付诸行动，不仅派驻瑞典大使参加颁奖典礼，还决定派人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用意就是要争取李、杨回国。

经多方考虑，中国政府委派时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张文裕教授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李、杨的授奖典礼。之所以委派张文裕前去，主要是考虑到张文裕本身就是著名物理学家，西南联大时期张文裕曾是李、杨二人的老师。张文裕旅美期间，与李、杨之间也一直保持联系――李、杨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获诺贝尔奖的科学论文的预印本就是张文裕在1956年10月份回国时带回来的。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张文裕这位李、杨的老师，说服二人回国工作。据张文裕回忆：“国内给他打电报，让他去瑞典，一方面祝贺李、杨获奖，同时争取他们回国工作。”

据张文裕回忆，在瑞典期间，“尽管授奖活动的日程安排很紧张，李政道和杨振宁还是抽时间到旅馆里看望了他，并且邀请他参加授奖典礼和瑞典皇家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当然，张文裕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向杨振宁和李政道转达了周总理的意思，希望他们能回到国内工作，他们听了很感动，两人都表示很感谢国内的关心。他们说，我们还年轻，争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此外，张文裕还谈到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请他为杨振宁捎信之事：“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曾让我给杨振宁带信，信写得很长，叫杨振宁回国。”

不过，那时的李、杨二人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加之1957年“反右”运动的消极影响，因此婉拒了国内方面的盛情邀请。

　　 新中国科学界立志“赛因顶峰会李杨”

　　 总的来说，新中国政府对李、杨的科学成就及其获诺奖，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给予了强力的宣传推介，进一步提升了李、杨的知名度。据物理学家何祚庥院士回忆，“一些青年学子，纷纷立志要向李政道、杨振宁学习，有的立志要向粒子物理进军，立志向科学进军，立志要‘赛因顶峰会李杨’。”

“赛因顶峰会李杨”是什么意思，又从何而来？2016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120周年校庆期间，何祚庥先生回访母校，参加庆典，笔者有幸就此相关问题访谈了何祚庥先生。据何先生介绍，当时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的年轻人对李、杨非常崇拜，物理学家朱洪元先生带的一个实习研究员叫刘治平，他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为“赛因顶峰会李杨”，“赛因”为SCIENCE（科学）的谐音。这句诗大气而响亮，口口相传，在当时非常有名。

在诺贝尔奖的巨大冲击下，李、杨及其科学理论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在中国产生持续的影响：首先是在大众层面，提振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向科学进军”的热情；其次是科学领域，这种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1960年代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取得长足发展，与此影响密切相关；再次是思想领域，宇称不守恒理论与自然观、物质观、真理观等哲学问题联系密切，因此在思想界引发讨论。

首先来看李、杨获诺贝尔奖在新中国科学界的影响。宇称守恒问题，属于高能（粒子）物理学的研究范畴。新中国成立前后，伴随着王淦昌、张文裕等一批海外物理学家的回国，中国高能（粒子）物理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阵营于1956年成立的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中国科学家王淦昌（“两弹一星”元勋）在这个研究所做出了重大的科学发现――1959年3月，王淦昌通过实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从上述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国内高能物理的发展能够与李、杨获诺贝尔奖这一重大事件形成互动，从而刺激国内科学界尤其是物理学界攀登科学高峰的热情。1959年底，王竹溪等8位知名物理学家发表了《十年来的中国物理学》一文，文章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做了详细的回顾总结，认为，“解放以后，理论物理的研究得到了新的发展。十年来工作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基本粒子理论、原子核理论、固体理论及统计物理几方面……”可见，粒子物理被认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新的发展”的重要研究方向。

1964年1月，物理学家朱洪元又发表《近年来基本粒子物理理论研究的发展》一文，文章认为，“自从1960年以来, 我国基本粒子理论研究工作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有显著的增加，研究工作的领域也较前宽广。在这三年半内，我国基本粒子理论工作者在国内外主要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总数约70余篇，较从1949年到1959年建国初十年内所发表的论文总数多一倍。”从朱洪元的这一描述可以看出，在“文革”之前，中国粒子物理学的确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至少在粒子物理论文的发表数量上，1960年代前三年半的发表总数，“较从1949年到1959年建国初十年内所发表的论文总数多一倍”。中国粒子物理学的蓬勃发展，当然是中国科学家努力的结果，但无疑也受益于李、杨获诺贝尔奖带来的正向激励。

　　 科学理论与科学家的哲学探讨

　　 如果说李、杨获诺贝尔奖在新中国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尚在情理与意料之中，那么，他们在思想文化甚至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则显得出人意料。宇称不守恒理论探讨的是微观世界的物质组成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因此，当这一理论传入中国后，便与哲学问题联系在了一起。非常有意思的是，最先探讨宇称不守恒理论之哲学意义的，是科学工作者而非哲学工作者。

比如，1958年，程开甲（“两弹一星”元勋、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就在《量子力学中的哲学问题》一文中写道：“简单的牛顿式的粒子在抽象的时间空间的描述不能再适用了。就是最近的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也是有力地指出，实在的时空必须是物质的时空。抽象的时空是宇称守恒的, 而我们实在的时空中宇称不守恒的, 因此时空必然是一个物质的实体的形式。”

再比如，1960年，朱洪元等4位知名科学家在《现代基本粒子理论的新发展以及其中存在的一些哲学问题》一文中认为，李、杨之科学成就“大大地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的统一性，以及物质性质的不可穷尽性的学说。”“不仅进一步证实了大家所熟知的物质和运动不灭定律的那些实验基础, 而且它还提供了新的证据，丰富和发展了物质不灭和运动不灭的思想。”

总之，那一时期的科学工作者撰写了大量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理论哲学意义的文章，以当时非常著名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为例，该杂志在1960年夏停刊前，几乎每期都刊登有科学家谈哲学问题的文章――当然他们在文章中大都引用到宇称不守恒理论，这构成了当时新中国科学界、思想界的一大奇特现象。究其原因，这是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的。

在那个特殊年代，宇称不守恒理论是中国人（李、杨分别于1962、1964正式加入美国籍）做出的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科学成果，新中国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在当时特殊的国情下，也引发国内科学家基于李、杨理论进行了大量哲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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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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