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笑捐赠事件: 如何消除所有施舍的污点？

　　 2016 年11月25日，一篇题为 《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这位署名叫做“罗尔”的作者是一位患白血病的5岁女儿的父亲。很快，此文阅读量过10万，赞赏金触及5万元上限，与此事件相关的一篇由P2P观察微信公众号发表的文章《耶稣，请别让我做你的敌人》，也被分享转发超过54万次。

网络传播激发极大捐助热潮的同时，一些关于罗尔和他的朋友（小铜人公司创始人）“套路营销”和过度炒作的质疑也纷至沓来。包括“罗尔有三套房”、根本就不缺钱的声音也开始在朋友圈出现。

事后，根据当事人罗尔的个人统计，5天时间里他共收到赞赏金和小铜人企业捐助共计267万余元。

罗一笑捐助事件随即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争议。最终，12月3日，在腾讯微信团队的介入之后，除50万元的企业赞助外（来自罗尔的个人朋友小铜人公司创始人），其余的260多万元将悉数退还给原先的每一个网络赞赏者。

　　 （罗尔的5岁女儿罗一笑，今年9月发现患白血病住院治疗）

罗一笑捐款事件暂告一段落，但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还刚刚开始：互联网时代，从一个个陌生的捐助者，到那些同样陌生的被捐助者，我们该如何利用这一平台做慈善？如何真正像慈善企业家卡耐基所说的那样，通过有效的组织方式，“消除所有施舍的污点？”

从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到今天的罗一笑事件，互联网慈善作为一种新的运作方式，人们在尝试全新的公益慈善方法时，往往容易忽略这一新的媒介带来的外部环境的变化。

以罗一笑捐助事件为例，本来作者个人发别的微信公众号文章的“赞赏金”和慈善捐助是两码事，作为当事人，罗尔本来应该通过专业的慈善基金会来申请筹款，主观上存在“打擦边球”的故意；其次，通过捆绑朋友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做慈善营销（即网贷平台小铜人公号“P2P观察”，每转发一次，小铜人公司即向罗尔定向捐赠1元，保底捐赠两万元，上限五十万元），更是错上加错，后来被网友指责为“拿女儿的性命做营销”。

　　 （涉及慈善营销的企业P2P观察企业微信公众号，正如钢铁大王慈善家卡耐基所说，企业如果一味追逐潮流或者经营声誉，就很难“消除所有施舍的污点”。）

从情感上来看，罗尔作为一个父亲舔犊情深，似乎可以理解，在国内民间慈善组织先天不足的情况下，一个四处告急的父亲“打一打擦边球”似乎无甚大碍，当当事人忽略了这一点：对于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而言，虽然换了新媒介这样的“新皮肤”，但对声誉和注意力的渴求比传统媒体还要更为迫切。

本来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声誉和注意力的供给都极其稀缺，而在互联网敞视的、透明化的虚拟世界里，声誉和注意力更是易碎品，稍有不慎，草根们的力量汇聚成河流大川，既能载舟，也能覆舟。要知道，从网友口碑到公司声誉这些最易碎的宝贵资产，恰恰正是从每一个个体声誉到互联网公司们新商业模式基石的命门所在。

在传播和沟通成本越来越低的“裸露化”媒介环境下，无论是个人 企业，真诚度是网友最受关注的焦点。如果基于互联网这一全新平台之上的慈善和公益行为不是专业化、有组织、高透明度的做法，而只是个人或者某些企业经理人笔下的营销成本和收益之比，那么，在同样汹涌的网友民意面前，它们往往很难逃过放大镜式的审视和批判。

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发生的王石“捐款门”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时万科公司捐出的200万和万科内部员工捐款的10元上限，本来都是公司的内部制度，但一旦用于外部“营销”，立刻激发了网友的不解和质疑，在房价高涨的潜在背景下，捐款门甚至演变成房奴们对万科为代表的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一场舆论声讨。企业家信仰被物化的危机陡然显现了出来。

比较中外不同的慈善制度差异，不难看出，缺乏社会化的、有组织的、专业化的民间慈善机构，正是国内民间公益慈善行业遇到的最大困境。

如果我们把慈善机构也视为像企业那样同样是一种“社会器官”的话，那么，构建互联网这一平台之上的慈善行为，同样面临专业化、有组织和社会化的种种考验。

　　 （网友搜出的当事人罗尔的相关资料）

发起人的身份谁来调查？事实谁去核实？网络募集来的善款如何合理使用和监督？这样的专业性当然不能寄希望于每一个普通网民，除了网络平台组织之外（如此次事件中的腾讯微信平台），更需要倚重更加专业化运作的专门机构来执行。

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时空差别的同时，也使得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被集体地、共同地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用传媒学者麦克卢汉的话来说；“在这个世界里，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在电视、喷气飞机和电脑的作用下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同步的、‘瞬息传播’的世界，一个完全重新部落化的深度卷入的世界。此间的一切东西都像电力场中的东西一样互相共鸣在这个世界中。”

网络上的爱心接力就像是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在互联网组成的不同部落里，普遍的移情作用会超越身份、性别、角色、阶层和个人差异，使得某些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强。就像有人所说的：“让我不安的，不是在互联网上用Google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的容易性，而是那种随时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心态的方便性。”

　　 （事件核心人物罗尔）

正像麦克卢汉所形容的那样，“电子媒介造成的重新部落化，正在使这颗行星变成一个环球村落。”互联网特有的瞬时传播和深度卷入，很快在网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场效应：爱心的洪流跨越了地域、身份和种族，汇聚成浩浩荡荡的河流，每一个人如同置身一个巨大共鸣箱中，无不为之动容，进而转化为行善的冲动。

在人人参与的网络分享年代，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慈善家。但是，正如著名慈善家卡耐基所说的那样，人们只有按照“科学的慈善方式”来分配财富，而非追逐潮流或者经营声誉，才能真正“消除所有施舍的污点”。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另一位慈善企业家约瑟夫·朗特瑞（Joseph Rowntree）说得更加到位。这位巧克力大亨晚年最初也是以比较传统的方式经营慈善事业，把金钱慷慨地捐赠在他看来值得帮助的事业和个别需要帮助的人身上。但他慢慢地发现，“如果资金和情感上的施舍取代了正义，所施的恩慧带给人们的伤害就会大于益处。”约瑟夫进一步发展了卡耐基的捐赠哲学，这一哲学坚信：紧紧抓住财富是一种罪，而不善分配带来不良后果同样是罪。

他发现，大量的财富带给人们的祸患多于祝福。他写道：“我知道它多么容易让人养成骄逸的习性――不是增加真正的财富，也不是使生命更加丰盛，而是增加负担。这些不良习性带给人们的伤害之一就是：在富人和他们周围的人之间增加隔阂。它减少了人们之间需要维持的极为重要的兄弟般的情感。”

罗尔后来在他的道歉信说：他承认自己“被钱砸晕了头”。我们相信，这位父亲的悔过，就像他对女儿的爱一样真诚，也希望他通过向更加专业化的社会慈善组织求助（包括类似的腾讯基金），来缓解家庭成员患病导致的财政困难，元祝愿笑笑小朋友早日康复。